四 “贱避贵”法规

实际上，在帝制时代，不仅是皇帝，社会上层不同等级的权力者都对公有道路有占有的欲望。在交通实践中，这种占有权的制度化，有维护“贱避贵”原则的法规予以强力保障。

宋王朝曾经正式规定将“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交通法规条文公布于交通要害之处，以便全面推行。《宋史》卷二七六《孔承恭传》记载：“承恭少疏纵，及长能折节自励。尝上疏请令州县长吏询访耆老，求知民间疾苦，吏治得失。及举令文：‘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请诏京兆并诸州于要害处设木牌刻其字，违者论如律。上皆为行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的记录，孔承宗建议公布的“令文”，正是《仪制令》：“承恭又言：《仪制令》有云‘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望令两京诸道各于要害处设木刻其字，违者论如律，庶可兴礼让而厚风俗。甲申诏行其言。”所谓“违者论如律”，体现这一规定的法律效力。

看来，《宋史》所谓“举令文”，未可理解为孔承宗始制《仪制令》。他建议的，应当只是在交通要害地方公布这一法令。

《山西通志》卷五八《古迹一·襄垣县》“义令石”条写道：“县郝村之北，道隘，有义令立石，大书‘轻避重，少避老，贱避贵，来避去’四言，今存。”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记录这一法令的实物，有陕西略阳灵隐寺宋代《仪制令》石碑。碑高0.6米，宽0.4米，中刻“仪制令”三字，其下刻“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款识“淳熙辛丑邑令王立石”。这应当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公布交通法规的文物遗存了。^[25]陕西略阳《仪制令》石碑年代为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福建松溪也发现《仪制令》石碑，年代为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一件发现于渭田镇竹贤村，高1.5米，宽0.6米。碑文楷书：“松溪县永里廿一都地名东领村，东至本县七十里，西至浦城界二五里。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开禧元年八月一日羲役长陈俊、功郎县尉林高立。”另一件发现于旧县乡河边码头，碑高1.34米，宽0.54米，厚0.15米。碑文五行，中刻“松溪县皈伏里十三都，地名故县”，两边刻：“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东趣马大仙殿五里，西趣麻布岭后五里”，落款是“开禧元年四月望日，保正魏安迪、功郎县尉林高立”。^[26]“邑令”和“县尉”立碑，可知是政府行为。虽然福建发现的《仪制令》石碑包括指示里程方向的内容，但是宣传的主题依然是“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贱避贵”，是首要的要求。

《仪制令》其中所谓“贱避贵”，强调卑贱者应当避让尊贵者，通过公共交通条件的使用权利的差别，鲜明地体现了古代交通管理的等级制度。

也有人以为，《仪制令》是孔承恭建议制定的。宋人江少虞撰《事实类苑》卷二一“牓刻仪制令四条”，其一据《杨文公谈苑》说：“孔弧次恭为大理正。太平兴国中，上言《仪制令》云：‘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望令两京诸州于要害处刻牓以揭之，所以兴礼让而厚风俗。诏从之，令于通衢四刻牓记，今多有焉。”其二又据《玉壶清话》：“孔承恭上言《仪制令》四条件，乞置木牌，立于邮堠。”又记录了宋太宗与孔承恭就《仪制令》内容的对话：“一日，太宗问承恭曰：‘《令》文中贵贱、少长、轻重，各自相避并记，何必又云去避来？此义安在？’承恭曰：‘此必恭戒于去来者，至相回避耳。’上曰：‘不然。借使去来相避，止是憧憧，于通衢之人密如交蚁，焉能一一必相避哉？但恐设律者别有他意。’其精悉若是。”从宋太宗时代有关交通法规的御前讨论看，事实当如《玉壶清话》所说，孔承恭其实并不是《仪制令》的“设律者”。

通过法律文献记录可以知道，实际上，早在唐代，这样的制度已经明确见于“令文”。

《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违令式”规定“诸违令者笞五十……”，注文：“谓令有禁制而律无罪名者。”【疏】议曰：“‘令有禁制’，谓《仪制令》‘行路，贱避贵，去避来’之类。”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指出：“按此令已佚，《大唐开元礼》卷三《序例杂制》载有类似之内容，疑即令文。文云：‘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27]

“贱避贵”的交通规则，其实有十分久远的渊源。人们熟知的“将相和”的故事中，有蔺相如行路避让廉颇的情节。《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这一故事，有人称之为“廉蔺门易轨”。^[28]这样的表现，与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的地位不相符合，所以身边舍人自羞请辞。^[29]按照常规，原本应当廉颇避让蔺相如。这样的制度甚至表现在水路交通活动中。《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写道：“（虞）翻尝乘船行，与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驱曰：‘避将军船！’翻厉声曰：‘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芳阖户不应而遽避之。”看来，“先驱”呼“避将军船”是当时礼俗制度，应当类似前说王荆公、陈秀公故事所谓“舟中喝道”。虞翻坚意不自避，而最终迫使麋芳“遽避之”，是因为傲然蔑视对方人格，而麋芳亦内心羞愧的缘故。和蔺相如“引车避匿”同样，这是一种反常规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