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依据
虽然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范畴是通过对相关学科概念的借鉴吸收而形成的，但是这一范畴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厚理论基础之上的，它创新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论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当代西方学者关于话语理论的研究成果，都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提供了思想来源与理论依据。
一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研究中提出的最著名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论断，它鲜明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论证了作为国家统治者和管理者的统治阶级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2]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分配关系对社会精神文化生产的制约作用，揭示了精神文化生产必然同构于物质生产的客观逻辑，阐释了在社会上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表现为统治阶级之思想的社会认识论理由。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解释道：“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不言而喻，作为国家统治者和管理者的统治阶级一旦使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就能够进一步运用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管理和调控，从而使整个国家和社会按照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详细分析和阐述统治阶级如何建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如何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目的是强调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在他看来，理论与实践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二者并不能相互替代。要想改变客观世界，就必须通过实践、诉诸物质力量来实现。但是，马克思也指出，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它同样能够对社会生活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作为精神力量的理论也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个条件，就是革命的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一如他所指出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因而，马克思一再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要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就应当把符合无产阶级自身利益与价值的革命理论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样的理论只要为无产阶级所理解、认同与掌握，并转化为改变客观世界的目的与诉求，理论就能成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物质力量。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对如何让群众掌握革命的理论进行了论述，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是要从理论本身找途径。“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也就是说，理论必须对事物与问题从根本上做出阐明、解释和回答，使其具有真理的力量，才能够以理服人。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因此，除了需要具备科学性与彻底性之外，理论还需要抓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最现实、最紧迫的时代课题，并对其做出有效回应。唯有如此，理论才能够真正地吸引人民群众，才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接受。二是要积极主动地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得并不能够自发地完成，它还需要通过思想宣传与理论教育活动来实现。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虽然具有社会主义的自然、自发倾向，却很难产生系统性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因而，马克思强调，革命的理论要想在处于自发状态的人民精神园地之中发挥作用，就需要通过理论的传播与教育，使无产阶级获得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精神武器”。马克思曾经把向工人阶级宣传科学理论的过程形象地比喻为“思想的闪电”击中“素朴的人民园地”[8]。从一定意义上看，马克思关于如何让人民群众掌握理论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如何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真正的依靠力量就是人民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如同树离开土壤，无根无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并不是说这个政党的领袖或党员理解和掌握革命的理论就可以了，而是要通过做群众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革命的理论，进而将其应用于实践，变为改造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唯有如此，才可以说是真正地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但是他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调节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等重要观点的论述，实际上就包含着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想意蕴。
（二）列宁：无产阶级政党要学会当思想领导者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告诉我们，思想、理论的“领导权”是由一定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所决定的；任何阶级或集团要取得和维护其对思想、理论的“领导权”，必须在夺取政权的同时加强思想、理论的灌输与教化工作。因此，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解放，必须首先掌握科学的理论，“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9]。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列宁结合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学会当思想领导者的论断，为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和巩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提供思想指南。
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过程中，列宁曾反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0]。“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1]，“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2]。列宁还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13]列宁认为，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当然，列宁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者随时准备同反革命势力展开殊死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列宁尤其强调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重要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者及其政党要学会当思想领导者。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敌人”[14]。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工作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研究、宣传、组织。”“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15]
列宁对于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列宁认识到，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如果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领导权，就无法凝聚和领导广大无产阶级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就无法在俄国顺利开展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16]。列宁还认为，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如果不在广大群众和工人阶级中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如果不通过教育、灌输使他们建立科学、完整、系统的阶级意识，就无法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就无法实现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领导，“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ßen 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 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17]，“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18]。因此，他指出：“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19]与此同时，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还应通过文化革命使文化“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从而掌握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0]。
总之，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经验，特别强调，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必须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夺取和建立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价值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并进一步通过加强革命理论的教育、灌输等工作来巩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唯有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三）毛泽东：思想领导是第一位的领导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意识形态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性的思想和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这些思想和论述涉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特征、地位、功能与意义，涉及理论教育、舆论宣传、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地位及其作用的系统性阐述，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
可以说，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向来都十分重视和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思想文化的领导与掌握。早在1942年，他就曾鲜明而深刻地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21]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2]在关于建设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中，毛泽东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23]“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24]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如何领导思想文化建设这一问题，毛泽东认为应当着力通过思想教育以及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批判与斗争来实现。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思想教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性的手段来实现，民主性、说理性的思想教育应当是更为重要与常用的手段，“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25]。掌握全国政权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6]另一方面，毛泽东还强调要通过对思想文化领域错误思想、思潮的批判来加强和领导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他指出：“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27]毛泽东认为，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主要存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以及封建、落后的旧文化之间；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主要存在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在领导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各个时期思想文化领导权斗争的目标、形式与任务有一个明确、清醒的认识，要善于并敢于同一切错误思想、思潮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与斗争。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加强和领导思想文化建设时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鲜明地指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军队，并认为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8]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继续掌握与巩固思想文化领导权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对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另一方面又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些措施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中掌握和巩固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提供了可靠的力量资源。
（四）邓小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思想政治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其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途径；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实现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领导和掌握。因而，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思想潮流纷纷涌入进来，受此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后的实际国情，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掌握和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面对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在思想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邓小平一再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始终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他明确提醒和告诫全党：“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29]1980年8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30]后来又进一步强调：“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央认为，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31]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学校教育的失误和教训时，他深刻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32]
针对新时期新特点，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任务，强调要把重点放在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等）、政治教育（主要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传统的民族精神教育（艰苦奋斗教育、自强不息教育）等方面。与此同时，他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还进行了总结概括，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例如，思想政治工作要运用民主的方式，“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33]；思想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观点，指出“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34]，“决不能希望用三言两语的命令解决问题”[35]；思想政治工作要着重关心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36]，等等。
（五）江泽民：必须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国内局势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意识形态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鲜明地提出了必须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各种舆论文化阵地的思想，有力地指导和加强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新闻出版工作及教育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这一重要思想及其成功经验与做法，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掌握和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思想指南。
早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就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37]。这一论断告诉我们，只有牢牢占领和掌握思想舆论阵地与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确保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江泽民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在2000年举行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他深刻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正确制定和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发展先进思想、克服落后思想。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这是绝不允许的。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从来就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38]
社会主义的实践启示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往往还内化于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文学、新闻作品等各种具体的文化艺术形式之中。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除了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建设之外，还应当加强对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建设，努力让这些文化艺术形式充分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对此，江泽民曾深刻指出，“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从上到下的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包括理论、新闻、出版、报刊、小说、诗歌、音乐、绘画、舞蹈、戏剧、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都应该成为我们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阵地”[39]。与此同时，掌握和占领各种艺术文化阵地，党的领导是关键。能否科学而有效地管理这些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关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巩固程度。江泽民对此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党委都要增强阵地意识，切实加强对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每一个思想文化单位的党组织都要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守土有责。”[40]另外，针对世纪之交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江泽民还强调了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性，他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我们要研究其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这种挑战。要主动出击，增强我们在网上的正面宣传和影响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密切关注和研究信息网络发展的新动向，抓紧学习网络知识，善于利用网络开展工作，努力掌握网上斗争的主动权。”[41]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这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自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内涵渗透到网络之中，在网络上与其他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展开话语权竞争，才能不断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六）胡锦涛：必须牢牢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则
进入21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和论断，尤其是在如何继续掌握和巩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突出强调了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则，这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把宣传舆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抓在手上，关系人心向背，关系事业兴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就鲜明而深刻地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42]针对意识形态宣传与新闻报道工作，他强调指出，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2008年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他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更加自觉主动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严格宣传纪律，做到守土有责，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关、把好度。”[43]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与传播变得愈来愈频繁和紧密。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因素，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舆论格局中，西强我弱的历史局面和发展态势仍然没能从根本上得以改观，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面临着较大的竞争压力。针对这一情况，胡锦涛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44]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把“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必须“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与此同时，针对互联网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日益凸显的重要影响，胡锦涛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45]针对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胡锦涛指出：“各级党委要始终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和改善领导。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体制。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为做好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46]他还强调：“各级党委要按照中央要求，加强和改善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全面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把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把原则要求与具体措施结合起来，加强督促检查，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宣传思想工作扎实推进、富有成效。”[47]
（七）习近平：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围绕意识形态工作所做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科学分析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任务，对未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其中包含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件，对于进一步巩固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意识形态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统一的指导思想，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安全危机，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盘散沙，国家自身的安全也就无法得到保障。针对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部门对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和关系存在说起来清楚、做起来不清楚的现象，习近平同志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明确、清晰的阐述，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因此，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当前，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受到多样、多变思想的冲击以及拜金、拜物等观念的腐蚀，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由于一些外在原因所引起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根本原因还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因此，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开放执政环境，身处利益诉求、矛盾问题交织互联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员干部更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这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习近平同志明确强调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8]
当前，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发展，引领人类社会进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的技术更新与进步，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方便了群众工作和生活。但是，它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由微博、微信等新社交媒体所引发的网上复杂舆情，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地位构成了重大挑战。从现实情况看，这种挑战的主要表现是，西方一些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通过互联网长驱直入，并同国内一些错误思潮合流，形成了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因此，互联网上的舆论斗争应当引起充分重视。就此，习近平同志鲜明地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49]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融入世界的态势日趋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工作的范围不仅要覆盖到国内，而且要扩展至国际。积极宣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和路线方针政策，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变被动为主动，努力为我国和平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应当成为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20世纪西方出现的最具独创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50]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以及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复苏能力的深刻反思，他敏锐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确立政权之后，在国家的统治方式上做出了重大调整，更加侧重于对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操控，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经过艰辛的探索和思考，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南。
意大利革命失败以后，葛兰西对革命运动进行了反思。他发现，意大利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意大利共产党没有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没有在革命之前广泛地发动群众，占领群众的思想阵地。尽管在革命中，国家机器一度被无产阶级政党所掌握，但是仍旧没能摆脱失败的命运。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推动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需要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需要努力掌握社会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从本质上看，文化领导权思想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其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进而在此基础上获得对整个国家政权的掌握。
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存在场域。对国家与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关系的全新理解和重新阐释，是葛兰西论述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基础。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有所不同的是，葛兰西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暴力为后盾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虽然仍然是资产阶级实现政治统治的重要力量来源，但是，从现实来看，依据市民社会而对民众所进行的文化与心理渗透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实现政治统治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葛兰西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完整国家”（integral state）应当包括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即通常所理解的政府机关，即执行暴力职能的各种强制性机构和军队、警察、法庭、议会等，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进行直接统治；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则是各种民间的社会组织的总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此外还包括各种舆论机关及文化学术团体等。葛兰西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所掌握的文化领导权比过去在政治社会领域所掌握的政治领导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在那些文化领导权被资产阶级所掌握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推翻，“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51]，因而他们就很容易东山再起。葛兰西深刻地指出，这正是俄国革命为何能够迅速成功，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葛兰西得出的结论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首先在市民社会领域夺取文化的领导权，尔后再在社会的政治领域建立起政治领导权。
有机知识分子——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力量。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必须充分发挥“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重要作用。葛兰西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些独立于社会集团之外的知识分子，而是“有机知识分子”，这些有机知识分子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参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建设。用葛兰西的话来说，他们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52]，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制定、解释和传播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与价值的意识形态体系，使广大民众与社会阶层自愿地认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保障社会秩序与社会规则的正常运转和执行，从而有效地维护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地位。葛兰西指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无助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社会集团（作为‘经济’集团发生和发展的）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各种形式活动的组织者和整体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组织发展所具有的职能的执行者”[53]。通过这些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领域中所开展的文化、思想和道德的教育改造工作，启发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侵蚀、影响，进而使他们获得批判的革命思想意识。唯有如此，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在市民社会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才能以此为基础完成对整个社会的总体性变革。
阵地战——文化领导权的现实策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通过暴力的方式来夺取政权。这一方式被葛兰西称为运动战。然而，意大利革命的失败教训促使葛兰西认识到，在西方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机器不仅包括执行暴力和专政职能的各种强制性机构，而且还包括工会、教会、学校、各种舆论机关及文化学术团体等意识形态传播机构。这些组织往往采取“弥漫式的”“毛细血管式的”侵蚀、渗透和入侵，使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牢牢占据和控制着市民社会，使被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乃至生活习惯被深深地同化。这样，资本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建构起了一道威力强大的战略防线与工事，一旦“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54]，它不仅能够抵御灾祸性的经济危机的侵袭，而且还能够抵御一定的政治危机的侵袭。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资本主义国家政治领导权之前，必须首先在市民社会领域发动“阵地战”来夺取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已经确立文化领导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就不能简单地依靠“运动战”的方式来夺取政权，而只能以“阵地战”的方式逐渐瓦解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中所建立的“堑壕”与“碉堡”，以此来一步步建立起无产阶级对思想文化舆论阵地的领导权，并最终成功夺取整个国家。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不仅在哲学思想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为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和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观。不能否认，这一思想对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rthusser，1918～199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国共产党党员，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他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他在其中系统地阐述了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了意识形态在维护社会政治统治中的重要意义与作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在继承葛兰西所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基础之上，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理论所做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关于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以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都做过系统论述，他们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一种描述性的国家理论，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纯理论，科学“要求这一理论继续发展，超出‘描述性’的形式”[55]，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经典内涵加以补充和完善。以此为基点，阿尔都塞从根本上突破了以往理论研究中仅仅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理论局限，而是鲜明地指出意识形态还是一种在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特殊的非强制性国家机器，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认为，没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就不能被称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两种国家机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通过对二者内涵及其关系的对比，阿尔都塞阐明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首先，“（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地和主要地以镇压方式执行职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大量地和主要地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56]。当然，阿尔都塞并没绝对化地理解二者的本质、特征与功能，而是认为它们的边界并不是完全清晰的，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它们都承担着双重职能，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其次，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多个相互独立的要素构成的，这一点与镇压性国家机器有所不同。正是它们的这种独立性特征，决定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政治生活中具有的独特作用。这种独特作用就是，被统治阶级在未取得镇压性国家机器之前，可以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领域中与统治阶级相抗衡；而统治阶级在丧失镇压性国家机器之后，仍然可以运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进行负隅反抗，甚至是重新夺取政权。阿尔都塞指出，这些状况与特征也就决定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性。最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性由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所领导的中央集权组织所保证，而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则往往以矛盾的形式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保证”[57]。也就是说，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作用，是用暴力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给予政治保证，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主要是在镇压性国家机器提供的庇护下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宗教、教会、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及文化等各种具有不同特色、不同功能的专业性机构所构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职能与任务。阿尔都塞还指出，学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占据前台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幕后，资产阶级所建立的首要的、即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机器，教育机器的职能实际上已取代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58]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凭借着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主要价值观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资产阶级沉重打击了代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教会体系，并最终夺取和确立了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
阿尔都塞批判地吸收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精华，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阐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内涵与特点，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构成与功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他的这一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些理论不足，如他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过分强调、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注不足等，但是仍然不能掩盖他的这一思想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视角，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范围，同时也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强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 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20世纪中后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国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知识考古学》《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在福柯的理论研究中，关于“话语”问题的研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不仅重新阐释了“话语”概念，而且构建了自己的“话语”理论。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上，福柯还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权力哲学理论，用后人道主义的观点论证和阐述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重大思想与理论变革，从而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确立了自己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福柯的思想体系中，“话语”（discourse）这一概念从两个方面展示出在其理论研究中的关键性作用：一是对“话语”概念的独特界定为福柯的批判性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二是对各种话语的描述和分析构成了福柯著作的主要内容，从而使话语分析成为福柯的基础性方法。[59]然而，不得不承认，在福柯的思想中，“话语”是一个较为含糊的概念，因为他从未对这一概念做出过明确的界定。尽管如此，我们要真正走进福柯哲学理论的大门、探寻福柯哲学理论的奥秘，“话语”确实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核心概念。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福柯的“话语”概念。广义上的“话语”是指“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而狭义上的“话语”接近“语言的形式”。对福柯来说，“话语”既不是简单的、个别的字词的结合，也不是仅仅被限定在规则中的意义。“话语”之所以不同于字词的简单的个别的结合，是因为涉及主体间的关系；“话语”的意义之所以没有被完全限定在语言规则中，是因为它的意义来自自由，因而不可被语法规则的概念囊括无遗，更无法被语言学规则所穷尽。因为仅仅从语言学上看，“话语”一词也是语言或言语所无法替代的。与此同时，福柯还从本体论的视角来阐释“话语”的内涵。他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60]换言之，“话语”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交往和传播的“中介”，而应当从本质论的意义上认定为它是人类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福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所构成的。“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一句话，“话语”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复杂的现实关系。
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上，福柯运用谱系学的方法将关注焦点集中于起源和权力/知识体制的发展上，重新理解和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动态地考察了制约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和物质存在条件，并把话语放置到社会整体领域中来观照。福柯指出，权力是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只有依赖于“话语”才能实现真正的权力。话语不过是对事物的论述，论述中必定包含了对事物的价值判断；话语也一定还需要逻辑、句法、语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由权力所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权力在话语之先。需要说明的是，在福柯的理论中，将英文power翻译为权力可能不尽准确[61]，它并不仅仅特指统治阶级或者执政当局所拥有的强制力、征服力，而更多地意指影响力、辐射力、说服力等。有什么样的权力就有什么样的话语，权力是强力意志，它启动了话语，话语积累起来、扩展开来形成学科，学科又组成公共机构（如高校、医院、监狱）；反过来，学科和公共机构又成为话语栖居和生产的场所。权力推动了话语，话语也加强了权力。权力话语的活动生产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权力是知识生产的原初动力。知识的生产有一个系统，我们不妨把权力—话语—学科—公共机构看成这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生产系统推出的观念、价值、意义渗透到全社会，牢牢地控制和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行动。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还通过考察16世纪末到20世纪“疯狂”一词定义的衍变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和结论：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有特定的“话语”存在，这些“话语”组合起来，如同一个缜密的网络，驾驭着其成员的思维、行动及组织的规范或条例，使该社会的所有活动都受着这种特定的“话语”定义的限制。[62]在这里，“话语”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运动。福柯鲜明地指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因为那些对话语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强化了有关何为理性、理智及真实的判定标准，因而，站在这些规则之外发言，就要冒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危险。他还认为，所有话语都是由权力产生的，但它们并不全都对权力俯首帖耳，“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权力的结果，但也可以是阻碍、绊脚石、阻力点，也可以是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63]。反话语就是通过浓缩大众对从前的压迫形式和斗争方式的记忆，而提供政治抵抗的杠杆，也提供阐发被边缘化群众之欲求的一种手段。[64]
从福柯对话语理论的系统阐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权力与话语似乎就是一对难舍难分的孪生兄弟。我们既可以说话语是权力的产物，也可以说权力是话语的产物。在现实社会中，争夺话语实质上就是为了争夺权力，而争夺权力也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来实现。话语又不仅仅是权力的附庸。话语一旦被权力所产生出来，它又能动地具有生产权力的功能和作用。因此话语和权力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这正是权力总是不遗余力地争夺并控制话语的原因所在。同样，话语本身也总是不断地追逐着权力。因此，话语与权力往往很容易结成牢固的“同谋关系”，二者相互强化、相互增值。反之则两相为害。因而，历史上历来对社会中既定权力布局的解构甚至是颠覆，往往总是首先表现为对权力话语的解构或颠覆，由话语产生的新的异质权力的出现，引起原有权力布局的重新调整。而权力对话语的控制，也正是对其之产生异质权力功能的控制。故而一定的相对稳定的权力布局总是必然要与一定的同质的相对稳定的话语布局形成稳定而又牢固的联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