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展现百年历史画卷 揭示西藏社会规律
孙勇
近十几年来，区内外学术界、理论界和史学界，在研究西藏历史的过程中，越来越注意到西藏历史近代和现代部分研究的重要性，有不少专家学者的著述陆续出版，其中一些专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史学界，将这一百多年历史的研究简称为近现代史研究。对一百多年时间跨度的事件和过程进行研究，纷繁复杂，一般是设定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进行专门叙述，在已有的百年历史著述中，一些研究者偏重于近代，一些研究者偏重于现代，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一百多年来西藏的史实，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给人以启迪。我们这项研究，则把近代现代结合起来，上溯到英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尤其是西藏的时间段，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时代，采取跨通的方法，对这一百多年来的西藏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我们之所以把近现代史综合地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就是把这百年来的历史放在一个宽阔的视野中，把许许多多单个的史实联系起来，对西藏近代、现代历史的内在规律性进行探讨。如马克思哲学思想中有关方法论性质的阐述那样，辩证唯物主义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的一个分水岭，就是观察世界和历史，要懂得什么是普遍的联系。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一把钥匙。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恶劣学风，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藏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在深刻的历史原因背后，有着人们常说的规律性。讲述史实，研究规律，可揭示中国和中国西藏为何走到今天，又将向什么样的明天迈进等一系列属于历史趋势性的内涵。因此，《西藏百年史研究》不是一个单线条的仅就一个主题而进行的研究。诚如在课题立项后不久的内部研讨中，我作为课题的主要设计人员强调的那样，这百多年来西藏的近现代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西藏百年史研究》所研究和展现的，就是这部历史画卷连续性的整幅图画。如同历史学家钱穆说的那样：“须能把全部历史在大心胸大智慧下融通一体，见其大又能见其通。”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发展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方法，将其引入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的探讨中，并持续地对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进行研究，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即“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3]。这个发现促进了19世纪哲学的变革，扩展到很多的研究领域中，又促进了辩证逻辑方法的发展。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方法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指导原则，但在进行具体历史研究过程中，作为有具体操作意义的方法，对我们分析材料、叙述历史事实也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是对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科学研究、科学成果的表述也是概念的形成、运动的过程，同样，历史研究也要在读懂原始材料、确定历史事实、根据事实的外部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通过概念的运用，揭示各个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及事物的发展。可以说，人们的各种研究活动只要追求其科学性，就有某种共同法则。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4]在西藏百年史研究中，有两条我们是坚持了的。一条是历史的整个过程，包括前因后果，也就是在史实的讲述中，要用还原法还原这段历史，而这个还原又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宽视野的；另一条是抓住了史论的论，揭示事实之间的联系及事物的发展，较之于过去多数的近代史、现代史研究只叙不论或叙多论少，乃至泛泛而论有很大不同。
从课题的整体性看，我们在设计时就已考虑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因而整个课题不是一个单项的课题，而是复合型或组合型课题。
一是将口述纳入“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之中，并且作为一个重要部分予以安排。口述史作为史学的一门学科在当代的兴起，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是21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这个趋势符合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口述历史就是用人们自觉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人们自己。口述史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群众从内心审视现在、建构将来。在近些年国内外的历史研究中，史学界都将口述史作为史学家们研究相隔不远年代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经过编撰口述史，反映史学家的思想观点，反映他们想揭示的历史为何走到今天的一些基本依据。口述史的亲历性、对年代的贴近性以及口述者之间的相互印证补充，都可以使今人或后人得到更充分、更丰富、更直观的感受乃至某种启示。
对西藏近现代史所做的工作中，区内也有部门对口述史的材料有过关注，十分注意收集当事人、亲历者的口述，但有意识地将口述史纳入复合型的史学研究课题中，是从我们这个课题开始的。我们课题的口述史，涉及面广，既有民主人士，也有中共党员；既有高层干部，也有基层群众，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对那些可以证明这百年西藏历史关键事件的见证人、亲历者，我们都尽可能地予以采访、记录。这项工作是非常繁杂的，然而也是很有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亲历者相继谢世（包括已列入采访名单还未来得及采访的），令人十分惋惜，使得这项工作成为“抢救性”的工程。我们的课题组成员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也有不小的收获。先期整理出来并且编辑出版的部分口述史，就是其体现。在这个基础上，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要继续做好口述史的工作，尽可能地补充相关史实。《西藏百年史研究》之“口述史”工作一般依照这样的原则：收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
二是我们做的另一件重要工作，即对近现代史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对此我们是专门考虑的。区内外史学界、理论界，从清末到民国初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西藏百多年历史所形成的论文、资料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大有见地者，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从中受益匪浅。如：在牙含章的著述中多有针对百年以来一直是热点的问题如达赖、活佛、庄园经济等的论述；还有杨公素、陈谦平等先生著作中对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等问题的叙述；王尧、张云、周伟洲、杜永彬、冯智等就近现代史某一专题所作的论文；还有卢秀璋等学者对西姆拉会议以及非法麦克马洪线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一些藏族学者，如恰白·次旦平措、东噶·洛桑赤列、喜饶尼玛等人，在对西藏近现代史研究中专门对政教合一制度、封建农奴制为什么会延续到20世纪中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有很多论文可以说不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些中青年学者，更是在方法创新和方法论的使用上，呈现出近代和现代史学研究中能在前沿课题上取得突破的学术方法，对这些文献进行筛选、编辑，使之成为本课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使读者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同时对我们做好《西藏百年史研究》的编撰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文献的选编并不是一项简单工作，在历史研究中，学科资料是历史研究本身不可或缺的支撑点，《西藏百年史研究》的文献选编，必然也要把对西藏近现代研究源流演变的归纳，作为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编撰是一个基础性课题，我们课题组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几十年来区内外对西藏近现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与方法，进行考察，弄清轮廓，编纂成册，丰富这方面的知识和理论，推进西藏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
三是在这个复合型或组合型课题中，《西藏百年史研究》所采用的新的方法、体现的新的方法论，皆力图在学术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在不少专家学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要做到有所突破，有着很大困难，然而绝非不可能。在前人的研究中，由于条件所限等原因，平面式和单线条的研究多，以至于对这百年西藏历史的研究通常只围绕着某个主线进行叙述。这样做的好处是清晰、明确、容易展开，而局限是比较单一，不能综合反映历史的全貌，也难以揭示深层次的规律性。对此，当今世界史学界所展示的学术研究趋势，给我们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一方面是百科全书式研究，这种研究具有分类清晰、条块清楚、纲目明确、对单个问题深入细致且规范等特点。在一些国家的史学界采取这种方法，对某一历史阶段进行研究后，不仅仅使专家学者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整体、综合、规范的历史阶段的概念，而且普及到学校教学、培养人才、从事思想库建设，乃至于对国家战略研究和决策研究都起到了能够按纲索目等方面的便捷作用。在百科全书式方法的影响下，很多国家史学界对近现代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确实产生了思想库的作用。如果我们能看到这种趋势，却不去掌握这种方法，不考虑运用于西藏的史学和史志方面的研究，想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史学界在研究工作上将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而，在西藏百年史研究中，要充分借鉴百科全书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可以说，在采用这种方法后，我们对百多年来西藏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内因外因起到什么样的综合作用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有了更清晰的思路，我们对这百年史当中为什么封建农奴制能够在西藏延续到20世纪中叶进行揭示，能够对政教合一制走到尽头的历史现象进行揭示，能够对西藏为什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揭示，在这些基础上，对西藏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的必然性也能得到充分揭示。例如，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审时度势，在外有帝国主义一直干扰破坏、内有分裂势力不断兴风作浪的情况下，能够处理好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使我们始终居于完全主动的地位等史实的研究，也能够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人民执政，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内在规律性。
另一方面是总体史研究。总体史研究，也是国际史学界带有趋势性的研究方法，已经形成了近代史学的模式。这种模式，也为西藏自治区史学界所掌握。我们课题组在开始设计大纲时，就强调以波澜壮阔的画卷整体展现百多年来西藏的历史事实，由此决定了西藏百年史研究应该是总体史研究。总体史研究有一个轮廓或框架，其逻辑强调不同领域的关联，它不是对历史做事无巨细的叙述，而是择其最主要的领域，本质性领域，以及凡是可以找到的与之有联系的领域，进行叙述和研究，提出主论和佐论。和百科全书式研究类似，总体史的研究有纲目的框架，也有综述和分述，有所不同的是总体史研究首先是动态的，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总体性，使我们从学术研究角度揭示世界、全国与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趋势之间的联系，体现出一种众多的、活生生的、实在的现象之总和，同时也要求在研究中能够把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研究课题当作结构完整的对象进行把握，也就是说，在西藏百年史研究中有大的整体，其下还有小的实体，各个整体最终构成课题的框架，即要把西藏百年史看成多要素相互联系、影响、多层次的统一体。这种方法的运用，形成了西藏百年史研究与其他西藏近现代史研究的较大的区别。
实际上，可借鉴的方法和方法论的实际例子很多，如马克斯·韦伯、汤因比、池田大作的一些代表作，往往就是总体史的写法，能给予我们很多方法乃至具体叙述上的借鉴。例如，汤因比对历史研究有其独到的眼光，并且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突破。他的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史学的趋势，即从传统的叙述性历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我们注意并借鉴这个方法，意味着西藏百年史研究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对各个具体材料、具体事件的叙述在综合之后要提出一些带“论理或理论”的东西。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要本质地表述西藏一百多年时段中各个史实不同的概念与其之间的联系，需要辩证逻辑中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方法，即根据这些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演化的程度，使它们互相有机地联系起来。例如“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三大领主”“庄园经济”“刀耕火种”“自然经济”“残酷压榨”“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人口锐减”“寿命短促”“要求解放”等；又如“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国土沦丧”“半殖民地半封建”“西藏独立”“反对分裂”“维护主权”“维护统一”“中央德政”“人心内向”“爱国主义传统”等；还有“宗教地位”“寺庙特权”“母子层级分布”“僧人内部分化”“西藏内部不和”“藏传佛教派系斗争”“黑暗宗法统治”“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等。这些看似千头万绪的事物和通过名词反映的概念，它们之间有哪些内在的联系，是本课题需要提出和解决的。《西藏百年史研究》将这些概念从单一向纷繁的演变、从一般到特别的形成、从平面到立体的发展等运动的实质揭示出来，而不是仅仅依照这些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外部特征，无关联地排列起来。在对史实讲述的过程中，通过论理和理论，把封建农奴制在西藏经济发展中超稳定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进行解剖；对宗教在近现代史中所起到的负面作用予以理性的剖析；对新中国民族自治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和趋势性，从理论高度予以阐述。同时，还有更多的重大理论问题也通过《西藏百年史研究》予以阐释，如西藏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西藏独立”这一词语被专家考证出是在1904年之后的较长时间才出现在英文、藏文、汉文中，并逐渐成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而这与世界格局变化有何关系，与世界博弈有何关系，与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何关系等问题，要从史实的叙述中往高的层次上予以提炼和阐释。
在整个一百多年西藏近现代历史中，藏族人民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面临着一个历史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对全球各民族提出的共同问题，即文明进步和现代化。这在过去几乎没有进入现代史研究视野中，但在《西藏百年史研究》中要有其应有的位置。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西藏还有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进行理论阐述，即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如果没有宽阔的视野，则无法很好地将这一命题纳入宗教管理之中。然而视野开阔后，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今世界，宗教要与它所在国家、地区的社会相适应，必然要求宗教内部的协调与自身改革，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在近代走过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其宗教教义本身乃至形式的改革都是空前的。对此不加注意，不能从理论高度认识这一命题，即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命题进入研究视野，也仅能对它本身的形态进行描述，甚至找不到制定宗教政策的法学根源。如此等等，在我们整个课题中，《西藏百年史研究》将呈现出一种新的突破。
《西藏百年史研究》涉及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划分问题。我们采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先生的说法：“从各国对历史阶段划分的表述来看，对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这些概念的用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主要应当依据社会形态的变化。我国史学界运用这一观点，把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据此，本来应当把1949年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然而，我国史学界、教育界过去一直把1919～1949年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是源于全国解放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着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提出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但实际上，五四运动改变的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开展国史研究以来，人们为了避开现代史已有定义的既成事实，又提出了中国当代史的概念，并把国史称为当代史。然而，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延续和国史研究与教学的深入，现代史已有定义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有关部门又把国史、当代史放到了近现代史专业中。但这种做法无形中抹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社会形态根本变革的划时代意义，在政治上更不妥当。因此，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由1919年推至1949年，1949年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这种情况下，国史、当代史与现代史就重合了，国史可以称为中国当代史，也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5]
《西藏百年史研究》中有大量西藏的现代史，如果延伸下来，也会具有当代的性质。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史学一样具有鲜明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现代史包括当代史研究，怎样从“近在眼前的历史”出发，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注意维护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将百年史研究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表现在它的存史、资政、育人、教化的功能上。在处理“近在眼前的历史”即当代史的问题上，有一个公认的学科属性要求，就是当代史是正在发展的历史，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分得很清楚，当代史的这个特点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既要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又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对当代史来说，刚刚发生过的以及当前的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本质性藏身于历史之中，从时间衔接的意义上，凡是已经过去的社会活动，都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了，但并不是所有发生的史实都应成为百年史的研究对象。例如，当某一事物尚处在发展中，人们不可能根据阶段性的效果，对它做出历史性的结论与评价。国内史学家认为，这样的事物及其发展阶段，可以作为时事宣传和政策讲解，但却不属于史学研究的对象。特别是某个结论有可能随着政策的变动而变动，史学界往往不急于列入历史研究的范畴。总结历史经验的学术著作，应力求使其结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西藏百年史研究》的历史从1840年以后的1888年开始，止于2005年。
总之，“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从历史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赞成“科学绝不是杂乱无章的事实的集合，而是有组织的知识体系”的观点。1991年中国史学会在西安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上，刘国新先生指出：“在历史学家眼中，只有那些和我们当前的经验可以类比的东西，才能够成为历史认识。只有那些在对历史过程进行因果解释的基础上解释揭示规律的认识才有价值。一切维像的事件堆砌和过程图解，都是片段的历史知识和材料，未形成理论形态，当然也不能成为一种体系。”[6]我们课题组通过对“西藏百年史研究”的探讨，力图在课题的三大部分形成一个与现实“经验可以类比的东西”，成为一个初具系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史论这个子课题上，体现出一定“可以类比”的突破。由于我们的知识特别是知识体系的欠缺，加之史学研究水平不高，经验十分有限，对这样一个列入“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重点课题的研究，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缺陷，敬请各位方家指教。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2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31、63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3页。
[5]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国史研究——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http：//www.iccs.cn/contents/490/8605.html。
[6] 《社会科学报》2008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