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行李自大，道路相高

对公共交通条件的占有，也表现在贵族将相高官出行时“清道”成为常规。权贵官僚出行时为了提高“止人清道”的效率，往往采用以声响威慑的方式。《古今注》卷上写道：“两汉京兆河南尹及执金吾司隶校尉，皆使人导引传呼，使行者止，坐者起。”这种“传呼”，唐代又通常称作“喝道”。

《旧唐书》卷一六五《温造传》记载，御史中丞温造“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其随从予以笞辱。他在路遇中书舍人李虞仲时，又曾经强行牵走李虞仲乘车的“引马”。与知制诰崔咸相逢，竟然“捉其从人”。之所以在道路行走时就避与不避“暴犯益甚”，就是因为温造自以为权势高大，“恣行胸臆，曾无畏忌”。于是有大臣上奏：“臣闻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拟之嫌。”以为如果不予纠正，则损害了古来制度。唐文宗于是宣布勅令：“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并列通班，合知名分，如闻喧竞，亦已再三，既招人言，甚损朝体。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后而行，道途即只揖而过，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后，少相辟避，勿言冲突。又闻近日已来，应合导从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过。自今后传呼，前后不得过三百歩。”这是皇帝亲自就交通规则发表权威性具体指示的罕见的史例。官僚“笼街喝道”，“街衢之中，行李太过”，迫使皇帝干预，可见这种现象对社会的危害已经相当严重了。“行李自大”，“道路相高”，形成了官场风气。从唐文宗指令“自今后传呼，前后不得过三百歩”，可以推知以往高官出行道路占有，到了何等程度。所谓“行李太过”，是说随从车骑队列规模过大。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二“行李”条写道：“唐时谓官府导从之人亦曰‘行李’。”所举例证，就是温造故事。“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山堂肆考》卷六二写作“中丞呵止不过半坊”。

韩愈《饮城南道边古墓上逢中丞过赠礼部卫员外少室张道士》诗：“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倾春酒三五杯。为逢桃树相料理，不觉中丞喝道来。”说到赏春时遭遇“喝道”的情形。王伯大注：“中丞，谓裴度也。”^[20]《说郛》卷七六李商隐《义山杂纂》“杀风景”条所列凡十二种情景，第一种就是“花间喝道”。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五“花憎嫉”条所列十四项，包括“花径喝道”。宋人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西清诗话》云：《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上晒裈、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王荆公元丰末居金陵，蒋大漕之奇夜谒公于蒋山，驺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语作诗戏之云：‘扶襄南陌望长楸，灯火如星满地流。但怪传呼杀风景，岂知禅客夜相投。’自此‘杀风景’之语，颇著于世。”明人徐《徐氏笔精》卷三“杀风景”条：“松间喝道，甚杀风景。严维《游云门寺》云：‘深木鸣驺驭，晴山耀武贲，实不雅也。’蔡襄云：‘欲望乔松却飞盖，为听山鸟歇鸣驺。’庶几免俗。”无论是“花间喝道”“花径喝道”，还是“松下喝道”“松间喝道”，都是对文人雅趣的粗暴干扰。明人王廷陈《梦泽集》写道，有人游衍别墅，“闻唱驺声，惊曰：‘何物俗吏喝道入吾林！’”也体现了同样的愤懑。而通常“喝道”这种对“公行之所”的“私侵”，社会危害显然远远比“杀风景”更为严重。

在官场日常生活中，“出从笼街驭，时观避路人”，^[21]是极平常的感觉。然而“路巷街”这种“公行之所”，并非一般的生存空间，对于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信息沟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公共交通条件的霸占，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罪恶。这种现象，形成渊源久远的社会公害。

对于以“笼街”“喝道”宣示威权是否特别看重，在权力阶层中，其实也是因人各异的。宋人周紫芝诗句“何处笼街引斾旌，老翁高卧听鸡声”，^[22]“可笑只今春梦里，五更欹枕听笼街”，^[23]“客至未妨频叩户，人生何必要笼街”，^[24]表露了对“笼街”这种作威作福形式的不满。

我们又看到，同样是从宰相职位上退下来的王安石和陈升之，对于炫耀声威的交通条件占有方式，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宋人王铚《默记》卷中写道：“陈秀公罢相，以镇江军节度使判扬州。其先茔在润州，而镇江即本镇也。每岁十月旦、寒食，诏许两往镇江展省。两州送迎，旌旗舳舰，官吏锦绣相属乎道，今古一时之盛也。是时王荆公居蒋山，骑驴出入。会荆公病愈，秀公请于朝许带人从往省荆公，诏许之。舟楫衔尾，蔽江而下，街告而于舟中喝道不绝，人皆叹之。荆公闻其来，以二肩鼠尾轿迎于江上。秀公鼓旗舰舳正喝道，荆公忽于芦苇间驻车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船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见。秀公大惭。其归也，令罢舟中喝道。”

以“笼街”“喝道”等形式表现的侵夺“公行之所”的恶劣情形，在帝制时代的后期似乎已经逐渐有所收敛。清人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一一记述当时的制度：“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舆，舆前藤棍双引喝道。四品自佥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舆，单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来’，以便行人回避。明代阁臣入直，呵殿至闻禁中。今则棋盘街左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无回避者矣。今京官四品如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佥都御史，骑马则许开棍喝道，肩舆则否。”“凡巡抚入京陛见，多乘二人肩舆，亦不开棍喝引。”不过，如果说中国社会表现在相关交通制度方面的进步确实有所表现，这种演进的速度也显得过于缓慢，这种演进的历程也显得过于漫长。甚至直到今天，社会生活现实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现代“俗吏”对“行李自大”和“道路相高”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