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意义活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初探性分析模型[68]
1.前言
传播知识主体的再思考
跨文化传播领域主要探讨全球不同文化体系彼此间共通与互异的文化内涵，同时透过传播的机制，降低文化冲突并建构分享意义的管道。但在一波波全球化浪潮的翻搅下，跨文化传播面临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局和挑战，其研究工作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来自全球化所导致世界各国人口的快速流动，不仅动摇了“传统、种族、在地”等这些概念的既有定义，文化商品、跨国企业各种不断渗入一般日常生活的微型力量，更进一步带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挑战。
如同跨文化传播领域面对人种快速移动造成理论上的挑战，一般传播研究也因为媒介、科技等传播环境的快速变化，造成次领域数量暴增、相关理论不断发散的现象，并引发许多学者认真思考“传播领域为什么有这么多理论？”[69]“什么是传播领域的核心知识观？”[70]的问题。
上述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如何强化传播理论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性”的思索，将理论转换成真实世界的操作工具时，最大的困难在于，理论是特定情境下被选择切割断裂的观察切面，但真实世界的意义活动则是高度变动的连续空间，因此，单一理论往往无法关照社会大众在生活世界中的传播行为所展现出的各种构面。尤其传播理论往往具有高度情境化的特质，使得特定理论在特定传播情境下确实具备有效性，但也限制了这个理论在其他情境中被应用的可能。
以意义科学作为分析传播活动的新架构
意义科学的分析架构[71]即是将每个传播活动都视为一个“意义活动”，以作为不同传播现象间相互比较的基础。因此，从意义活动或意义系统的角度来看，一个意义活动要完成，一定有其必需的资源，或是所谓必需的结构，而意义活动或意义行动的本质，也可以从意义活动前后所改变的结构来加以界定。从意义科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活动主要都包含了“结构与行动”两个相互建构的概念，结构是指所有参与行动的元素，而行动则是指，当结构从一种状态变化至另一种状态的动态过程。[72]
将相关理论所涉及的内涵，都摆放在意义科学这个平台上加以比较，并从“结构/行动”二元性的特质进行分析，应可一方面保有原来理论之细致的内涵，另一方面也能从不同传播理论间相互差异与互补的分析中，快速找出这些理论间相互整合与衔接的可能。
2.知识分析的后设平台——意义系统
传播活动是过去成长最快速的社会现象，“跨文化传播研究”与“一般传播研究”两者在“知识本体”上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也来自于传播活动的蓬勃发展。不管是政治、经济、娱乐、消费，全球人口快速流动或大量信息交换背后所代表的，都是一种蓬勃的意义传播与分享的行为。事实上，传播学门，也可以说是一门处理意义的学门，[73]所有传播活动的背后其实是由无数微观的意义行动所构连而成。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与“一般传播研究”两者在“知识本体”上的分析，应可从一个更基础的概念架构——“意义”的角度进行思考。
Fisher[74]指出，“意义”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所有传播活动最大的公约数，许多学者在进行传播核心知识观的思考时，也从意义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与整合的工作。如Craig[75]以“组构模式”（constitutive model）意义结构的样态，试图取代传统“传递模式”（transmission model）的意义[76]，以提供从意义的角度进行各种理论传统的比较基础。Campos[77]则提出意义生态学（Ecology of meaning）概念，试图融合从Piaget到Habermas横跨心理学和社会学所涵盖的传播理论内涵。
因此，如何以意义系统作为传播知识分析的后设平台，建造一个理论分析架构，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重点。
3.意义系统中的意义层次与意义情境
意义到底有哪些层次，一直是发展与定义一个意义系统所需处理的问题，语言学、哲学、传播学等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少讨论。例如Halliday[78]从系统功能的观点，提出“语义层（the semantic level）、语法层（the grammar level）和音位层（the phoneme level）”三个意义层次的区分原则。结构语言学家Griemas[79]则藉由“上义关系”（hyperonymic）与“下义关系”（hyponymic）的架构，[80]分析语句中意义范围的大小与概念的属从关系。梵·迪克（Van Dijk）[81]则提出一个文本的三维结构，包含从“词汇（vocabulary）、语意（semantics）、句法（syntax）、文本（text）”一直到“修辞（rhetoric）、风格（style）”等意义的元素，企图将一切有关意义的内涵都纳入合乎系统性的整体概念中。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发现，有关意义系统中意义层次的分析会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符号如何透过文本的机制产生叙事的效果，另一个则是文本如何藉由互文性[82]（intertexuality）产生论述的场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沿着“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篇文章（article）、一个议题（theme）”这种符号运作和组合的脉络逐级展开便会发现，不论是一个文化系统，还是知识系统，都有其从基础认知到高阶认识的层次关系。[83]
因此，本文认为，就传播领域中对意义分析的研究需求而言，一个意义系统或许可以大概分成“感知（perception）、符号（symbol）、叙事（narrative）、论域（discourse）”[84]四个意义的层次来比较，[85]这也是意义系统最基本的架构。
除了意义的层次外，“意义的情境”是意义系统所要描述的另一个特征，尤其跨文化传播研究更涉及了不同的沟通情境。例如：Kim & Bhawuk（2008）在分析跨文化与全球化的问题时，将跨文化传播分成“巨观层次（macro-level）、中观层次（meso-level）、微观层次（micro-level）”。在巨观层次上所探讨的议题，包含全球文化适应性对传统文化与其认同造成的压力；在中观层次部分讨论的，则是组织与本土社群对全球化压力的反应；而微观层次则是探讨全球都市里，因与日俱增的种族与人口流动，所形成的文化间冲突与心理混乱。这样的分类，大体和传统传播理论将传播情境划分成“自我、人际、小团体、组织、大众、跨文化”等层面的方式相似，同理，思考一个意义系统中所包含的意义情境，也可以大致划分成“个人、小团体、国家以及全球（individual，group，nation，global）”四个层次。
最后，一个意义系统除了静态结构之外，通常都具有动态行动的特质。亦即意义系统的普遍特质，通常在于其具有“结构/行动”二元性，“结构”与“行动”两者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在于，一方面“结构”是意义行动（或传播活动）所要“认识、诠释、实践或解放”的对象或目标（例如：沟通行动可以改善两人的关系，改变对彼此的相互认知），另一方面，“意义结构”本身也是促成、引发意义行动背后结构性的驱动力（例如：两人认知世界的差距，才会产生沟通行为的动机）。要观察与分析一个意义系统，除了结构面向的内涵外，另一个意义系统的重要内涵就是该系统的动态（或行动）特质。本文乃根据上述思考，进行意义分析架构的发展。
4.意义的分析架构：“结构/行动”二元性
从索绪尔（Saussure，F）的符号学（semiotics）理论来看，任何一个能传达意义或表征意义的符号，都包含了“能指”（siginifer）（指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记号，如“树”这个字）与“所指（siginifed）”（指“树”这个记号在人脑中的形象、概念）两部分。一个意义系统的主要组成元素，便会分布在这些由“能指”与“所指”所构成的意义表征世界中。此外，一个意义系统，除了由“能指”与“所指”所构成的静态（static）结构外，还具有“行动”或“变化”的动态（dynamic）特征。
简单地说，静态结构是指元素与元素彼此之间所形成的网络，这些网络可能只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意义层次，或跨越不同意义层次，形成从微观到巨观的联系。动态特征则涉及包含“改变、互动、因果”等具有时间特质的动态行为，某一种动态行为，会运用不同的意义元素，作为产制意义的资源，这些意义元素，可能只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意义层次，也可能跨越从微观到巨观的不同意义层次。
总之，本分析架构的内涵主要在呈现，任何一个意义系统都具有“结构/行动”的二元特性；[86]其结构特性主要反映在“意义层次”以及“意义情境”两个面向上，而行动的特质，则反映在“改变、互动、因果”等具有时间特质的传播行为上，这样的架构其实也正整合了Craig（1999）[87]所指出的“组构模式”（constitutive model）与“传递模式”（transmission model）两个相互对立的传播模型。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知识领域，都会因其表达或描述的旨趣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组成结构或偏向。本文即试图透过此一分析架构，探讨传播活动的内涵与本质。
5.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
将传播活动视为一个“意义活动”，就涉及了“活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这么说，特定传播活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必然是因为特定的活动资源到位所致，因此，活动理论可以作为描述一种传播行动的理论工具。
意义科学中所提到的“行动”（act），和活动理论中所指称的“活动”（activity），其实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说，将活动理论中活动（activity）的概念加以扩大，也就是意义科学架构中所指的行动（act）。因此，以下即先简介活动理论的内涵，再进一步说明以意义科学所提出之“结构/行动”二元性来扩大活动理论适用性的可能。
什么是活动理论？
从其智识历史（intellectual history）来看，活动理论最初是由苏联心理学家在1920～30年代所发展出来，他们设计出一套“人造物中介与物质主导的行动理论概念”，用以理解并改造人类的生活型态。[88]其基础概念是：除了神经反射之外，一般而言，人们不是和环境直接互动，而是透过各种人造物和工具作为中介。亦即，是由主体、工具、客体所共同组成的。举例而言，“说话”作为一种活动，就是人透过“语言”作为中介，与客体（不限于物质环境，也包括如人这样的另一个主体）进行互动。
图3 第一阶段活动理论概念图
此概念后来继续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原始的“主体-工具-客体”的模式，被扩展为能够解释“集体活动”的模型，多出了“社群”“规则”（亦即团体共同同意，活动该如何互动和限制某些互动的规则）与“劳务分配”这三个与“集体活动”相关的元素，这些元素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体的、能够产生某种成果的活动，如图4所示。
到了第三阶段，活动理论的集大成者芬兰学者Y.Engestrom再将集体活动模型扩充为，至少可容纳两个集体活动系统互动的模式，如图5所示。
接下来就以“教学活动”为例，解释活动理论模式。一位小学教师（主体）的教学活动对象就是他的学生（客体），而活动目标就是要让学生学会课程内容（成果）。老师会使用各种工具，例如教科书、教具、语言等来进行教学活动（工具），而在学校中，对于教学活动该如何进行，亦有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例如“不许体罚学生”“一堂课50分钟”之类（规则），而教学活动是由整个班级所共同构成（社群），其中有各种分工，例如“风纪股长维持秩序”“卫生股长负责清洁”之类（劳务分配）。这些活动元素中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或是相互无法协调甚至出现冲突，都会阻碍达成活动目标的效率。以教学活动为例，“管教失当”就是典型的“主体”“规则”与“社群”这三个元素的冲突：老师（主体）与学生（社群）都认为自己有理（对规则有不同看法）。
图4 第二阶段活动理论概念图
图5 第三阶段活动理论概念图
活动理论的应用
前述“活动理论”是一套关于人造物中介（或工具）所主导的行动理论概念，用以理解并改造人类的生活型态，因此，我们可以很简单地将活动理论的应用，区分为两类：“理解活动”与“改造活动”。
搜寻近年的文献，应用活动理论的相关论文属于“理解活动”者，例如Beauchamp，Jazvac-Martek & McAlpine[89]研究英国的博士教育与其中博士生的受教经验；O’Leary[90]则是试图捕捉个人活动在一个组织中的活动脉络，亦即企业本体论（an enterprise ontology）；洪荣昭、蔡志敏、李岷宪（2011）则是以活动理论分析科学与科技竞赛活动；等等。
此外属于“改造活动”者，例如高清汉、蔡仕杰[91]建议利用活动理论于产品开发活动的研究；Kain，Donna & Elizabeth[92]将活动理论教授给多主修专业传播课程（multi-major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courses）的学生，令其能够自行分析各种不同工作场合类型（workplace genres）的脉络，并能分别适应之；Hemard[93]则研究超媒体［hypermedia，具有多媒体（multimedia）与超链接（hyperlink）属性的媒体，典型的超媒体就是因特网］的结构，如何能增进语言学习的策略与动机；黄志贤、林福来[94]则是利用活动理论分析泰雅族国中生的数学学习，并设计其教学活动；Feryok[95]研究一组马来西亚的数学与科学老师，看他们如何学会使用语言教学练习（language-teaching practice），协助他们使用英文教材进行教学；Siyahhan，Barab & Downton[96]研究五组亲子，如何共同使用一款教育电玩（educational computer game）以评估此活动之教育效果；Larkin[97]研究计算机辅助教学活动发现，传统上认为“一人一台计算机”的效果最好，但根据其研究发现，事实上“两人一台计算机”的效果更好；而陈佩英、曾正宜[98]则是研究专业学习社群的课程创新；等等。
当然，“理解活动”与“改造活动”只是方便的区分，或者可以看作活动研究的不同阶段，首要先充分理解活动，界定其有效范围（例如前述O’Leary[99]透过活动理论的分析，确立个人在组织中活动的“本体”），才能进一步调整活动要素，以达到改造活动、增进活动成果之效。
6.意义活动分析架构：以意义系统推广活动理论的内涵
活动理论的限制
活动理论的优点，在于能够深刻地理解一个相对稳定的活动，并以此作为改进该活动的基础。举例而言，目前活动理论的主要应用，多在于修正如医疗、教学等专业且同构型较高之活动的分析与改进。
然而活动理论就很难运用在例如自由嬉戏（free play），亦即相对于游戏竞技/比赛（game）这类规则清楚，目标明确之嬉戏的活动。除非所研究的这类活动，本来就有极高的同构型，像是教学和医疗，否则活动理论分析仍有其局限。这使得活动理论的分析陷入两难：如果分析的对象活动不够相似或不够具体，那么活动理论的研究结果很难有效度（validity）；但如果分析的对象需要很相似或很具体，又限制了活动理论的应用潜力。
以意义系统延伸活动理论的内涵
要突破活动理论的限制，我们可以引入意义系统的概念，推广活动理论的内涵，建立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活动光谱。虽说活动是由三项元素：主体、工具与客体（或者加上派生的规则、社群与劳务分配）所组成，但这些元素并没有限定活动的大小范围。活动可以很广泛，例如包含一切活动的“活动”，或者非常具体的，例如“写毛笔字活动”。于是我们就可以区分各种不同的活动阶层。举例而言，“休闲娱乐活动”比“活动”具体，“看电视活动”就更具体，“看偶像剧活动”又再更具体，最具体的就是“看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活动”。如果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从最具体的到最抽象之活动的连续光谱，将有助于活动理论在适用性上的推广。
从意义科学的架构来看活动理论，能将活动理论更加系统化、细致化，同时也易于和其他理论进行比较。例如：从意义科学的角度来看，活动的六项元素中：目标就具有意义系统中之行动的特质，因为目标暗示着必须完成或改变的某些现况，且目标的完成，必须“许多基本的元素”都到齐才能发生。而“主体、工具、规则、社群、劳务分配”则属于结构元素。
而在意义科学的分析架构下，这些结构元素还可以进行更精确的分类。例如：以有形与无形的观点来区分元素的特质，那么“主体、工具”便属于有形的元素，而“规则、劳务分配”则属于无形的资源。另外，从单位的大小或复杂度来理解元素的特质，则可区分所谓的主体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其实就是社群），时间是指一瞬间，还是一直持续？而从复杂度来看，社群、规则与劳务分派，则属于更高阶层的元素，因为这三类元素的内涵，都需要多个元素共同存在才能成立，甚至这些元素之间也可能有明确的顺序关系。
同样地，对于行动的概念，意义科学也可以进行更宽广的理解，例如：如果用意义科学的角度对“行动”进行定义：它是从一个结构状态，进入另一个结构状态的过程，那么我们将能对“目标”或“效果”有更细微的体察。最重要地，意义科学强调，不同结构元素彼此间、行动和结构两者间，都非稳定而相互独立，是动态且不断互动的。这些都说明了以意义科学作为活动理论之推广平台的可能。
意义活动分析模型的具体方法
从意义科学的角度来看，所有人类的传播活动主要都包含了“结构与行动”两个相互建构的概念。结构是指所有行动发生所涉及的特定元素，而行动则是指，当结构由一种状态转换成另一种状态的动态过程。
简单地说，一个意义活动必然涉及这个活动要成立所需参与和到位的资源，这些参与的资源或要素，就是所谓的“结构”；而一个活动的发生或完成，必然会造成这些结构的改变，这就是一个“活动”的定义。而“结构与行动”两者相互建构的概念，最重要的现象即是，一个活动，在发生的瞬间，本身就会变成一个新的结构元素，而这个新衍生的元素，自然也会成为影响下一个新行动是否发生与如何发生的条件。
因此，要对任何传播活动进行分析与比较，也可分成“厘清结构内涵”与“界定行动特质”两大原则。
其中，“结构内涵”的厘清，主要包含以下的分析面向：
①组成的元素：必须“许多基本的元素”都到齐，行动才能发生。因此，结构的内涵，首先涉及有哪些有形或无形的元素，参与一个行动的完成？
②结构的特性：这些元素彼此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一种结构？是各自独立的组合？还是有严格的组成关系？
③元素的性质：结构元素是否可能是有形的环境资源、也可能是无形的心理状态、事件、规则或制度？
④元素的单位：这些元素的单位是属于哪一个层级？一个事件还是一群事件，一个个体还是一个社群？
而针对“行动特质”的界定，则涉及了以下的概念与思考：
①时间的长短：是发生的时间？还是影响的时间？是一瞬间还是一直持续？
②行动的性质：亦即这个行动是属于哪一个层次的意义？是感知层面？符号层面？还是叙事层面？或论域层面？
③程度的差异：同样参与一个事件（例如：一堂课的学习活动），每个人的行动内涵与质量必定完全不同。
④新生的元素：行动本身会产生出新的元素，或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元素，包含“有形”的元素，例如生产这个活动，就是将各种零件组合成“手机”这个新元素。“无形”的元素，例如：看一场球赛。但通常一个行动会同时创造出有形与无形的新元素。例如：在网络上发表一篇文章，同时也会创造无形的元素：一个亲身经验。以及有形元素：留下一篇可阅读的文字。
7.结论
传播活动是过去成长最快速的社会现象，在各种信息、通信科技以及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下，不管是政治、经济、娱乐、消费，在全球人口快速流动与信息交换背后所代表的，都是一种蓬勃的意义传播与分享的行为。
然而，在蓬勃发展的传播活动背后，什么是传播学门的知识主体，也逐渐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思考。如Donsbach在ICA 2005（Donsbach，2006）年会中指出，传播学门当今可说是处于一个充满契机也处处是危机的环境，传播研究在有学术领域里研究成长的幅度最高，但传播领域对自己的认同似乎仍然模糊不清，这些问题都透露出传播领域探索“知识本体”此一工作的迫切性。
本文结合“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与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两个概念，试图提出一个进行“意义活动”（meaning activity）分析的模型，作为跨文化活动比较分析的系统性方法。
本文认为意义活动分析模型，不仅可更深入地理解“跨文化冲突”的本质，亦可作为“阅听效果分析”“消费行为分析”“生活型态分析”等跨文化比较的基础方法，为跨文化传播指出一个未来可进一步尝试的研究路径。
传播研究可以说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生活史，记载着人们从古至今在时空环境中的各种人文活动。从一个人细腻的心思感受、日常生活中的聚会言谈，到不同种族间文化互动的方式，传播学门以它独特的笔触，勾勒出生活世界中各种丰富的“意义景观”。
本文认为，如果传播是一门处理意义的学门，如何建造一个理论分析架构，以增加传播理论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性，不仅是当前传播学门在探索自身领域核心知识观时所必须关注的面向，也有助传播学门在当今社会蓬勃的意义活动中，有效扮演社会启蒙的角色，更有助于传播学门在知识版图上创造自我开启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