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她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不仅是中国和亚洲的“江河源”和“生态源”，也是全球气候的“调节器”和“启动器”。西藏地域辽阔，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自然面貌独特，生态环境复杂多样，自然资源丰富。其特殊的高原气候和山高沟深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以藏民族为主体的比较单一的民族居住地。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地区，引发“佛苯之争”，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本土化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因此，西藏是一个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的地区，是中国在西南边境的天然屏障。

公元7世纪，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终结后的一二百年间，经过奴隶平民大起义，原有的奴隶制演变为封建农奴制。13世纪中叶，元朝结束西藏的地方割据，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施政，行使主权，将西藏作为一个行省，派官驻兵，清点户口，设立驿站等，西藏地区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行政区。明代中央政府则实行“多封众建”，继续元廷与西藏的隶属关系。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在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方面，沿袭了元明时期的施政经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做到了在承上启下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各项制度更是日臻完善，特别是在西藏地方设立了驻藏大臣，进一步体现了对西藏地方的主权。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帝国主义发起鸦片战争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开始进犯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地方。腐朽的清朝政府日渐没落，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步步退让，使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遭受到了更加深重的磨难。而少数封建农奴主和帝国主义分子相互勾结，进一步对西藏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广大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西藏地区封建农奴制度进入极其腐朽、没落与黑暗时期，社会一片混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步步推进。自西方传教士第一次擅自入藏到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其间英国借着对西藏地方周边国家的占领、传教、通商、游历和“科学考察”等活动不断地向西藏进行政治渗透和侵略活动。英国在占领印度及其他西藏邻邦后，取得了地缘和政治上的便利。于是，英国在许多方面捷足先登，为以后将其势力渗入我国西藏、控制西藏创造了先决条件。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列强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土地。鸦片战争期间，英帝国指使受其控制的印度道格拉王朝，发动了侵略中国西藏的“森巴战争”，企图借傀儡之手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从而实现东西夹击，把整个中国置于其殖民铁蹄之下的罪恶阴谋，西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英帝国主义在利用传教、游历以及通商等手段向西藏进行政治渗透失败后，为抵制俄国势力南下，抢先占据其在中国西藏的有利地位，多次企图与西藏地方“直接交往”。在这种努力失败后，他们开始计划和实施新的阴谋。

1888年（光绪十四年）3月，英国军队发动了对我国西藏的第一次武装侵略战争，即隆吐山战役。面对凶恶的入侵之敌，西藏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经过浴血奋战，驱逐了侵略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战后，英帝国主义利用清朝末年中国外患内忧的处境和清朝中央政府的软弱，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等，凭借在条约中索取的各种特权，加重了对我国西藏的政治、经济侵略。这场抗英战争虽然失败了，但西藏僧俗民众表现出来的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勇气将永远载入史册。

这一时期，俄国为使自己的侵略势力南下，也视中国西藏为重要目标。他们利用蒙古与西藏地方的宗教关系，进行政治渗透，并诱导十三世达赖喇嘛采取“联俄抗英”政策，导演了达赖多次访俄丑剧。俄国在西藏地方的活动也为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制造了借口。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在西藏地方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开始与驻藏大臣一起掌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凸显。1899年，西藏地区发生了“第穆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成功地除掉了政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英国在与俄国争夺西藏地方的过程中，为削弱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影响，打开与西藏地方通商的大门，利用日俄战争之机，再次发动了对西藏地方的侵略战争。1904年，在著名的江孜保卫战中，西藏军民的英勇表现可歌可泣。英军入侵拉萨后，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以后又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以攫取其在西藏地方的经济利益。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军队逼近拉萨之时，星夜出走，前往内地去寻求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城期间，提出批准他今后有事向皇上上奏的请求。他虽受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颇感失望。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面对川边发生的“凤全事件”，特别是西藏地方内忧外患的形势，清朝中央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措施，于是年夏天派四川提督马维麒和建昌道赵尔丰率军赴川边平乱。随后，对该地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进一步强化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川边藏区的统辖地位，冲击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促使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开始实施新政。但是，这些做法造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恶化。

——随着英、德矛盾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以及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英、俄两国在中国西藏问题上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渐出现转折，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两国达成了协议，于1907年8月31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缔结了《英俄协约》。这个协约由序言、《波斯协定》、《阿富汗协定》、《西藏协定》等四部分组成，它标志着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中国西藏的过程中，由相互对抗开始走向相互利用和勾结的道路。

——在世界形势发生剧变、步入现代化发展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上演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制度逐渐衰败，在清朝政府中开始出现了变法维新思潮。此时的西藏地方同样挣扎在维持或打破传统的尴尬地步，危机重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驻藏大臣试图在西藏地方推行一系列的新政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906年4月，清中央政府任命张荫棠为钦差大臣进藏“查办”藏务，筹办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改革措施。此后张荫棠壮志未酬，由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施行新政改革。清末西藏的这次改革触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西藏地方的旧制度和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使得封闭、保守了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刮进了一缕新鲜的空气。新政改革虽未完成，但意义重大，它是中央政府维护西藏地方主权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被推翻，新政自然也就夭折了。

——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英帝国主义分子还趁机拉拢九世班禅，挑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使得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破坏了西藏地方的社会稳定，给帝国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1910年（宣统二年），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时，联豫奏请川军进藏，以确保其新政的开展。钟颖率领的两千川军入藏，直接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走，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他选择了去印度。在英国人的挑拨离间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心理上出现了变化，开始频繁与英国人接触。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两次出走，既是帝国主义分子从中作祟的结果，也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藏政策失误的表现。

——1911年，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被推翻，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战事频仍。西南边陲也开始动荡，驻藏川军发生内讧，加上英国人的挑唆和直接干预，导致拉萨动乱。清朝政府所派驻藏官兵被迫离开西藏，酿成了中央和西藏地方不正常关系的开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历史已经进入近代社会阶段，而西藏地方却还停留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时期。由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组成的“三大领主”长期以来牢牢地掌控着西藏的社会和人民。西藏封建庄园制经济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庄园经济有许多共同点，但在西藏封建庄园制经济中奴隶制残余更加突出，对广大农奴进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是维护庄园存在和生产的重要手段，并在不同程度上占有农奴人身，实行超经济剥削。在旧西藏，土地占有、分配、经营的基本经济组织是庄园，庄园归属西藏地方政府，由其分配给各个领主。西藏地方的行政单位是“宗”，每个宗由若干庄园组成，每一个庄园都由土地占有者派人管理和监督农奴生产，征收租税，分配差徭。十分落后和残酷，是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突出特点。

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集政治权与宗教权于一体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把封建农奴制推向了顶峰。这种社会制度在披上一层神圣的宗教外衣之后，人为的社会等级就变成了超自然的命中注定，给贵族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压榨罩上神祇支配的光环，强化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超稳态存续，这是西藏封建“政教合一”制度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