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自1984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第一篇文章就是写唐代诗人王维的，和浙江师范大学的梅新林教授合作。1985年开始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一开始是师从童庆炳先生大量阅读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特别是文艺心理学，同时继续自己对古代文学和美学的兴趣，并把文艺心理学和古代文论结合，做了一些古代心理美学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和《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后来又曾涉足文体学和文学史理论，出版了《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文学史哲学》等著作。到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时代剧变和个人遭际，我又一次转向，开始关注当代文化、知识分子和文艺思潮问题，而且对政治的兴趣渐次增强，出版了《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当代中国的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等书，并写下不少文化批评和时政评论文章。从这个简单的勾勒即可发现我的一大毛病，就是学术兴趣转移太快，一壶水没有烧开又烧另一壶，以致迄今没有写出让恩师童庆炳教授和我自己觉得满意的著作来。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见异思迁的毛病，我出版了一部书后往往就放在一边，不再关注，更没有重新出版的念头。大约是今年上半年的某天，童庆炳先生说起我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和《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认为我写得最好的还是这两部书，建议我重新出版。童老师的话一方面让我觉得很汗颜，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下决心重新出版这两部书。考虑到《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也属于古代文学与美学研究的范畴，而且三部书都很薄，于是干脆集合在一起，起名《陶东风古代文学与美学论著三种》交由出版社出版。
这次借助于重版的机会，把这三部书又读了一遍，感觉好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为自己竟然能够沉浸、流连于古代文学和美学的那种诗意境界而很感惊讶。这些文字今天看来当然非常幼稚，不过一些感悟和体验还是真实的，注重感悟和体验而不怎么注重材料的考辨似乎是我写作的一个特点，至今还是如此。
为了尊重历史，尊重自己的过去，除了修订一些错别字和错误的引文，尽量完善注释（当时因为不怎么强调学术规范，有些注释是很不规范的，这次虽然尽量做了完善，但是还是留下不少遗憾），删去一些明显有问题的句子，其余一仍其旧。
至于我自己以后的学术方向，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不赶潮，不随俗，不违心，研究自己觉得最重要、最感兴趣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与自己的人生而言最切身的问题。可能有些学者能够把读书做学问与自己的人生分离开来，学问是学问，人生是人生。但有些人，比如我自己，则做不到。我有志于学术起因于青少年时期，也就是“文革”时期所受的出身歧视，它给我带来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我很难把学问和人生区分开来。我看书写作的根本动力，就是要给自己饱受歧视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个交代，给这种歧视和创伤烙下的人生之痛一个交代。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的这个冲动还不强烈，而且也没有这样做的资本，那么到了今天，我的这种冲动就更加强烈了，而且也相对地已经有了这样做的资本。
这几年我考虑和关注最多的是“文革”的问题，看得最多的是和“文革”有关的小说、回忆录和历史著作。这些文字资料与我的经历、与我所要寻求解决的切身问题最具相关性。我想通过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探索如下问题：那个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无辜的少年为什么会遭受那样的歧视和迫害？造成那种歧视和迫害的制度的和文化的根源已经根除了吗？我今天的阅读和写作冲动就源于这样的切身之问。我要对那些希望我回到古典研究的师友，特别是童庆炳老师说：很抱歉，今天的我已经无法对那些缺乏切身性的书和课题产生兴趣，尽管这些课题或许既安全又能够为自己获得学术资本和其他资本。
除了自己的这点“私心”外，我也觉得对“文革”以及当代中国（1949年至今）这段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虽然阻力重重，却依然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去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又怎么能够理解今天的中国，理解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的今天难道不是被这个中国式社会主义实践塑造的吗？难道孔子、老子和庄子比毛泽东更深刻地塑造了今天的中国，主宰了我们的命运吗？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为什么一定要去研究这个充满风险的课题？是的，你可以不去研究，但是对我而言很难。其实，我原先也希望躲开这段历史，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之将至）我做不到了。这不是什么使命感，而是面对自己的无奈——这种无奈总是最深刻、最难以摆脱的。
因此，对我而言，这三种著述的重新出版，更多地意味着一种纪念，而不是我的研究的再一次转向。
最后我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为这本书（或者说三本书）的出版提供的资助，特别要感谢首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冯新华为本书重印付出的辛勤劳动。
陶东风
2014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