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界定
一 什么是话语
话语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沟通中介，人们通过话语信息的发出、传递、理解和回应，进行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交往。从语源上来看，“话语”一词最初多使用在语言学研究和新闻传播领域。而如今，“话语”不仅成为一个被众多不同学科和思想流派使用的热门术语，而且还进入并影响了当代社会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个曾经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的艰涩词汇如今俨然成为一个流行语，频频为人们挂在口边、见诸报端。”[65]
在现代英语中，“话语”一词的对应词为discourse，作为名词时一般指讲话、演讲、论述、论文，而当动词时则指讲话、论述、演讲。在现代汉语中，《辞海》对“话语”一词的定义是：“指运用中的语言。其构造单位相当于句子或大于句子的言语作品。现代语言学中的篇章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等学科，主要研究从对话片段到完整的长篇小说的超句语言结构。”[66]《中国百科大辞典》对“话语”的定义是“语义上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或思想的一句以上的话或书面上的成段的文句”[67]。复旦大学教授范晓认为，“话语是由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话语内容，也就是言语表达的思想内容；另一部分是话语形式，也就是言语者借以表达思想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语言，这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语言，是族语的个别形态，是族语的存在形式”，是“语言和思想的结合体”[68]。我国语言学家沈开木先生认为“话语是在交际的决策和框架的基础上经过大编码而产生的言语成品”[69]，在这种言语成品里，有语义信息、各种非语义信息交织着形成一个网络。任何言语成品都跟别的事物一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从受话的人有没有转换成为发话的人的角度看，有独白和对话；从用不用文字再编码的角度看，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
上述对话语一词的定义和分析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都是将话语视为言语交际的单位。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多媒体电子媒介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超越传统平面媒介，话语概念也在20世纪逐渐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哲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在抽象意义上指称和表达具有特定价值和实践功能的思想客体，如哲学话语、历史话语、政治话语、文化话语等。这些领域中的话语概念往往借用语言学中话语是“语言的运用”的含义，但同时又突破了语言学的界限，具有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维度上的意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认为，“话语”既不是简单的、个别的字词的结合，也不是仅仅被限定在规则中的意义。他强调：“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缩减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70]福柯还认为，“话语”并非常识所理解的“中介”，它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活动，历史文化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成的。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诺曼·费尔克拉夫也认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71]可以看出，福柯及诺曼·费尔克拉夫关于话语问题的研究将话语与社会理论结合了起来，并强调了话语的社会建构作用，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学意义，为话语的应用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美国学者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则将话语理论引入公共行政学领域，他们用话语理论来分析后现代公共行政，提出了著名的“公共能量场”的概念。公共能量场是一个演示社会话语与公共政策的场所。在福克斯看来，所谓“话语”即是一种言谈、辩论、交流、对话、说服等言语表达活动。也就是说，在政治学或行政学中，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表达权利和意愿的一种方式和工具。
实际上，话语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语码，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为了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而产生的，并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早期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声带的不断进化，人类开始发出声音，并逐渐在社会交往中形成语言。当然，最初的语言多是由肢体运动或极其简单的声音和词语所构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将一些固定的、通用的动作、声音或词语用一定形式的符号记录下来，而这些符号就逐渐形成了文字。正是语言和文字的形成，大大拓展了人类社会沟通和交往的范围与领域，人们借助这些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符号、词语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在信息传递和交流的过程中，一方面，主体总是要根据实际的语境来选择乃至创造特定的概念、词语来进行表达；另一方面，主体在进行传播信息和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必然会将自身的价值判断融入其中。这样，在特定概念、词语及声调等多重元素的排列组合下，形成了表达特定意思的话语。“话语一旦形成，便拥有了自己的意义世界，形成了自己的特定规则，构建了自己的知识型式和话语系统。”[72]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话语是语言符号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的统一体，它既包含一定的符号、概念、声调、语法等客观因素，又承载特定主体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等主观因素。
二 话语权与意识形态话语权
（一）话语权
从“权”一词的内涵与属性上来分析，“权”可解析出“权利”和“权力”两个基础语义。相应地，“话语权”就可以理解为作为权利的话语权（discourse right）和作为权力的话语权（discourse power）。首先，话语权是一种重要权利。说话、言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征。人类社会离不开话语，正如米歇尔·福柯就所认为的，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73]然而，话语并不只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在现代社会，它日益成为公民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话语“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74]。其次，话语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力。从话语中发现权力，或将话语当作权力来理解，无疑以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即权力”这一命题的影响最为深刻。话语既是解释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又是掌握和控制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武器。“不同话语之间存在着斗争，话语体现着权力关系，权力调控着话语音量。话语权力不仅是一种现实力量，而且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创造力量。”[75]
实际上，关于话语权，我们往往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概而言之，话语权就是一种掌握、控制、支配和阐释“话语”的权利与权力，就是对话语背后的是非判断、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进行引导和塑造的一种资格、能力、身份与地位。它一般不采用强制命令的方式，而是通过议题设置、叙述策略等多种手段，运用暗示、诱导、感染、说服等方式，以支配和掌握舆论导向，使人们自愿地按照某种既定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话语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静态层面上看，话语权首先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表达观点、陈述意见的权利。第二，从动态层面上看，话语权体现了话语者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掌控权的追求过程。“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就意味着政治地位的争夺，在社会变革之际，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谁就具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和控制权，谁就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76]第三，从过程与结果看，话语权的取得和维系，主要不取决于话语层面，因为话语是现实的反映，折射的是经济、政治与社会现实。前者只是技术面，后者才是基本面。话语权的获取或丧失，取决于人心向背，而人心之向背，则最终取决于各种现实因素的综合，取决于现实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也即是说，“控制媒体，对于话语权的掌握，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77]。话语权的强弱大小，不仅跟话语者本身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而且还跟话语体系本身的现实解释力与理论影响力密切相关。
（二）意识形态话语权
意识形态是反映不同阶级、社会集团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所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指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本质、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等问题的实然性探索和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及过程的评判、扬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和理想形态的应然性价值追求和思想纲领。在进行国家统治和管理社会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必然会通过政治权力等一切可能的方式使其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占据主导性地位，并让被统治阶级成员接受下来，以主导和引领社会发展。
意识形态与话语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话语‘说什么’、‘怎么说’、‘以什么身份说’，即它的内容、形式和倾向内蕴着权力，而这种权力关系的系统再现，则成为了意识形态。”[78]一定社会的话语在其具体生成过程中必然会打上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意识形态烙印，而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意识形态也总是会通过某种具体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出来。通过对一定社会的话语或话语体系的塑造和掌控，个人或社会组织可以为其他团体所认识，并确立其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必然会努力与话语权结合在一起而形成意识形态话语权。对统治集团来说，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以巩固其统治，维护其根本利益；对其他利益集团来说，为了获得本集团的利益也必然要影响并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从而使意识形态的建构朝着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之争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79]，意识形态话语权必然成为不同群体或利益集团争夺的目标和实现其利益的工具。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主义之争、意识形态冲突，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之争，而是由谁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制度选择，是领导权之争。”[80]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回避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但是他们关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调节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等论述实际上明显地包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社会里“思想统治”的重要性。列宁也指出，意识形态承担着“牧师的职能”，无产阶级要学会“当思想领导者”，实际上也是在强调要通过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或话语权来对国家进行管理和统治。中国共产党历来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和掌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都曾对如何掌握和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做出过重要论述，这些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理论资源。
从国际视角与历史事实来看，自二战以来，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围绕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冷战时期，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美国之音、BBC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冷战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和渗透的重要工具。今天，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围绕着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然而，由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强势地位，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成为当今世界的流行话语，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学术等领域占据着话语霸权地位，而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明显地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掌握话语权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世界上对我国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成就表示肯定和认同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但是，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群众的期待、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吸引力和凝聚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而且，由于价值取向、社会制度不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抱着冷战思维，将我国的发展成就当成“威胁”、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成“幽灵”，它们不断利用其强势性地位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这种传播和渗透同国内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噪音、杂音相呼应，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地位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因此，为了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期待，为了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中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切实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努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以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