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死亡主题

第一节 死亡主题的哲学意义

死亡主题在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叔本华曾说：“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苏格拉底所以说哲学的定义是‘死亡的准备’，即是为此。诚然，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1]雅斯贝尔斯也认为：“从事哲学即是学习死亡。”[2]可以说，死亡主题在哲学史上从未中断过。

死对于哲学的深义到底在何处？这要从死对人生的意义说起。因为哲学说到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人类个体的生命是一个有终点的历程，终点就是死亡，即不在。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在他具备反思自身生命的能力之时起，就意识到了自己必死的命运。这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人是唯一知道自己必死的生物。固然，人人都不可能直接体验倏然离去（死）的那一瞬间的感受，因为离去即意味着失去一切知觉。我们存在时死（狭义的）不会降临，等到死神光临时，我们已不存在（伊壁鸠鲁）。但这并不能使人摆脱死亡恐惧，因为大量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是人，就必死无疑，大量已死去的人证明了这点。重要的是：这一意识大大改变了人对生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未知生，焉知死”，而是不知死，焉能知生。只有死才能反照出生，对死的反思是对生的反思的集中体现。一个意识到自己将会死，并认真反思过这一结局的人，与一个没有这种意识和反思的人，对生的设计和体验是全然不同的。对死未曾反思的人将不会认真地设计生，不会严肃地反思生，不会真正地体验生。

死乃是生命活动最具深刻意义的时刻，在死亡面前保存下来，经得起死检验的东西，才是生命活动所真正完成的东西。弥留之际的人常常说：“我死之后，你们……”，“我死不足惜，所惜者……”，“我死也瞑目了，因为……”，此类话语结构方式昭示了：人们在临死一刻想到的必然是他一生最珍视或最引以为憾的东西。“死本身不是别的，而是生命的最后的表露，是完成了的生命”（费尔巴哈）；“从生到死，这一点最深刻而普遍地规定了我们对此在的感受。这是因为那由死而来的生存的界限，对于我们对生的理解和评价，总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狄尔泰）。遗嘱是人生这一艺术品的点睛之笔。

正因如此，死亡意识和死亡恐惧促使人们超越经验的、日常的、短暂的和琐屑的此岸世界而升向永恒、超验、终极的彼岸。人类文化的种种创造，不都是为了超越死吗？埃及法老为超越死修筑了金字塔；哲学家为了超越死而创造出“理念”、“太一”、“物自体”；宗教家为了超越死而虚构出上帝和西天极乐世界；艺术家为了超越死而创作了不朽的艺术品。正是为了超越死，所以这一切创造物都具有不死（永恒、不朽）的特点，都源自死亡焦虑和不死渴望。人的生命的时间性决定了他必死的宿命，而他的创造物却可以间接地证明他的不朽。即使是肉体的繁衍延续，即使是修筑坟墓、祭奠祖先，也都是不朽冲动的表现形式。中国的俗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样表明了普通百姓对死的恐惧，这也是一种对死的超越方式，只不过是一种低级的超越方式罢了。

对异性的渴求和对死亡的恐惧大约是人类两大最基本、最原始、最牢固的心理体验，它们都是生命力的最辉煌灿烂的表现形式。但对死的恐惧比对异性的渴求更深刻、更真实。一个人可能会欺骗异性哪怕是最爱的异性，但却不会欺骗上帝，因为上帝不会出卖他，不会揭他的隐私。

以上所说构成了我们反思中国文学死亡主题的特殊意义。死在中国文化和文人心中的地位、中国人对死的看法，中国文学反复咏叹的人生短暂、光阴似箭以及由死亡意识而产生的悲秋、惜春、伤春意识等，都深刻地昭示了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自然观念和价值取向，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征、长处及缺陷。因而，研究中国文学的死亡主题，是了解中国文化、打开古代文人心理奥秘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