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媒体新闻传播的研究热点关注
随着数字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新的媒体形态也应运而生，例如网络，手机，数字化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新媒体以新的数字技术为基础，从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以来，人们对技术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内容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传统的单向传播变成了互动传播，信息传播的自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因此，新媒体新闻的传播方式、类型和特点，新媒体新闻的传播规律和传播效果，新媒体新闻传播过程中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变化，以及影响新媒体新闻传播的重要因素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本文选取北京大学所认定的中文核心期刊为筛选文献的来源，以新媒体和新闻、传播、网络、数字出版等作为检索词进行篇名检索，检索时间为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据统计，近三年中，核心期刊中的新媒体新闻研究的相关文献有731篇。经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可见近三年来新媒体新闻研究的热点。在这些新媒体新闻研究文献中，笔者着力于新媒体新闻理论研究文献的研读，因为关于新媒体新闻的研究，经历了从现象分析到理论总结的发展过程，现象的分析已经比较成熟，而理论的总结尚有进步的余地。理论研究文章的数量从2010年到2012年呈上升趋势。综合此类文献可以看出，关于新媒体新闻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传统新闻理论的反驳与修正
1.新闻定义的重新界定
传统新闻学对新闻的定义有比较成熟的界定，像李希光在《关于新闻的定义和新闻写作》一文中指出的：“新闻是经过媒体报道的对不同人有不同兴趣的最新的信息。”[5]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新闻的定义。陈力丹教授认为：“要想真正探讨什么是新闻，必须探究具体传播新闻的社会文化背景、时效条件。对于日常新闻工作而言，有一个简单的定义是方便的，但是任何一种所谓的定义都会将新闻传播现象简单化。”[6]那么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我们应该怎么定义新闻的概念？学者对此做了相应探讨，但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权威的结论。在谭天《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界定》一文中，作者的观点代表了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和困惑。在文章中作者说道，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是新闻的外延没有确定，二是新闻与评论的边界模糊，三是传统的传受边界模糊。新闻也是一个集成的概念：集成体现在新媒体语境下的碎片化传播的信息需要被集成之后，才能算是新闻。新闻还是一个过程的概念：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是从碎片化的信息聚合、筛选、甄别中得来，可见新闻是一个逐步接受辨析的过程，在受众的接受过程中，新闻的交互性和议论性增强，从而使新闻成为一个发现的过程。[7]尽管最终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新闻概念，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这样的思考对于新闻概念的重新界定和明晰是有益的。
2.新闻价值要素的变化
传统新闻学中，对于新闻价值要素有着明确的说法，即衡量新闻价值有五个要素：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趣味性和接近性。这五个要素的含量决定了新闻价值的多少。而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价值的认定也发生了变化。童兵在《新媒体传播对传统新闻学的挑战》一文中说道：“传统媒体不少属于党报党刊性质媒体，即便是都市类报纸等媒体，也都被置于党委领导之下，因此它们都会自觉地以主流价值观为价值传递的指导思想和主题内容，而新兴媒体则有很多不同。后者的官网，同传统媒体的价值导向基本一致。官方之外，则五花八门。对这类个人化碎片化媒体的价值传递和价值教化功能如何认定、如何规范，是传统新闻学中没有涉及的，是传统新闻学今后适应当代社会生活新变动而必须完备的新内容。”[8]刘丹凌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与重构》一文中说道：“在新媒体语境下，舒德森所论及保障新闻领域客观性的两种社会控制机制都变得更加困难。”“新闻边界发生游移，新闻的外延不断扩大，更多的信息被泛化为新闻。”[9]学者们认为，新闻价值的传统衡量标准已经难以涵盖当今的多元化新闻价值观，新闻价值的要素已经出现了变化。
3.新闻性质的变化
传统新闻学对新闻性质的界定是：新闻传播事业是以新闻手段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它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的性质也需要重新审视。童兵在《新媒体传播对传统新闻学的挑战》一文中说道：“首先，今天中国的新兴媒体，有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离的；其次，今天的一些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络，是去政治化的，是商业性的；再次，这些新兴媒体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也是多元化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用过去单一的所谓有阶级性的新闻舆论工具来界定今天的新兴媒体，是缺乏说服力的。也就是说，传统新闻学的性质说，遇到了新兴媒体的挑战。”[10]
二 新媒体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热点
1.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生态和传播结构
新媒体时代，传统传播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媒体环境下，原有的单向式中心式传播模式被打破，传播新闻的人不只是新闻专业人士，原先的受众也能成为新闻的传播者，这使传统新闻的传受关系发生了变化。刘丹凌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与重构》一文中说道：“以传者为中心的交流结构在网络等新媒体的失控范畴当中失效了，传统传受关系中的时间序列性、中心-边缘扩散模式及分离机制被颠覆。”在传媒生态上，“职业新闻机构与非职业化组织或个人的并存构成了新媒体时代新的传媒生态。组织新闻生产的既有报纸、广播、电视、专业新闻网站等专门机构，也有公民新闻网站以及作为个体的广大网民、手机用户等等”。“以网络等新媒体为技术表征的第二媒介时代，传、受、反馈的时间秩序被打破，三者可以同时发生、交替、叠加，甚至反向运行；传受身份融合，中心失却，信息传播的方向性被削减。”[11]
2.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伦理
在新媒体环境下，以理性和责任为旨归的传统新闻伦理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多元化的新闻发布渠道和主体，因为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产生了不同的伦理道德问题。公民新闻在新闻伦理上呈现两个极端：一是没有利益的牵扯，所以更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一是由于缺乏媒介素养，容易趋于情绪化，失去理性，从而形成媒体暴力。林溪声的《新闻传播伦理在困境中寻求突围》一文中提道：“澳门大学传播系于跃则指出，中国网络公共领域虽然具有公共领域特征的平等性和批判性，但缺乏具有理性批判能力的群众基础。”[12]刘丹凌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与重构》一文中说：“电子媒介环境中扩大的主体，使新闻理性与新闻责任受到巨大冲击。首先，他们助长了虚假新闻的泛滥，大量虚假新闻充斥于各大网站、论坛、个人主页、博客、播客、SNS等。其次，他们带来了更多新闻视角的偏斜。”这两篇文章都对网民的公民素质提出批评，并认为其作为新媒介用户，缺乏媒介素养。而公民素质和媒介素养的低下，是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伦理易于走向偏差的重要因素。[13]
3.新媒体新闻的传播与媒介文化
在新媒体与媒介文化这个问题上，学界呈现两种观点，一种是乐观地认为新媒体新闻的传播有助于公民社会的真正形成。邱林川在《新媒体事件研究》一文中指出：“新媒体事件背后，其实是一种新的书写历史草稿的传播机制：公民新闻与大众舆论。近年来，公民新闻在全球蓬勃发展。华人社会里，同样看到公民新闻开始起到传统大众媒体起不到的作用。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影响，而是反映出华人社会公民意识的日益增强、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14]另一种观点则持消极态度，认为新媒体语境中新闻失实现象越来越日常化、复杂化和隐蔽化，最终会导致媒体文化的变异。盛芳在《新媒体语境中新闻失实与媒体文化的变异》一文中说道：“当事实的迷雾逐渐散去时，媒体的兴奋点、受众的注意力却早已经转移了。网站以秒计算的不断更新的信息，会使得公众对信息内容的了解越来越多，但大都停留在蜻蜓点水的程度。这种快速追逐最新话题的结果，导致受众对事件缺乏完整、深入的了解，进而造成判断的肤浅化和感性化，这无疑是媒体公共性的一种缺失。”[15]
4.新媒体新闻与社会舆论
新媒体新闻相对于传统媒体新闻来说，已经在传统媒体文本的复制粘贴和上传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制作多媒体新闻，实现视频和音频与文字的融合，还有整合新闻碎片形成单元版块，实现与新闻受众的良好互动等。新媒体新闻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新闻传播现象——公民新闻，公民新闻是指个人利用自媒体或者私媒体发布个人搜集报道和分析的新闻信息的行为。公民新闻由于其报道内容的非官方化，易于受到网民的追随和热捧，对于社会舆论有较大的影响作用。那么，关于新媒体新闻对于舆论的影响，研究文献中的观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媒体新闻在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上，改变了传统的主流媒体的霸权地位，话语权力由传统的精英垄断变为对广大民众的传播赋权。在张少元的《论新媒体对当前舆论监督格局的影响与变革》[16]一文中，对此观点有着明确的论述。他说：“新媒体首先赋予公众充分的话语权，从表达平台上来看，新媒体实时性、双向性、广泛性、迅速性的特性赋予公众充分的舆论空间和一定意义上的舆论自由。新媒体减少了社会身份对言论的制约，原先掌握舆论表达资源的权力关系被消解，所有的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吴廷俊在《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新议题：网络揭黑》一文中，对新媒体新闻影响社会舆论的强大力量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在我国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缺失的情况下，网络揭黑是舆论监督开辟的一种新途径。实践证明，网络揭黑发挥出了摧枯拉朽的威力，不仅把一个个社会事件的真相揭发出来，而且促进政府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视，并在处理和应对公共突发事件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17]但是，对于新媒体新闻对舆论的影响，有学者并不是特别乐观，我们来看另一种观点。
第二，新媒体新闻虽然能够对社会舆论走向造成影响，但难以左右舆论，只是舆情的追随者和煽动者。此观点的代表者是吴晓明，他撰写了公民新闻与社会舆论的相关文章若干篇，在文章中，他肯定了新媒体新闻会形成网络舆论场，对社会舆论走向有影响，但是又对公民新闻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度持保守态度。例如他在《网络“公民”新闻的社会舆情解读》一文中说：“在当代中国社会，公民新闻往往只是扮演舆情追随者和煽动者的角色，即使汶川大地震期间的公共新闻报道，被视为是私媒体参与公共事务典范，也远未达到左右舆论、制造舆情的地步。公民新闻报道者由于缺乏新闻专业素养，在接收、传播、参与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在冲击和解构着经典新闻原则——事实原则和价值原则，传播中出现了集合行为、网络暴力行为、议程设置弱化行为。当代中国的公民新闻报道中，更多的是对舆情的追随。对一些公共关注的新闻，尤其是群体性事件的新闻，更多的是以新闻评论的形态，设置议程，煽风点火制造热点。这类公共关注的事件中，有些偶或地取得了突破性效果，更多的则未必。”[18]对于新媒体新闻对舆论的影响，不管是持乐观的态度还是保守的态度，但是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那就是新媒体新闻对社会舆论肯定是有影响的，在新媒体新闻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之下，有学者对社会舆论主导权的问题给予了关注。
第三，主流媒体如何在新传播环境下掌握舆论主导权，也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媒体作为政府的喉舌，在舆论引导方面有重要的责任。那么，在新媒体新闻对社会舆论走向形成冲击，对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形成挑战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舆论主导权？张光辉在《新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掌握舆论监督主导权的意义和路径》一文中说：“主流媒体能否掌握舆论监督主导权，不仅关系到自身的舆论引导能力，也影响着新媒体舆论监督的质量和水平。网络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宽，但门槛低，人员成分复杂，具有匿名性，所以网上舆论有很大的自发性、盲目性。如果没有主流舆论主动加以引导，网络舆论很容易偏离正确方向，造成虚假信息泛滥、情绪化言论流行，网络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主流媒体应该利用权威、公信力强的优势，主动引导舆论，对网络媒体进行纠偏纠负。”[19]刘志祥则从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偏向和失误谈起，认为主流媒体应该在新媒体环境下，改变传播态度和思路。他在《建设性舆论监督与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力》一文中说：“不应一味欺、瞒、压，而应科学应对新闻事件、释放舆论压力、破除谣言传播，提升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力。因此必须加强建设性舆论监督。”[20]那么，该如何进行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呢？文中说首先政府应该转变观念，纠正舆论监督就是负面报道的错误观念，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媒体；其次应该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建立科学的新闻发布会机制；再者政府部门应该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监控事件进展，积极主动舒缓矛盾，解决问题。
[1] 蒋宏、徐剑主编《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第14页。
[2] 匡文波：《新媒体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宫承波：《新媒体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
[4] 宫承波：《新媒体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
[5] 李希光：《关于新闻的定义和新闻写作》，《新闻与写作》2012年第3期。
[6] 陈力丹：《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7] 谭天：《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界定》，《新闻界》2012年第12期。
[8] 童兵：《新媒体传播对传统新闻学的挑战》，《新闻界》2012年第10期。
[9] 刘丹凌：《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与重构》，《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
[10] 童兵：《新媒体传播对传统新闻学的挑战》，《新闻界》2012年第10期。
[11] 刘丹凌：《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与重构》，《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
[12] 林溪声：《新闻传播伦理在困境中寻求突围》，《新闻界》2011年第9期。
[13] 刘丹凌：《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与重构》，《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
[14] 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5] 盛芳：《新媒体语境中新闻失实与媒体文化的变异》，《编辑学刊》2012年第3期。
[16] 张少元：《论新媒体对当前舆论监督格局的影响与变革》，《新闻知识》2010年第11期。
[17] 吴廷俊：《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新议题：网络揭黑》，《现代传播》2011年第1期。
[18] 吴晓明：《网络“公民”新闻的社会舆情解读》，《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
[19] 张光辉：《新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掌握舆论监督主导权的意义和路径》，《中国记者》2010年第11期。
[20] 刘志祥：《建设性舆论监督与主流媒体的社会引导力》，《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