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研究理论概述
1.关于移民研究
移民理论主要来自国外学者，主要是针对国际移民的研究。移民理论应包括两大部分：移民与定居的理论和移民族群及其社会地位的理论。但是，迄今为止，研究为何移民、影响移民的因素和移民如何持续的较多，研究移民的后果以及移民融合与转型的相对较少。当代国际移民理论众多，一般认为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四个：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
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移民产生的根源，移民将使国家间工资与福利的差距逐渐淡化、消失，进而也会消弭移民现象。该理论忽视了政治因素对移民的影响。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移民的推动作用，并将移民主要看作服务于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但对移民的动机及其行为本身反而重视不够。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动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故而需要外国移民填补其空缺。该理论只从移民接受国寻找移民的原因。移民系统理论强调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比如国与国关系、文化联系以及家庭与社会网络）进行整体性研究。[4]
对于外来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百年来西方理论界仍然在“同化”与“多元”之间左右尝试，上下求索。[5]在美国移民社会学或族裔社会学中，经典的同化论认为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的聚居和隔离是一种暂时现象，他们的最终归宿是丢弃族裔特性和文化，直至完全同化于主流社会。这是根据欧裔少数族群的研究建立起来的。一些族群在移民之后适应新环境的经验表明，移民的上位转移“成功不一定要以摒弃族裔特性、文化和社区为前提”。“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认为，在族裔聚居区内居住、创业和就业，也可以为促进族群成员最终走向同化提供另一条可行的途径。[6]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提出“族群聚集区”概念。他们认为，这个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住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低廉劳动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住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
国际移民的研究理论，与国内的人口迁移有很大距离。国内的移民，是在同一政治体制下的迁移，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被同一体制下共同的管理模式、价值观念、主流文化等冲淡。即使是因移居产生的族际交往和族际关系，也与欧美社会有许多不同。本研究认为，移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居民，虽然在移入地是少数族群，但有着与内地主流文化的密切联系，其主动的文化适应、与各级政府官员的关系、内地的亲属网络等都有与一般的移民或流动人口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国内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人口迁移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移民原因的探讨，多借用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移民来源地与目的地存在“区域经济水平、投资强度及其关联的就业机会的区域差异”[7]。
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以边疆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内地城镇的研究较多，如张继焦对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研究[8]，任一飞、杨圣敏、庄孔韶分别对北京“新疆村”的研究等。
张世明、龚胜泉揭示了清代到1949年前中国的边疆移民社会的特殊性，如移民社会的无序动荡及其与秘密社会之间的联系；由于传统国家所凭借的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欠缺，移民唯利是图的过程中唯力是崇的草莽武野气息浓郁；移民社会中土客矛盾的根本原因肇端于对社会资源的争夺，汉族边民的生活方式样态亦多呈现基层社会军事化等特征。[9]
2.关于族际关系的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中，对群体关系的研究分析主要有三种视角。秩序理论，相信稳定合作的社会系统是社会的基础。系统的部分功能失常，破坏了社会的平衡，紧张和冲突由此产生。快速的社会变迁是系统解体最常见的原因。对群体关系分析的核心在于是恢复群体间原有的平衡还是寻求新的平衡来实现社会稳定。冲突理论，认为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不平衡和变迁是社会常态，因而聚焦于产生种族和族群敌意的社会问题。互动论，研究日常生活中个体互动的微观社会世界，认为符号构建了社会世界。在理解种族和族群关系时设想的少数群体是响应和创造性的而不是被动的。[10]
美国群体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常常为国内学界所借鉴。帕里洛（Vincent N.Parrillo）将相关的理论概括为三类：（1）同化（assimilation）或多数-一致性（majority-conformity）理论；（2）融合（amalgamation）或熔炉（melting-pot）理论；（3）调适（accommodation）或多元化（pluralistic）理论。都是寻求社会平衡、社会稳定的研究路径，即主要是秩序理论的路径。[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上层出不穷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暴力事件，西方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民族冲突的研究并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将民族冲突的特点归纳为民族性、群体性和暴力性三个方面。对于民族冲突的机制研究，加尼翁（Gagnon）认为认同在民族动员中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为赢得更大范围的支持，精英就选择共同性大的认同；为了强化群体的高度一致性，就使用排他性强的认同。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认为被剥夺感最强的和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最容易参与民族运动。涉及民族冲突诱因的理论主要有：民族安全困境理论、民族社会地位忧虑理论、狭隘的民族自决理论和精英竞争理论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在研究国内民族问题时借鉴。[12]
苏联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理论和政策曾在很大程度被我国政府和学界借鉴，苏联解体后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失误与教训也被我国学者深入研究并引以为戒，如马戎、潘治平等的研究。目前独联体国家的学者对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反思也很有参考价值。如B.A.季什科夫从政治学、民族学角度对俄国的族际关系的精辟分析；O.N.布鲁西娜从人类学视角对中亚斯拉夫人移民村落及族际关系的调查和分析等。
国内学者对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类，前者大多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巩固进行阐释，偏重政策性解读；后者主要基于问卷或田野调查，对各地民族关系状况进行解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戈登范式成为国内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中借鉴最为广泛的模式之一，产生了一批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有关内蒙古、西藏、新疆、宁夏等地族际关系的实证研究，并在研究中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对戈登范式进行讨论，如对文化融合与结构融合的先后与作用的讨论。
对于新疆民族关系的实证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维汉关系的研究，如吉平等对维汉民族交融因素的量化分析（1993）[13]，李建新等对吐鲁番艾丁湖乡维汉关系的调查（2001）[14]，靳薇的维汉关系研究（2001）[15]，郭正林等对维汉关系的分析，等等。这些研究多基于实地调查，引入量化分析，研究手段趋于多样化，对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研究受到重视。
3.关于移民与族际关系的研究
最早的社会可能是同质性很强的社会，一个社会出现少数民族群体是人口迁移的结果。[16]人口流迁是打破族际界限的开端，同时出现的就是族性的上升。因此学术界有关移民及其与当地人族际关系的研究较多。罗伯特·帕克认为，由移民产生民族间的广泛接触，进而带来民族关系的四个阶段：竞争、冲突、调适直至融合。他给“融合”下的定义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民族）群体及其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文化生活”[17]。
密尔顿·戈登的民族交融“三阶段论”和衡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近年来在国内族际关系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以七项测度融合的指标为：文化融合、结构融合、通婚、认同、态度上的相互接受（没有偏见）、行为上的互动（没有民族隔离）、公民的相似性（没有价值和权力的冲突）。并以美国社会为例论证了三个假设：在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发生；即使没有出现其他几方面融合的迹象，文化融合也可能发生；如果结构融合与文化融合一起发生，或者前者紧接着后者发生，那么其他几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18]
沙米·史穆哈提出，应重视国家在移民和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现代国家是民族融合的媒介。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通常是双向的，但双方相互影响的程度并不对等。[19]
俄罗斯学者O.N.布鲁西娜的著作《中亚的斯拉夫人》[20]与本研究相对接近。该书通过对中亚若干斯拉夫人移民村落的调查，对其移居历史及移居后的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和族际关系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其中提出，历史形成的俄罗斯族移民村落因政府倡导发展为民族混合的集体农庄后，却因距离过近、互补性消失以及资源短缺等而导致不同民族个体间疏远，这与通常提出的族际交往与族际关系为正向关系相异，值得通过不同区域的调查，探讨该结论的适用程度。
王希恩阐述了族际人口流迁与民族过程的关系。他认为“全球化时代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族性张扬，表现为族性认同的增强、文化个性的彰显和民族利益的强调等，而这些都是通过族际人口流迁反映出来、激发出来的”。但“族际交往本质上是消弭差别的过程”，因此，虽然人口流迁打破了族际界限，族性因素开始上升，但至一定阶段以后便下降，直至消失（可以用抛物线表示）。他指出，随族际人口流迁而表现出来的民族过程是两部分内容：一是族性的张扬，二是共性的增多和融合。[21]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迁移与族际关系的研究，多数是针对改革开放以后许多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内地城镇后发生的变化、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如张继焦对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的研究[22]，华涛对新疆南部农村维吾尔族青年外出务工经商的研究等。对边疆地区汉族移民及其与本地民族的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马戎的研究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移民的数量、迁移方式、移民与本地人的差距以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都会成为影响当地族际关系的重要因素。[23]也有学者研究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如邓立木认为迁徙至云南边疆的汉族移民，不得不借取土著文化的成分来适应新环境，逐渐形成有别于本土文化的移民文化[24]；李晓霞提出迁移人口特征突出的新疆汉族业已形成自己的地方文化，具有多元性、变动性及非传统性几个显著特征。[25]中央民族大学张咏的博士学位论文（2004）《认同与发展——一个边疆汉人移民社区的文化研究》，是对北疆伊宁市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社会的调查，以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为主要内容。对新疆汉族迁移人口的研究，在人口学意义上的较多，着重分析流出地、迁移原因等。[26]
与本书直接相关的研究，有茆永福和曹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论文。作者对汉族农民迁移的原因、汉族移民村落的形成和特点、维汉文化交融、汉族农户在维吾尔族社区中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研究较为深入。[27]但当时调查的区域较小（2县4村），个案较少，研究成果单薄且不够全面，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如作者认为散落在维吾尔族农村中的汉族村落，是汉族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一种拓展，过于强调民族性，而忽略统一政治体制下维汉村落结构的相同点。而且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南疆农村的汉族居民不论是数量、影响还是生产生活方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等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