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互动与博弈：中朝韩三角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朝韩三角关系的构建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韩建交。之前，三个国家先分属于不同的冷战对抗阵营：中国和朝鲜所属的社会主义阵营与韩国所属的资本主义阵营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的格局被打破，但中朝之间继续保持着良好的传统友谊。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韩建交，这使得中朝韩三国进入了真正意义上具有地区性质的三角关系时代。简要回顾三者关系如下。

第一，中朝传统友谊、中朝同韩国的敌对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及地缘政治的因素，中朝在朝鲜战争之后就形成了传统的友谊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同朝鲜不仅社会制度相同，而且还具有‘鲜血凝成’的特殊关系。中国与苏联、朝鲜建立了军事同盟，以此与当时在东北亚地区韩国、日本、美国结成的军事同盟相对抗。”^[13]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标志着两国友好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整个冷战时期，不同的阵营严重对立，中韩之间除了偶尔的文化体育交流之外，政治层面严重对立。朝韩两国自建立后就一直处于激烈对峙的状态，最严重的事态就是将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最终各方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作为结束。自此之后，中朝与韩国之间的关系便一直是紧张的敌对关系。

第二，中韩建交与三角关系的形成。由于冷战后国际局势与地区形势发生变化，中韩两国认识到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开始逐步接近，第一步便是中韩建交。卢泰愚政府时期，韩国制定了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北方政策”。改善对华关系“旨在积极地适应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将外交对象扩大到全世界，改善主导建立朝鲜半岛南北新关系的国际环境；以韩美同盟为基础，推动大国对朝鲜半岛南北的交叉承认，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改善南北关系，结束东北亚的冷战体制；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和与朝鲜的密切关系，促使朝鲜对外开放，实现‘北方外交’的战略构想。”^[14]韩国积极发展与中国关系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制约朝鲜的危险举动。“韩国认为，中国作为朝鲜的传统盟友，与中国建交和发展关系，将使中国在半岛南、北关系中居于一个平衡的位置上。韩国希望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15]“中韩建交实质性打击了中朝关系，大大伤害了两国间情绪上的连带感。中朝贸易总额自1993年的9亿美元也大幅下降到1998年的4.1亿美元。”^[16]

第三，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中韩建交2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从一般情况看，中国的对外关系密切程度以‘合作关系’‘伙伴关系’‘友好条约’‘传统友好关系’为序递升。”^[17]而中韩已经从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至最高级别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每5年就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为中韩关系稳固而健康发展奠定了一个牢固的政治基石。”^[18]韩国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解释为由经济合作向外交、安全等领域扩展，并使两国合作领域的范围由两国扩展至东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两国权衡各方面因素综合选择的结果。“‘战略合作’为中韩未来关系向更加成熟方向发展提供了规范标准，但如果两国没有相互信赖、全面合作、求同存异的意愿，形式上缔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无济于事，并且不能维持长久。”^[19]

从三角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是必然的。因为在初始的三角关系中，韩国处于最不利的地位。^[20]作为“稳定婚姻”关系之外的（三角关系）参加国的韩国，它的地位类似靠边站游戏中的“第三者”，是最不利的。因为它遭到排斥，不能与另外两方中的任何一方建立和睦关系，从而必须对付两个具有敌意的国家。处于这一地位的韩国必须要有较强的经济自足能力和巨大的军备投资，才可抗衡另外两家的联合军事威慑，处于这种地位的韩国的合理战略选择是借助域外因素，比如与美国结盟。在三角关系中，作为“第三者”的一方为了维持战略平衡，必须承担比其他两方更为沉重的军事负担；还要避免不必要地激怒另外两方，因为二比一的力量对比是可怕的；同时，这个“第三者”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去讨好和引诱“稳定婚姻”关系中那个易受诱惑的国家，从而破坏与自己对立的联合体，开辟门径去建立新的、较为有利的关系格局。^[21]

而此时的中国，作为“稳定婚姻”关系中的主要伙伴，在力量对比方面比作为“第三者”的韩国的地位更加有利，获益也更多。处于这种地位的中国必须完成两项不同的却又相互依赖的任务：使伙伴保持忠诚，但又要与对手维持一种敌意不深的关系。强化与共同对手间的紧张关系，给联盟以存在的理由，也可能增强伙伴的忠诚。同对手达成某种妥协，是符合“稳定婚姻”关系中主要伙伴的长远利益的——如果这样做不至于与伙伴发生不和的话——它可以借此把现有格局变为“浪漫三角”关系，并充当主轴角色。在“浪漫三角”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一个大国所能得到的最有利的位置，它可以同其他两国都友好相处而不与任何一方为敌，从而获得最大程度的好处而只需付出最小的费用。然而，次要的伙伴则可能以加剧同对手的紧张来横加阻挠。不论怎样，主轴国需要处理极其微妙的关系并具备维持平衡的本领，而这是很难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韩开始尝试相互接近，并最终建立了外交关系。此时的韩国由“稳定婚姻”式关系中作为参加国的第三者开始向主要伙伴的角色转变。而中国则由“稳定婚姻”式关系中的主要伙伴向“浪漫三角”式的主轴角色变化。尽管此时中朝仍保持了一种传统的友好关系，但是中韩的接近与外交关系的建立使得三角关系初步形成，作为“稳定婚姻”式关系中主要伙伴朝鲜的地位相对下降，中韩接近对朝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中国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即如何让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朝鲜，能够逐步理解和接受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22]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韩两国在此过程中都获得了收益。韩国降低了为应对威胁而承担的高昂的军费负担，与中国关系的缓和使得韩国不仅安全上的压力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两国稳定的双边关系更有利于半岛地区局势的趋缓。在此过程中，中国与韩国密切的经济往来使中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与韩国关系的改善有助于缓解韩美同盟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则是这一种相互收益关系的精进。

但是应该注意到，在中朝韩三国所形成的三角关系之中，由于中朝之间传统友谊关系的存在，可以说三角关系中的两方之间已经产生了固有的友好关系，而韩国试图与中国接近并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想使韩国能够在三角关系中获得和朝鲜平等的地位，即发展成一种作为主要伙伴的“浪漫三角”式关系。因为朝韩关系的紧张对立状态时刻存在，而中韩之间有保持地区稳定的共同的战略需求，因此韩国与中国发展关系可以抵消来自朝鲜的一部分威胁，甚至孤立朝鲜。但是，由于三角关系中中朝传统友好关系的存在，中韩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受到朝鲜因素的影响，韩国战略利益的实现面临困境。当朝韩关系缓和时，中韩伙伴关系发展比较顺利，但是当朝韩关系紧张时，朝鲜因素对中韩发展关系的影响就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