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及其实现

中国共产党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应运而生的。自成立以来，党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坚持、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一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与特征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

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政党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今时代就是一个政党政治的时代。尽管对于政党的解释和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如果我们从具体的表象中剥离出来，所有的政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一般都是由某个或几个阶级的积极分子所组成，为实现本阶级利益而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也就是说，政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便与政治密不可分。作为一个政党，无论如何自我标榜，也无论具有什么性质，它要存在并发展下去，就必须跟国家政权打交道，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讲，政党天生的目的和职责就是干预、取得或领导国家政权。因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以吸引更多民众的支持与参与，这就要求政党必须很好地发挥其利益表达和社会整合功能，尽可能准确地把握本党的利益和要求，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社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党就必须制定和建构出一整套能够反映自身价值追求和政治理念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进而通过这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来吸引民众、引领社会、掌握政权。简而言之，作为现代政党，要想掌握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政权，就必须首先需要掌握这个国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不言而喻，在当代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掌握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其必然要求。那么，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呢，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谈起，因为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它从根本上决定和反映了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81]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根据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经验而创立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经验而创立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从党章的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从理论属性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党，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质言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其内涵可以界定为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依据其自身的理论特性与现实影响，拥有解释、规范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的资格、能力、身份与地位。坚持、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要坚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特征

1.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一般而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取途径有两种：一是直接通过权力来获取，二是通过权威来获取。在政党政治发展的早期，通过权力来获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较为常见的方式。借助于权力的威慑力和强制力，执政党能很容易地将自身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在全社会推行。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仅仅依靠权力往往并不能真正获得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信服和接受。这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取则更多地依靠权威，即政党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权威不是一种强制力，而是一种影响力和吸引力，它主要是由于自身内在的要素完美而表现出来的一种魅力。”[82]政党的权威是指政党依靠自身的能力、影响而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和信赖，并进一步吸引社会大众对这个政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认可和信服；意识形态的权威则是意识形态依据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与现实解释力而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与信服。因而，以权力为基础的强制性和以权威为根本的非强制性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两个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同样具有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政治身份表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国家的政权，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因此，在向社会宣传本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可以运用其对国家权力的掌握来传播其意识形态。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更多的是依靠中国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权威。正如历史和现实所一再揭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赢得执政地位，不仅是历史的选择，而且是人民的选择。在9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逐步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权威性基础。

2.渗透性与非渗透性。从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方式来看，渗透性与非渗透性是政党在争取、赢得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两个重要特征。所谓非渗透性，就是政党在向社会传播其倡导的意识形态的时候，直接将意识形态的内容向社会大众进行宣传和普及，即通常所说的“灌输”，以此来赢得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渗透性则是指政党在传播和普及意识形态的时候，将意识形态的内容融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之中，即通常所说的“渗透”，用这种隐性的方式来传播和普及意识形态，以此来赢得和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在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以赢得、掌握和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中，既重视通过非渗透性的方式来进行，又重视通过渗透性的方式来实现。例如，在革命战争时期，针对国统区和根据地区这两个地区不同的政权性质，中国共产党就分别采取了渗透性与非渗透性的方式来竞争和夺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根据地，因为掌握了地方政权，中国共产党具备采用非渗透性的方式来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而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因不掌握政权，所以更多的是通过统一战线、党的地下组织、民主进步报刊等这些较为隐蔽的途径来传播和渗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针对当代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出的开放、多元、多变的时代特征，为了有效掌握和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国共产党在有效利用非渗透性方式的同时，更加强调和注重运用渗透性的方式，如紧密结合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工作来宣传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渗透到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当中，利用重大节假日、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来传播意识形态，等等。

3.历史性与动态性。对于任何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并不是与生俱来和一劳永逸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与时俱进的。过去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并不代表当前一定能够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现在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也不代表今后能够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只有努力根据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及时更新、变革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能力、方式与策略，才能在变动不居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动态历史发展过程。

从意识形态的自身发展来看，意识形态的内容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在内容上能够体现出这些变化的趋势、规律和本质。很显然，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现实的变化情况，从中总结出社会现实变化的趋势、规律和本质，这种意识形态必然会逐渐落后于社会现实而被淘汰，那么这个政党也就不可能继续掌握该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了，反之亦然。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一整套以“革命·夺权”为主题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掌握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上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国家和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了。然而，囿于当时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对这一主要任务形成清晰的认识，以“革命·夺权”为主题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整个社会中仍然占据着话语权地位，导致在实践中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并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化，以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将建设和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构建和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此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从而赢得、掌握并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地位。

4.排他性与开放性。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始终是阶级利益的产物，不存在超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这一最本质性质决定了意识形态具有排他性的特征，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会试图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在社会上占据话语权地位。因此，社会上占主导、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要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地位，常常会凭借自身的统治地位对其他意识形态进行排斥、瓦解或同化。然而，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的排他性特征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能够孤立地发展。相反，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需要同其他意识形态展开对话、交流、交锋与碰撞，以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与完善的因素，从而使自身的话语体系更加完整、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很显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同样具有排他性与开放性这两方面特征。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排他性，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思想领域具有排他性，就是说在指导思想领域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开放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当代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指导思想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二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处于话语权的主导性地位，但是要保持和巩固这一地位，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仍然需要同其他意识形态展开对话、交流、交锋、碰撞，吸收和容纳其他意识形态中体现和反映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因子，从而保持与时俱进，以避免自己陷入保守僵化、因循守旧的状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83]。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只有始终保持开放性，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去追踪社会发展与时代要求，吸纳现实社会中的有益思想和新鲜经验，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思想内容与精神内涵，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从而牢牢占据时代精神的制高点和话语权地位。

二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

意识形态是以政治信仰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是一定阶级、社会集团基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对现存社会关系的认知与展望，是该阶级、社会集团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从内在结构上看，作为话语权力或话语权利的一种存在形式，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基于一定的制度与文化而建构和组织起来的，由话语主题（说什么）、话语主体（谁在说、向谁说）、话语载体（怎么说）等要素相互紧密联系而构成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拥有解释、规范和指导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的资格、能力、身份和地位。因而，从构成要素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而建构和组织起来的，由话语主题（说什么）、话语主体（谁在说、向谁说）和话语载体（怎么说）三个部分而构成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拥有解释、规范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的资格、能力、身份和地位。

（一）话语主题

意识形态话语主题主要解决意识形态“说什么”及其有效性的问题。“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因而其决定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84]从内涵上来看，意识形态话语主题就是意识形态的主体内容与核心思想，它表达了意识形态对一定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时代课题的解释和回答。就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而言，其话语主题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体内容与核心思想，这一主体内容和核心思想从根本上解释和回答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时代课题。“话语的效应取决于语境的相关性，即只有当话语内容与话语对象具有关联性时，才具有取得话语效应的可能性。”[85]因此，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有效性就取决于意识形态话语同一定社会现实境况的相关性与契合程度。换言之，当意识形态话语与一定社会现实境况具有相关性并有效契合时，这种意识形态才能够在该社会取得真正的话语权。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主题要真正有效解释、规范和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环境，从战略上、根本上解释和回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时代课题，以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解释力与新鲜活力。

（二）话语主体

意识形态话语主体主要解决意识形态“谁在说、对谁说”的问题。话语是主体实践的一种形式，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关系范畴，反映了话语生产者、话语传播者与话语接受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可以说，主体间性是话语交往中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规范，反映了“主体间共在的交往、对话关系”[86]。主体之间的可沟通性与互动性使话语交流与沟通得以实现；丧失了主体间性，话语生产者、话语传播者与话语接受者之间就很难形成有效的沟通。哈贝马斯的研究也指出，一个成功的话语交流与沟通，要求话语主体必须承担以下有效性需求（validity claims）：一是可领会性，说出可理解的东西以便为他人所理解；二是真实性，提供真实的陈述以便与他人共享知识；三是真诚性，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向以便为他人所信任和理解；四是正确性，说出正确的话语以便得到他人的认同。[87]也就是说，有效化解话语主体之间的沟通障碍，是实现话语权的关键。就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而言，其话语主体不仅包括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还包括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接受者。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话语主体是一个多重主体。“从横向看，有政治家、理论家、介于二者之间的智囊团、其他实际工作者等多个方面。从纵向看，有领袖个人、领导集体、广大干部甚至普通群众等多个层次。”[88]要有效实现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从话语主体的角度来看，就必须全面认识上述多重主体之间的关系，不仅要充分发挥和运用他们在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不同作用，而且还要努力实现这些话语主体（尤其是话语传播者与话语接受者）在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中的有效沟通和互动。

（三）话语载体

意识形态话语载体主要解决意识形态“怎么说”“以什么方式说”的问题。从技术角度而言，话语的传播与交流离不开一定的载体。在日常交流中，人们会尽量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路径资源来选择最有力和最有利的话语工具与对方进行话语交流，努力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可以说，谁掌握和控制着有效的话语传播与表达方式，谁就能取得居于支配性地位的话语优势和符号资本。一般而言，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与表达方式选择越合理，意识形态话语所拥有的“权势量”就越大。因此，如何根据已有的资源来科学而有效地选择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与表达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展现意识形态话语的魅力与吸引力，是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要求。就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而言，其话语载体即是指能够传递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一切传播形式与表达方式，它不仅包括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传播媒介，而且还包括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与表现形式。在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变化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解，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充分发挥和利用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与表现形式来向社会大众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地位的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

三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

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取决于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本身所具备和展示的理论特性、价值特性与实践特性。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是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89]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等于是在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话语，除非该社会所有成员的思想高度一致，不存在其他任何相异的话语。”[90]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地位并不是天然拥有、自然生成和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定和要求，话语权既不能凭空产生，也非一劳永逸。统治阶级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只有成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主导意识形态所蕴含和倡导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只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接纳的价值共识，才意味着意识形态话语权地位的真正确立。决定意识形态从“主导”到“主流”这一话语权地位确立的因素有很多，如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合理设置与拓展、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有效建构与互动、意识形态话语载体的综合运用与创新等；但是，从根本上讲，还是取决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自身所具备和展现的理论特性、价值特性与实践特性。具体而言，即是指在理论上须具有先进性、在价值取向上须具有正当性和在实践行动上须具有示范性。

（一）保持先进性：理论特性

从理论特性视角看，始终保持先进性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赢得和巩固话语权地位的内在要求。“先进性是对某事物在其类的发展进程中所处状态的一种客观描述和价值判断。当一事物在其类的发展进程中处于先行、先导和先锋的状态，并代表着该类事物发展方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先进的或具有先进性。”[91]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来说，若要判断其是否具有先进性，关键要看这种意识形态能否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能否推动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能否反映和体现一个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达到了上述三条标准，那么该意识形态就具有先进性；反之，就不具备先进性。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否具备这种先进性呢？这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个政党而言，无论是从两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来看，还是从两党所掌握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上来看，国民党较共产党都具有非常巨大的优势，因而从理论上看，国民党应该是掌握着当时中国社会的话语权的。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建立在“小米加步枪”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并最终获得执政地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历史结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真正地顺应和体现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与历史趋势，代表和反映了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愿望，并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一种具备先进性特征的意识形态，它是在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进而一步步赢得话语权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就必须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先进性的理论特质，以继续掌握和巩固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更好地适应历史发展、顺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进步，从而永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鲜明理论品格。

（二）具备正当性：价值特性

从价值特性视角看，一种意识形态要赢得并持续性地保持其话语权地位，就必须始终保持其正义性与正当性的内在本质。然而，正义性与正当性是一种价值判断，在不同的社会，往往会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与价值要求。但是，不管这些价值标准与价值要求如何复杂、多变，有一个标准是通用的，这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是否符合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只有符合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才能体现正义性与正当性，才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所谓道德制高点就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超越个人或某个组织狭隘利益的基础上，以绝大多数人利益为出发点或归宿，是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寄托。”[92]占据了这种道德制高点，意识形态就能被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支持，其话语权地位才能够确立。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谈论和评价一种意识形态是否体现和反映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时，不能空泛地谈论和评价，而应当深入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努力发现和回应人民群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具体地、直接地、现实地折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了他们的利益与诉求。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只有从根本上回应与解决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才能够占据正义性与正当性的道德制高点。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它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价值属性与价值追求决定了其正当性与正义性的理论本质，无疑是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始终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赢得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支持和信赖。进入21世纪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保持和巩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地位，就必须努力使党的指导思想能够更准确、更迅速、更鲜明地反映和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为人民立言、为人民发声、为人民谋利，从而牢牢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三）发挥示范性：实践特性

从实践特性视角看，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能否赢得并保持话语权地位，还要看坚持和传播这种意识形态信仰的政党及其成员能否身体力行地践行之，从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发挥示范性作用。也就是说，一个政党要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要看它的意识形态传播和宣示的是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与信念，而且更要看坚持这一意识形态信仰的政党是否愿意为实现这些价值、理想与信念而付出艰辛努力，甚至是不惜做出自我牺牲，最终使这些价值、理想和信念成为社会现实。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理论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于捕捉问题、分析问题、说明问题，在于理论文本的现实价值和指向。”[93]19世纪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起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仅仅在于它自始至终都宣称代表着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所呈现出的种种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不民主的社会历史状况，并引导一些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不独立、不自主的民族和国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大大地改变和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格局。列宁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如果认为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内容是真实的。”[94]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初民族危亡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成立，并在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获得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原因也正是如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许多工农群众参加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而是在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共同的价值取向、情感取向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争取到了自身的实际利益，看到了可能的美好前景，所以接受了共产党人及其信仰。”[95]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进而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今天，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继续保持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甚至是不惜做出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所倡导和宣示的价值、理想与信念成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与历史业绩，以取信于人民、立信于社会。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页。

[10]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39页。

[11]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71页。

[12]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95～96页。

[13]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94页。

[1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8页。

[15]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8、79页。

[16]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第111页。

[17]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85页。

[18]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85页。

[19]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6页。

[20]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55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35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4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5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8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6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09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2～233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18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8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42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65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06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6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31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56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68页。

[37]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0页。

[38]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86页。

[39]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97页。

[40]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97页。

[41]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94页。

[42] 胡锦涛：《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舆论力量》，《人民日报》2003年12月8日，第1版。

[43]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第4～5页。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318页。

[45]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第7页。

[46] 胡锦涛：《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舆论力量》，《人民日报》2003年12月8日，第1版。

[47] 胡锦涛：《扎扎实实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思想文化保证》，《人民日报》2008年1月23日，第1版。

[48]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49] 习近平：《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第1版。

[50] 〔英〕霍布斯巴姆：《葛兰西思想评论》，《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7年第7期。

[51]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第180页。

[52]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第425页。

[53]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第428页。

[54]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第180页。

[55]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4期，第248页。

[56]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4期，第256页。

[57]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4期，第256页。

[58]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4期，第259页。

[59] 吴猛：《福柯话语理论探要》，九州出版社，2010，第1页。

[60] 转引自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159页。

[61] 有学者将power一词译为“权势”。参见张宽《Discourse（话语）》，《读书》1995年第4期。

[62] 转引自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182～183页。

[63] 〔法〕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第98～99页。

[64] 〔法〕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74～75页。

[65] 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7页。

[66] 夏征农：《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第479页。

[67] 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0，第506页。

[68] 范晓：《语言、言语和话语》，《汉语学习》1994年第4期。

[69] 沈开木：《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第1页。

[70]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三联书店，1998，第62页。

[71]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第3页。

[72] 金万德、黄南珊：《西方当代“话语”原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73] 转引自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159页。

[74] 转引自杨善华《当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76页。

[75] 李兰芬：《我国道德话语权的现状及其对策建议》，《哲学动态》2008年第9期。

[76] 朱兆中：《当代中国价值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41页。

[77] 祝东力：《社会结构与话语权之争》，《天下》2012年第4期。

[78] 李兰芬：《我国道德话语权的现状及其对策建议》，《哲学动态》2008年第9期。

[79] 刘先春、关海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的当代建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80]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5页。

[81]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第2页。

[82] 郭燕来：《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特征》，《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8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84]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68页。

[85] 张寿强、李兰芬：《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的境况及其建构》，《学海》2010年第6期。

[86] 张寿强：《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权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第25页。

[87]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3页。

[88] 董德刚：《当代中国根本理论问题——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0页。

[90] 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53页。

[91] 郑伟：《论党的先进性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和时代要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8期。

[92] 程竹汝、郭燕来：《思想自由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几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93] 黄传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研究》，学习出版社，2012，第269页。

[94]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273页。

[95] 朱兆中：《当代中国价值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44～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