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蓝海战略”与国内环境

“蓝海战略”是指积极引进外资，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集中各种资源，在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制造业，依托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产品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战略模式。[1]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依托出口与外资以及以廉价劳动力为导向的“蓝海战略”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一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表现

“中国奇迹”亦即中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所取得成就的总称，它代表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体来说，从经济成就的角度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2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第10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1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初期，党和中央政府按照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三步走”的伟大战略，1987年提前3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5年进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如图1-1所示，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2亿元，到2010年，增长为401202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从2001年的10万亿元到2010年的40万亿元，只用了10时间。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增长为2010年的29992元人民币。

图1-1 1978～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相关数据绘制而成。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国家财力的增加。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人民币，到2010年增长到83101亿元人民币，增长了72倍。财力的增加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此外，外汇储备实现由短缺到富足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人均只有0.1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元钱，短缺是当时外汇储备的基本特征，出口创汇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动力。外汇储备在2007年实现同比增长43%，2000～2010年平均年增长30%左右，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扩大到15283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

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将中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区视作独立的经济体，那么它们都将跻身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32个经济体之列，[2]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由30多个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组成。

此外，煤、钢、水泥和化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主要农业产品产量也多为世界第一。农村居民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10年的5919元；1978年，农村绝对贫困人数为2.5亿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为30.7%，2010年，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降低为2.8%，绝对贫困人数下降到2688万人；在此期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10年的19109.4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至2010年的41.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0年的35.7%。[3]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据《财富》中文网发布的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都进入500强的前十强，中国的上榜公司数量达到69家，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3家，其中中国大陆地区比上一年增加了15家。[4]

（二）经济结构大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30多年来，改革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的30多年，是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不断呈现新格局的30多年。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从以工农业为主向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30多年来，三次产业在调整中均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

表1-1 1978～2010年城乡结构、就业及GDP产业结构分布变动

第一、二、三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70.5%、17.3%、12.2%优化为2010年的36.7%、28.7%和34.6%，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3.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22.4个百分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从1978年的28.2%、47.9%、23.9%优化为2010年的10.1%、46.8%和43.1%，国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农村人口从改革初的82.1%降为2010年的50.1%，并在2011年低于5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

（三）对外经济大开放，实现了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

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处在封闭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规模较小，1978年，进出口总额只有200多亿美元，利用外资基本是空白。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对外经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进出口贸易总额实现跨越式增长（见图1-2），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14219亿美元，在2004年超过1万亿美元后，到2007年仅用三年时间就实现了从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的突破。截至201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974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9年的第2位，仅次于美国，其中出口总额世界第一，进口总额世界第二，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

图1-2 1978～201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相关数据绘制而成。

如图1-3所示，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在不断扩大。1978年以来，为了弥补国内资金、技术、设备、管理以及人才方面的不足，外资利用迅速进入扩张时期，而且外资进入领域不断拓展，贡献也不断扩大。1979～1984年实际利用外资总共181亿美元，进入90年代后，外资“疯狂”地进入中国市场，1988年突破百亿美元，2010年突破千亿美元。1979～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共12504亿美元，平均每年实际利用外资接近400亿美元。在实际利用外资的构成中，外商直接投资逐渐占据绝对地位，从1979～1984年的22%上升到1985年的41%，到2010年这一指标达到97.16%。

图1-3 1978～2010年中国利用外资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相关数据绘制而成。

二 “蓝海战略”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构性条件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不胜枚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蓝海战略”的实施，“蓝海战略”是依靠制造业和外贸加工、通过海洋出口的一条发展道路，它的践行有赖于一系列结构性条件的支撑，这些结构性条件主要有劳动力比较优势、外贸出口、投资驱动以及地区非均衡发展策略，这些结构性条件共同促使“蓝海战略”得以实施。

（一）利用人口红利，采用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是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它认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各国在产品生产上存在着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用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衡量。大卫·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模式的研究被认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起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逐渐成为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国际贸易也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国际分工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前提条件，就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而言，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这是由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各国资源的禀赋差异决定的。林毅夫等把经济发展战略区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和逆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能够更快地实现经济增长和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收敛。[5]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中国正是利用了本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来发展经济的。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1982～2010年的第三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我国人口从10亿增长到13.4亿，15～64岁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从61.5%增长到74.53%，每十万人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受教育人口从7349人增长到22962人。[6]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参与世界分工的各个国家应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这些资源禀赋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竞争优势。中国也充分实践了利用比较优势的理论。在缺乏资本、没有技术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劳动力，发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国现阶段制造业的出口产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优势制造业，如鞋袜、打火机、衬衫以及小饰品等；二是国外企业的代工生产，然后销往世界。

以上产业在中国得以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为中国过去到现在是处于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学术界一般认为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期。

从表1-2中可以看出，自1990年开始，中国的总抚养比就已经低于50%，进入学术界所认为的人口红利期，之后总抚养比逐年下降，到2010年只有34.2%，这体现着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蔡昉教授研究发现，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促使经济增速提高0.115个百分点，而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提高2.3%，同期人均GDP年增长速度在8.6%左右，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7]

表1-2 1982～2010年中国人口变动情况

中国不仅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同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可能劳动力总量丰富是价格低廉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国内来看，1999～2009年小时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近5倍，同期小时劳动报酬相比十年前只增长了1倍，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报酬一直处于一个增长幅度很小的区域，尽量保证劳动力的低廉价格。[8]

（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学习了东亚的做法，确立了改革和开放的策略，成功地抓住了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特别是1994年的外汇改革，全面执行了出口导向政策，形成了出口导向模式。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通常采取以下政策。

第一，维持一个使国内生产者在世界上出售其农产品、制成品和劳务时有利可图的汇率，为此，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往往采取政策手段，保持本国货币的低汇率。

1993年，100美元兑换576.2元人民币（此为年平均价），100日元兑5.2020元人民币，100港元兑74.41元人民币，1994年，100美元、日元、港元可兑人民币分别陡升至861.87、8.4370、111.53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调，此后十几年一直比较稳定地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第二，对某些出口产品提供津贴，以诱使生产者在扩大出口能力方面进行投资。同时，用免税、出口退税、进口税返还、降低利率以及其他办法对企业给予补助，帮助潜在的出口者克服进入世界市场的障碍。198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批转财政部〈关于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的通知》，规定从1985年4月1日起实行对出口产品退税政策。自1994年以后，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改革了已有退还产品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建立了以新的增值税、消费税制度为基础的出口货物退（免）税制度。

第三，适度降低对某些有利的工业产品实行的高度保护性关税，同时避免对进口商品实行数量限制。因为这种战略要求国内的公司能按世界标准有效地生产，如果进行高额关税或配额制保护，企业出口就不如在国内销售自己的产品有利。中国自2005年1月起全部取消对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仅仅保留了依据国际公约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为保证生命安全、保护环境实施进口管制产品的许可证管理。2010年，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9.8%，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5.2%，工业品平均税率降至8.9%。关税约束率自2005年起一直维持在100%。

得益于一系列配套政策的落实，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9740.0亿美元，后者为前者的144倍，其中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蹿升为15777.5亿美元，增长了160倍。[9]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银行的研究认为，2010年，中国出口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10]

（三）GDP锦标赛制，投资驱动型增长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在中国，投资和出口是最重要的两驾马车，拉着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前进。刚开始，国内资金缺乏时，就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到后来，中央政府有了稳定而又庞大的财政来源，便开始各种投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利用所占比重越来越少，由1997年最高时的11%降为2011年的1.8%，2011年投资总额为311021.9亿元，占当年GDP（471564亿元）比重为66%。

从对GDP的贡献率来看，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自1978年以来，除了个别年份外，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都维持较高水平，基本都在50%左右，个别年份甚至达到80%乃至90%以上；投资拉动GDP增长基本在5个百分点左右，最高的是2009年，达到8.7个百分点（见图1-4）。

图1-4 1978年以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GDP增长情况

进一步分析发现，如图1-5所示，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率的变动趋势和GDP的增长率基本保持一致。两者保持同步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投资率下降，GDP增长率也下降；投资率上升，GDP增长率也上升。“1992年前，除少数年份外，投资率低于年均值时，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1993年以后，投资率低于年均值时，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下，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的增长和拉动作用。”[11]

图1-5 1978年以来投资率和GDP增长率变动情况

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与GDP锦标赛体制的形成是分不开的。中国产生出这一套竞赛体制，不完全是因为追赶发达国家，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与晋升锦标赛模式有“内在亲和性”。首先，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事制度规定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在人事任免权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地方官员掌握一个地方最重要的资源——行政审批、土地征用、优惠政策等，使得这些官员对地方经济发展拥有了巨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12]；最后，如何激励地方官员成了问题，于是简单直接且易于衡量和比较的量化经济数据就成了衡量指标，并作为官员们升迁的重要参考。当上级政府提出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期时，下级政府往往选择更高的发展目标，第三级政府再次拔高目标。对于经济发展指标来说，最简单、最安全的实现方法是投资，投资只要跟上，各种数据自然不会难看。各个地方政府疯狂引进外资，并不惜银行借贷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活动，虽营造了各地上项目、赶进度的一片繁荣景象，但也造成中国经济一定的“空心化”。

（四）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地带，采取非均衡发展策略

增长极（Development Poles）理论认为，经济非均衡发展有利于把有限的资源投入自然条件优越、发展潜力大、生产率及投资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并形成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强大辐射、扩散作用的“增长极”，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发展。[13]“梯度发展理论”认为各个国家之间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都处于不同的发展梯度上，新的技术和产业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不断转移的动态过程。这种梯度转移一方面导致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必然存在；另一方面也为一国（和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政府应引导各区域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合理地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从实践看，通过运用“增长极”“梯度发展”等非均衡发展战略，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都较好地完成了落后地区的现代化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适度的区域非均衡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现象，因此非均衡发展往往成为宏观决策者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国家采取的非均衡发展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沿海地区优先发展，二是沿海地区的城市优先发展。这样做，既是因为沿海地区有地域优势，也是因为国家的资金有限，必然要有重点发展的对象。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不仅在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价格等政策倾斜，还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逐步建立起外向型的经济结构。

中央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给予城市和东部地区很多“照顾”，在2005、2006年时，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全国总额的一半；而城市在固定资产的投资上始终占据七八成。沿海地区的城市优先发展，给予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然后沿海带动内地，城市带动农村，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正是由于集中力量发展，国家的经济面貌才能够快速改变。

追溯更长的一段时间，情况亦是如此。东部地区在“七五”期间开始，一直占据国家投资总额的半壁江山，虽然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发和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东部地区投资的比重虽略有下降，但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投资的加总还低于东部。

通过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投资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和采取非均衡发展的策略，中国经济创造了长达30多年快速发展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