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生进化的社会科学意义

早在20世纪初，正当社会达尔文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种微弱的思潮返回到了本体论的发生学基础，这得益于生物共生学对生命起源的研究成果。生物学家们发现，几次重要的生物突变被认为与共生有密切关系。共生起源对于进化论的非常明确的涵义完全不同于达尔文主义的渐进机制。到了20世纪中期，生物共生学日渐成熟。一些生物学家发现，生物进化过程可以有两种方式：分离起源（segregogenesis）与综合起源（synthogenesis），共生起源进化属于后者。综合起源中又包含有性和无性起源两种类型，共生起源算后一类。[82]这与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得到了相互验证——所有原初生物（protoctist）都是通过细菌共生进化而来，而动物、植物或真菌是某些原初生物共生进化的结果。

美国科学院院士恩林·马古利斯把这种原初生物叫作“water neither”（水中的两不是），“它们有的住在水坑中，有的住在树洞里，还有的住在湖里，有的甚至漂浮在海中。虽然都是水生生物，却既不是动物又不是植物。虽然动物是从某些原初生物进化而来，植物从另一些原初生物进化而来，真菌从其他一些原初生物进化而来，但是原初生物本身却不是动物、植物或真菌”[83]。马古利斯还指出：“我们，睿智的人类，和我们的灵长类亲属相比，除了出现较迟之外，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甚至，我们还是进化过程中的后来者。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之处。生命之间经历了长长的地质时代之后仍存在着的这种深层联系，激起的应该是敬畏而不是反感。”[84]马古利斯所指的这种敬畏情感来自于生命起源的平等性以及共生的进化魅力，这能够激发人类对生命存在的本真领悟。

生物共生学的深化研究为人们认识自然进化提供了新的观点、开辟了新的认识通道，关于“内共生是进化创新的重要来源”的研究成果对重新认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突变论和重新审视物种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事共生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在论证共生进化理论的同时，将共生进化现象赋予了普遍性的概括与总结。“既然在整个地球的历史中，生命的相互关系不断形成又不断解散，那么，既稳定又短暂的共生就是普遍的”[85]。哈佛大学爱德华·威尔逊教授通过对昆虫、鸟类的研究，对群体共生现象也做出了科学性的归纳，并注入了超出生物学领域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他说：“如果不考量‘人性终究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以及‘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摇篮，也是人类最宝贵的天然资产’这两项理念，哲学和宗教将没有太大的意义。”[86]也就是说，多样性的异质共生是生命起源和存在的意义所在，也是人类生存诉求的根本线索——这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域。至少可以确定，在人类学遭遇后现代思潮“不确定性”的背景中，重新审视共生论有助于我们摆脱学科伦理的困境。

对此，克鲁泡特金曾指出：“如果我们用一个间接的试探，问一问大自然：‘谁是最适者——是那些彼此不断斗争的呢，还是那些互相帮助的？’那么我们立即就会发现，那些获得互助习惯的动物无疑是最适者。它们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在它们各自所属的纲中，它们的智力和体力达到最高的发展水平。如果把这些可以用来支持这一观点的无数事实考虑在内，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互助也和互争一样，是一项动物生活的法则，但是，作为进化的一个因素来说，它也许更加重要得多。”[87]源于生物共生进化的共生思想在萌芽时期揭示了人类的共生属性，但仅停留在理性呼吁的现实层面，并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范畴。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对共生论进行过系统化论述的应当首推日本的著名建筑家、哲学家黑川纪章。黑川纪章的《新共生思想》一书首次超越了分离主义和二元论，论述了“共生”理念的重要性。“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起到巨大作用的二元思想——二项对立的分析方法，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之中。因此，我们经常会陷入‘为了否定二元论而不得不举出二项对立’的矛盾之中。我这里论述的共生思想，也常常是在举出二项对立的同时再去克服它，这也是共生思想的最大弱点。”[88]黑川纪章以共生思想批评二元论时没有拘泥于物质和意识的二分法，认为共生思想包含二项对立的、流动的、多样性的远离。“共生思想本是流动的多元论，既不是扬弃二项对立的辩证统一，也不是像庞蒂那样，寻找超越二项对立的统一原理。共生思想既包含有二项对立，又有庞蒂的统一体，而且它还是与二者都有不同的、流动的多样性原理。”[89]显而易见，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强调了异质共生及自由、平等的理念，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就是要“相互承认对方圣域的思想”，认为日本的圣域就是天皇制、稻米的生产、相扑、歌舞伎等，认为圣域成为圣域的条件不是靠科学分析，而是一个不可知的神秘的领域，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自豪感的根源——这具有明显的宗教神秘色彩。

日本法哲学家井上达夫通过对“共生”概念进行批判性探讨，积极主张以共生的理念来规定社会新型的人际关系。在井上达夫的这一提案中，包含有他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现代日本社会中存在着的排除异端、一元化趋同倾向的批判意识，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根本理念就是“异质多样的自律性人格的共生”[90]。井上达夫对“象征天皇制”坚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天皇制中存在许多深刻的问题，对一元化趋同倾向提供了担保，使共生的理念成为不可能。显然，井上达夫的共生论强烈批判了一元化的趋同倾向，与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相比较，更有积极意义。然而，井上达夫虽然对日本的天皇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由于他的共生理念是建立在积极肯定市场竞争原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对资本社会中的主体危机没有足够的认识。

在《公共性的法哲学》一书中，井上达夫认为本来意义上的竞争是目标多元的，能够增进“人类的丰富性”，而那种向着一个被设定好的共同目标努力“赶超”的竞争是不可取的，所以他对前一种竞争给予高度评价。然而，“井上没有看到，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竞争，在像现代日本这样的社会保障薄弱、人与人之间的援助关系淡漠的状况下，现实中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转化为‘生存斗争’”[91]。因此，尾关周二的主张与井上达夫“竞争性共生”理念不同，强调以共同性为基础的“共同性共生”。“共同性共生”理念没有否定市场竞争，但认为“这种竞争必须是在不破坏作为其基础的共同性价值这个条件的制约下进行的竞争。这种共生理念来源于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但在那些关注福利、环境等问题的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中间，这种思想也已有所表现”[92]。尾关周二突出强调，“在共同性基础上的共生，即共同性共生的理念，就是以来源于人类最本源性的共同价值为基础、同时又积极承认人们在现代获得的个性价值的一个共生理念，这一理念具备了人学的基础和人类史学的背景。更进一步说，从重视自然性这一点来看，这个概念又具有生态学的价值，它与人和自然的共生也有关联”[93]。多样性共生的理念强调存在的平等性，与“存在是合理”的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后者掩盖了世界存在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忽视了共生对于存在的伦理意义和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