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劳动力素质与流动
第一章 学历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
叶华
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是各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也是学者们的重要研究议题，但人们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认为要在生产活动中提高收益，主要手段就只有增加对土地、原材料、机器、厂房、交通设施等“物质资本”的投入。60年代，与作为有形资产的物质资本相区别，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强调劳动力的技术和能力对提高经济收益的影响（Becker，1962；Schultz，1961），从此对作为生产者的人的投资也开始增多，各国政府开始为国民提供免费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已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对战后各国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Barro，1991）。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离不开受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生产率提高（Wang and Yao，2003）。
人力资本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正式教育，二是职业培训。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能提高人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本的积累还可为产业升级提供知识储备，因此对我国未来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影响。分析现阶段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构成和在不同群体、地区的分布，对理解我国地区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以及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都有启发意义。在2014年进行的第2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我们搜集了被访者的教育获得、外语能力、专业技术培训和证书的获得情况等信息。利用这些信息，本文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以及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构成和分布进行分析。为了保证分析的样本已经完成教育，考虑到就读研究生的人比例较低，本研究将样本限定为25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由于要对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差异进行卡方检验，本研究的所有分析结果都没有经过加权处理。
一 正式教育
正式教育一般有两种测量，一种是把最高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数，视为定距变量，其优点是精炼，用一个变量就可以描述不同人在教育获得上的差异，但这种方法假定不同层次教育水平中的每年教育的影响是一样的，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另一种测量是把人们获得的最高教育程度作为定序变量，其优点是能体现不同层次教育水平的差异，但由于这种方法将教育获得作为分类变量来处理，相对而言就没那么精炼。本文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和结果呈现的便利性，分别使用教育的两种测量方式。
图1-1展示了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分布。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现阶段我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中，比例最高的是初中，大约占劳动力的1/3，其次为小学/私塾，占劳动力的1/5～1/4。男性劳动力的教育水平高于女性：在女性劳动力中，未上过学、小学/私塾的分组所占的比例要高于男性劳动力在相应组的比例，尤其是未上过学的女性比例是未上过学的男性比例的将近三倍；男性劳动力在初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组的比例要比女性劳动力在相应组的比例高，但两者在职业高中/技校以上的教育水平上差异并不大。对性别和教育水平关系的卡方检验表明，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存在性别差异（p＜0.001）。
总的来说，现阶段我国劳动力中男性的教育水平比女性高，但在职业高中/技校以上的教育水平上差异已经很小。我国在1986年之后已经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因此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下的人大多数年龄较大，上述结果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国教育扩展对缩小男女教育差距的成效。
图1-1 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分布
为了展示不同年龄劳动力在教育水平上的差异，笔者将劳动力的年龄分为4组，分别是“25～34岁”“35～44岁”“45～54岁”和“55～64岁”，图1-2展示的是不同年龄组劳动力教育水平的分布。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年纪越小的年龄组，教育水平越高：在年长的年龄组中，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较大；在年轻的年龄组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较大。年龄组与教育水平的相关关系也达到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两者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些结果显示出，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的教育普及有很大成效，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有很大提高。
图1-2 不同年龄组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分布
具体来说，25～5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中教育水平为初中的比例最大，而55～6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教育水平为小学的比例最大，显然年长一代的受教育机会较少。此外，对35～64岁的劳动力来说，小学/私塾和初中的教育水平比例都最高，但最年轻的25～34岁组经历了教育扩展的过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受益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因此教育水平为小学/私塾的比例较低。另一个反映教育扩展的结果是不同年龄组教育水平分布的形状：对45～64岁的劳动力来说，其教育分布的形状是以小学/私塾或初中为中轴的单峰分布，而25～44岁劳动力的教育分布则出现了双峰的特点，除了初中这一教育水平的比例较高，大专和大学本科的比例也较高，但双峰很可能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大专和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可能来自城镇，而初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可能来自农村。
图1-1和图1-2分别从性别和年龄组的角度展示了教育水平的分布。为了同时反映过去几十年我国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性别教育差距的变化，笔者将被访者的教育水平转换为受教育年数，并进行局部加权平滑处理，[1]得到图1-3中3a显示的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受教育年数随出生年的变化（对3b、3c和3d的分析见后文）。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文革”期间受教育年数提高的趋势受到影响（Deng and Treiman，1997），不仅没有提高，还有所降低，但总的来说年轻劳动力的受教育年数相对于年长劳动力都在持续提高。此外，女性受教育年数的提高速度比男性更快，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性的受教育年数比男性少约3年，只达到4年，相当于没有完成小学教育，到最晚近的25岁人口（出生于1989年），男性和女性在平均受教育年数上已经没有差别，都达到11年，相当于高中二年级。
女性和男性在受教育年数上的趋近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由于从夫居的传统以及我国农村中长期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庭往往会优先投资男孩的教育，因为父母认为儿子能为养老提供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家庭对子女进行投资的时候已不必再重男轻女（Forsythe，Korzeniewicz，and Durrant，2000）；新中国成立后对男女平等的强调，以及1986年开始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都推动了女性在入学率上逐渐与男性缩小差距（Bauer et al.，1992；Wu and Zhang，2010；Wu，Ye and He，2014）；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推动生育率降低的“晚、稀、少”运动和7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每对夫妻生育的孩子数量减少，因此家庭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的时候更不必对女孩和男孩区别对待（叶华、吴晓刚，2011），这些因素都使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与男性的差距逐渐减小。由于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潜在的市场收益越高，因此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更高（Psacharopoulos and Patrinos，2004）。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顶峰并开始下降的背景下（叶华、石爽，2014），女性教育水平与男性趋近将促使女性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有利于保持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应和经济稳定发展。
图1-3 不同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年数随出生年的变化
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差异不仅体现在性别和年龄组上，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在教育水平上也存在差异。图1-4展示的是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教育水平上的分布。在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存在地域上的差异，大致呈现“东多西少”的态势，对不同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产生了直接影响。劳动力调查的数据显示，不同地区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确实存在显著差异（p＜0.001），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和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等密切相关。有意思的是，教育水平的地区分布并不是连贯地按照“东—中—西”从高到低分布，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实际上高于中部地区。图中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劳动力中普通高中或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基本上高于中部地区劳动力的相应比例，而小学/私塾和初中教育水平的比例也低于中部地区劳动力的相应比例。这种结果，一方面可能缘于“西部大开发”等战略举措对西部地区教育和基建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后，部分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引导劳动力迁移的结果。而中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政策上的扶持，因此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受到影响。
图1-4 不同地区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分布
图1-4是以分类变量的形式呈现教育水平在不同地区劳动力中的分布的，与之相应，图1-3中3b、3c和3d显示的是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年数随出生年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生的不同地区男性劳动力的受教育年数差别不大，都在7年左右，东部地区略高；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年数都比男性少，其中东部地区女性劳动力受教育年数最多，接近5年，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女性劳动力受教育年数最少，不到4年。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文革”时期因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减缓外，男性和女性的受教育年数都迅速增长，其中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最快，1989年出生的东部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接近12年，相当于高中毕业，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大约为11年，相当于高中二年级。此外，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女性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的增长速度比男性劳动力更快，东部地区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年数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生人群比男性少两年多，1989年出生女性已经和男性趋同；中部地区的情况也相似；西部地区则发生了更戏剧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生的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年数比男性少将近3年，但之后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不仅追上了男性，1986年后出生女性甚至超过了男性。
总的来说，上述分析结果都与已有发现一致（叶华、吴晓刚，2011）。对图1-3中3d的理解，需要考虑劳动力迁移的情况。由于东部地区聚集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包括来自西部的劳动力，因此仍然留在西部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较少。又因为进城务工人员中男性的比例较高，并且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迁移的可能性更大（赵耀辉，1997），所以西部地区年轻女性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超过男性的情况，也可能是人口迁移的结果。
在2014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我们询问了被访者现在的户口类型，如果被访者现在的户籍是非农户口或居民户口，还询问了他们获得非农户口的时间。利用这些信息，按照被访者接受调查时的户口类型和14岁时的户口类型，以及调查时被访者的所在地，笔者将城乡劳动力分为4个群体：“城市非流动”指的是被访者14岁时以及被调查时的户口类型都是非农户口；“农转非”指的是被访者14岁时是农业户口，但被调查时是非农户口；“外出务工”指的是被访者14岁时以及被调查时的户口类型都是农业户口，但调查时在城镇地区；“农村非流动”指的是被访者14岁时以及被调查时的户口类型都是农业户口，调查时在农村地区。
图1-5显示的教育分布基本与前述分类的顺序一致，城镇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最高，本科或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超过20%，“农转非”劳动力次之，外出务工劳动力再次，农村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最低，不同群体的教育水平有显著差异（p＜0.001）。由于政府对城镇的教育投资比对农村的多，而获得教育的机会又与户籍挂钩，非农户口的居民相对于农业户口的居民能有机会获得更多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因此城镇非流动劳动力和“农转非”劳动力比外出务工劳动力和农村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高。城镇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双峰分布，初中和普通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较高，占46.6%，大专和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也较高，达到34.8%。过去，农业户籍人口获得非农户籍主要是通过教育升学（Wu and Treiman，2004），因此“农转非”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往往比城镇非流动劳动力更高。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张，对近郊农村进行征地，原来的农业户口居民也获得了非农户籍。相比较而言，被征地而获得非农户口与通过教育升学而获得非农户口相比，前者对人力资本的选择性更弱（郑冰岛、吴晓刚，2013）。这部分由于被征地而获得非农户口的劳动力比例增大，可能就导致了我们的数据中“农转非”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低于城镇非流动劳动力。在“农转非”劳动力中，小学/私塾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也较高，达到15.7%，三倍于城镇非流动劳动力相应教育水平的比例，小学/私塾、初中和普通高中3个层次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超过一半，达到58.9%，大专和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则低于城镇非流动劳动力，只有25.7%。在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教育水平以初中居多，占41.1%，其次是小学/私塾（21.2%）和普通高中（12.8%）。农村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最低，集中在初中或以下，其中未上过学的比例占18.7%。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到，在外出务工人员是我国制造业主力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的居民由于教育水平较低，未来的发展空间有限。
图1-5 不同群体的教育水平分布
二 外语能力
我们在调查中询问了被访者懂的外语，最多可以回答三种外语。通过分析发现，在被访者懂的外语中，比例最高的是英语，有13.5%的劳动力懂英语，其次是日语（有0.31%）、俄语（有0.16%），和韩语（有0.09%），劳动力中懂英语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外语。[2]
英语作为世界语言，在国际交流中使用频率很高，不管是经贸联系、旅游还是学术研究，英语的使用范围都很广。自改革开放以来，英语一直是我国学校教育中的主要外语，除了大学和少数中学里学习其他语种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学校中学习过英语。从图1-6看，总的来说，随着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懂英语的比例也在提高。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并不会简单地将“学过英语”等同于“懂英语”，因为“懂英语”还需要有一定的语言运用能力，而外语的掌握一旦缺乏运用的机会，则很容易遗忘，这点从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来。在小学/私塾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中，懂英语的比例几乎为零。在获得了初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中，懂英语的比例达到了7%，高中和职业高中/技校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达到了24%。按理说高中和职业高中/技校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学校教育中已经学习了英语，具备一定的使用能力，但由于这个群体从事的工作中使用英语的机会可能不多，所以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为自己“懂英语”。中专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中懂英语的比例相对较低，只有19%，可能是中专教育更重视实用技能，因此大部分与外贸没有关系的专业教育并不包括英语课程，导致中专教育毕业生中懂英语的总体比例较低。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随教育水平稳步提高，从大专的40%，到大学本科的64%，再到研究生的90%，这三个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是与国外经贸往来中直接交流的主力，他们使用英语的能力较强，而大专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对英语的掌握可能最多是到达可以阅读的水平，运用英语的能力还比较弱。
图1-6 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
图1-7展示了劳动力懂日语、俄语和韩语的比例随教育水平的变化。日本和韩国是我国的邻邦，改革开放以来，三个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民间交流都很多，因此有一定比例的劳动力懂日语和韩语。懂俄语的劳动力比例也较高，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与苏联有长期密切的联系，学习俄语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增多，所以劳动力中懂俄语的比例也较高。总的来说，随着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懂这三种语言的比例也在提高，尤其是从本科到研究生，懂日语的劳动力比例从不到2%提高到接近6%。但在我国劳动力中，懂日语、俄语和韩语的比例还是远远低于懂英语的比例，这在一个方面体现了我国与美国等英语国家联系的紧密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并不很紧密，因此没有创造出足够的需求促使人们学习日语、俄语和韩语。
图1-7 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懂日语、俄语和韩语的比例
接下来我们分性别看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懂外语的比例分布（见图1-8）。总的来说，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劳动力，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懂外语的比例都在提高，男性和女性懂外语的比例差距不大。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教育水平相同，女性劳动力中懂英语和韩语的比例都高于男性劳动力，教育水平为研究生的女性劳动力懂日语的比例高于男性研究生，教育水平为职业高中/技校的女性劳动力懂日语和俄语的比例也高于男性。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在学习语言上的能力比男性强，但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致的实证研究结论。男性和女性懂外语比例上的差距，既可能与他们对外语学习的重视程度和兴趣上的不同有关，也可能是在社会期待的影响下，女性的职业选择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多与语言相关，因此女性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更重视外语的学习。
图1-8 不同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懂外语的百分比
为了分析不同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劳动力懂上述4种外语的比例，图1-9对不同群体进行了细分。从图9a可以看到，年轻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比年长劳动力高，男性和女性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差异不大。懂日语、俄语和韩语的劳动力比例远低于懂英语的劳动力比例（注意图9b、9c和9d的纵轴与9a的纵轴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懂俄语的劳动力的性别和年龄构成与懂英语、日语和韩语的劳动力有明显差别：劳动力中年轻人懂英语、日语或韩语的比例较高，而年长者中懂这三种外语的比例较低，并且女性懂这三种外语的比例与男性差不多或者稍高于男性；俄语的情况则不同，劳动力中年长者懂俄语的的比例高于年轻人，并且男性劳动力懂俄语的比例高于女性。
图1-9 不同性别和年龄组劳动力懂外语的百分比
上述发现也回应了图1-7的分析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学习苏联的科技成果以及拓展与苏联的经贸和外交联系，我国早期劳动力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学会了俄语。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性的教育水平较低，所以学习俄语的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比例高。劳动力中懂英语的比例则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年轻劳动力中懂英语的比例比年长者高，60～64岁男性劳动力中懂英语的比例为2.1%，女性为1.1%，而最年轻的25～29岁年龄组男性劳动力中懂英语的比例已经达到24.0%，女性为27.2%，有了飞速提高。不同年龄组劳动力懂日语或韩语的比例也反映了国际交往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增加，日本对我国进行了许多投资，经济联系的加深也促使相当一批劳动力学习日语以把握两国加强经贸往来的机会，因此40～44岁以及更年轻的年龄组劳动力中懂日语的比例逐渐提高。韩国与我国的经济联系则在更晚近的时期才开始加深，因此劳动力中懂韩语的比例较低，也提高得较晚，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深，韩国流行文化也对我国年轻人产生了影响，因此年轻劳动力中懂韩语的比例也有上升。
正如前述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所显示的，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懂外语的比例也有不同。从图1-10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达到16.4%，比中西部地区高3.8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无论从正式教育还是英语掌握程度上，都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这既体现了经济发展对教育扩展的促进作用，也体现了对吸引人才的作用。相对于英语，劳动力中懂日语、俄语和韩语的比例都较低，并且地区差异也不大，即使是比邻日本和韩国的东部地区，劳动力中懂这两国语言的比例还是比较低。
图1-10 不同地区的劳动力懂外语的比例
由于现阶段我国劳动力中懂日语、俄语或韩语的比例较低，进行细分研究的意义不大，图1-11只展示了不同群体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在不同年龄组的分布。从图1-11可以看到，劳动力中懂英语的比例分布与图1-5中不同群体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分布是一致的，城镇非流动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农转非”劳动力，再次是外出务工劳动力，懂英语比例最低的是农村非流动劳动力。根据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在不同年龄组的分布，可以将上述4个群体分作两组，其中城镇非流动劳动力和“农转非”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较高，而外出务工劳动力和农村非流动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明显要低些。4个群体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在不同年龄组的分布是一致的，都是年轻的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比年长的劳动力高：年龄最大的60～64岁组中，外出务工劳动力和农村非流动劳动力几乎没有人懂英语，而城镇非流动劳动力和“农转非”劳动力中懂外语的比例分别为6.2%和3.0%。到了最年轻的25～29岁年龄组，外出务工劳动力和农村非流动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分别为19.7%和12.9%，城镇非流动劳动力和“农转非”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都在50%左右。
图1-11 不同群体和年龄组劳动力懂英语的百分比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就正式教育和外语能力而言，我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普及和扩展产生了明显效果，年轻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相对于年长劳动力有很大的提高，女性相对于男性在教育上的差距大大减小。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中掌握外语的比例提高很快。但也应该指出，不同地区间的人力资本构成有很大差别，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懂英语的比例上都有较大差距。按照户口类型和调查地区分的四类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懂英语的比例也有很大差距，出生时就有非农户口的或者获得了非农户口的劳动力教育水平较高，懂英语的比例也较高，而持有农业户口的两类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懂英语的比例都较低，这对农村地区未来的发展不利。
三 专业技术证书和培训
在2014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我们询问了被访者自2012年7月以来（即上次调查以来）有没有参加过至少5天的专业技术培训，以及有没有获得过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执业资格）。从图1-12可以看到，年轻的劳动力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更高，25～29岁的男性和女性在过去两年参加过培训的比例分别为18.6%和14.1%，年长的劳动力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低很多，55～59岁的劳动力在过去两年参加过培训的比例不足5%。这可能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相对于年长的劳动力，年轻的劳动力更可能从事需要专业技术培训的工作；年轻的劳动力也可能更积极参加培训，以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工作单位也可能更倾向于培养年轻劳动力，以获得长期的经济收益。男性参加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高于女性，在大多数年龄组中都有4%左右的比差，这可能与男性从事的工作或行业有关。
图1-12 劳动力在过去两年参加培训的比例
以文凭形式体现的教育水平对人们获得理想职业有显著影响，此外，专业技术证书也是进入很多职业的先决条件，例如律师、教师、会计师等，因此研究劳动力获得专业技术证书的情况也对分析我国现阶段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有启发意义。劳动力参加专业技术培训以及获得专业技术证书的情况既与他们的来源有关，也与他们的工作单位和行业相关。表1-1展示的是不同劳动力群体在获得专业技术证书数和参加培训的比例上的差别，总的来说，不同群体在获得专业技术证书数上的差别和参加培训比例上的差别非常一致。
从不同人口类型获得的专业技术证书的平均数量看，“农转非”劳动力获得专业技术证书的平均数量最多，城市非流动劳动力次之，外出务工劳动力再次，获得专业技术证书平均数量最少的是农村非流动劳动力。在过去两年中参加过至少5天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与专业技术证书的获得数量一致，并且不同群体在参加培训的比例上有显著差别（p＜0.001）。如前所述，“农转非”劳动力中有一部分是通过教育升学而获得非农户口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比城市非流动劳动力获得更多专业技术证书，有更多参加培训的机会；此外，为了在城市中立足，“农转非”劳动力也会更积极地参加专业技术培训和获得专业技术证书。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城镇地区工作以维持生计，也要比农村非流动劳动力获得更多专业技术证书和更积极地参加培训。总的来说，上述4个群体获得专业技术证书的平均数量较少，每人获得不到1个专业技术证书，过去两年参加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不到20%。
在不同工作单位工作的劳动力在获得专业技术证书数上有差别，在参加培训上也有显著差别（p＜0.001）：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劳动力获得专业技术证书数最多，平均有0.8个证书，参加培训的比例也最高，有36.3%的人在过去两年里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在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工作的劳动力次之，在国营和集体企业工作的劳动力再次。这些分析结果都符合我们的预期。许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要求工作人员有相应的专业资格，也鼓励工作人员参加培训以提高业务技能。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很多员工都从事专业技术方面的业务，因此其员工获得专业技术证书和参加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较高。而务农的劳动力只需要凭经验来工作，不需要专业技术证书和参加培训。
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在获得专业技术证书数上也有很大不同，在参加培训上有显著区别（p＜0.001）。总的来说，在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中工作的劳动力获得的专业技术证书较多，参加培训的比例也较高，例如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在该行业工作的劳动力平均获得了1.2个专业技术证书，并且有41.8%的人在过去两年内参加了专业技术培训。在金融保险业及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工作的劳动力获得专业技术证书的数量和参加培训的比例也较高，而在农、林、牧、渔业中工作的劳动力不需要获得有认证的技术资格来从事劳动，获得专业技术证书则较少，并且参加培训的比例也较低。
表1-1 2012年7月以来参加过至少5天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和专业技术证书数
续表
前述图表都是通过双变量或者三变量的关系来分析我国不同群体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构成，由于这些变量互相之间都有关系，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双变量和三变量之间的关系未必能完整地体现出人力资本的分布，我们也难以对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的构成和分布有一个完整的把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下面笔者参考前文的发现，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纳入对受教育年数、是否懂英语、是否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是否在过去两年内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都有影响的变量，看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前述发现是否仍然可靠。剔除了在因变量或自变量上有缺失的样本后，分析样本的样本量有13999人。由于劳动力中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平均数量不足1个，在分析中笔者将专业技术证书转化为一个二分变量“是否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在上述的图表中可以发现，不同年龄组的人力资本积累基本表现出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趋势，为了模型的简捷和解释上的方便，笔者用出生年（以1950年为起始年）代替年龄组纳入回归分析。根据因变量的测量层次，本研究对受教育年数用线性回归进行估计，对是否懂英语、是否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是否在过去两年内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用逻辑模型（Logit Model）进行估计，分析的结果见表1-2。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前文中我们发现的大多数变量仍对受教育年数、是否懂英语、是否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是否在过去两年内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有显著影响（表1-2）。具体来说，女性的受教育年数比男性少，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可能性以及在过去两年内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可能性都低于男性。虽然在图1-8的8a中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教育水平上，女性劳动力懂英语的比例高于男性，但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女性懂英语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地高于男性。随着时间推移，越晚近出生的人受教育年数越多，懂英语、有证书和参加过培训的比例也越大。相对于城镇非流动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力和农村非流动劳动力受教育年数更少，懂英语、有证书和参加过培训的比例也更小。虽然“农转非”劳动力在受教育年数上比城镇非流动劳动力少，懂英语的比例也更低，但他们获得专业技术证书和参加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与城镇非流动劳动力并没有显著差距。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年数更少，懂英语、有证书和参加过培训的比例也更小，但中部地区劳动力参加过培训的比例与东部地区劳动力没有显著差别。
表1-2 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N=13999）
续表
四 结论
利用2014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本研究从正式教育、外语能力和专业技术证书的获得以及培训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劳动力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样本都是劳动力，所以上述人力资本指标的分布可能与一般人口中的分布有所不同。
在我国现有劳动力中，男性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女性，但两者的差别已经缩小，在最年轻的出生世代中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相比于年长的出生组，年轻的出生组接受了更多教育。在按照14岁的户口类型、调查时的户口类型和调查地划分的劳动力中，城镇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最高。“农转非”劳动力中不仅包括通过教育升学而获得非农户口的人，还包括由于被征地而获得非农户口的人，后者对教育水平的选择性较低，因此“农转非”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不如城镇非流动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主要是初中，而农村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主要在初中或以下，我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恐怕也会遇到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教育水平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的劳动力教育水平最低。在我国东部地区占据沿海的地理位置优势，西部地区拥有政策扶持优势的情况下，中部地区缺少高素质的劳动力，未来的经济发展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作为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劳动力的外语能力对我国的外贸经济以及对外交往都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越高，懂得英语、日语、俄语和韩语的比例也越大，东部地区劳动力懂外语的比例高于中西部地区。外语教育也有一个逐步普及的过程，越晚近出生的人懂得英语的比例越高。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除了正式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进行在职培训。通过分析劳动力自2012年7月以来获得专业技术证书的数量以及参加至少5天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研究发现年轻劳动力参加培训的比例高于年长的劳动力，男性参加培训的比例高于女性。“农转非”劳动力在过去两年获得的专业技术证书的平均数量最多，参加培训的比例也最高。在不同的工作单位中，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获得专业技术证书最多，参加培训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外资和合资企业员工，以及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员工。在不同的行业中，在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中工作的劳动力获得的专业技术证书较多，参加培训的比例也较高，例如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金融保险业及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等。城镇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懂英语的比例更高（表1-2），但“农转非”劳动力在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参加专业技术培训上更积极（表1-1）。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有了很大改观，年轻人获得的正式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都比年长者更多，女性也减少了与男性在人力资本上的差距。但我国城乡、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分布还是有很大差异，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缺乏，会对未来的区域平衡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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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考叶华、吴晓刚（2011）。
[2] 在数据中，实际上被访者懂的外语中比例第二高的是“汉语”，这很可能是少数民族被访者将本族语言看作母语，而将汉语看作外语。本研究将外语能力看作与国外交流的人力资本，因此不对不同群体懂汉语的比例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