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记得马年春节刚过不久，小将告诉我，他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完成的专著——《本土化与土生化：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检视与重构》即将出版，作为其导师，我感到十分欣慰。小将希望我为其专著作序，我当即愉快地答应了。

2010年9月，小将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跟随我从事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研究。此前，他已经在高校从事过多年的社会工作教学和研究工作，因此其兴趣和积淀主要集中于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方面。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谦虚好学，刻苦钻研，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参与过我主持的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研究能力不断提升，学术水平日益提高。2011年9月他还被公派赴日本爱知大学学习一年，研究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其间，他几次与我讨论博士论文的选题，最后商定将社会工作本土化作为研究议题。作为他的导师，我也目睹和见证了他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他先后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过十余篇学术论文，并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新星”和“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博士论文也得到了评审和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

学界共知，社会工作是欧美国家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产物，是一门融汇多元价值理念与技巧的助人专业和职业。它在预防和化解社会转型诱发的弱势群体问题中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在西方也被称为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压器”。鉴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效仿英美（尤其是美国）建立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兴办社会工作教育。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缺少批判与反思的机械复制，用小将论文中的观点来说是一种社会工作的“麦当劳化”。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梅志里称之为“专业帝国主义”。这种忽略本土实际的模仿导致社会工作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形，因此，本土化开始成为这些国家学界的重要研究议题。小将在论文中系统梳理了国际社会工作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条是欧美国家的专业化路径，另一条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路径，这两条路径不断地延伸、拉扯和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包容性的国际社会工作。这便是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态势。

中国是一个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后发有其先天不足的劣势，但亦有其借鉴快生的优势。这便造成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独特路径：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工作是教育先行的，即我们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岗位的前提下开始培养并输送社工学生；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工作是在政府的助推之下快速发展的，21世纪初政府做出了“构建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重大战略部署。这种发展使中国社会工作面临三个挑战。第一，社会工作教育中，学生所接受的价值观及所学的理论和技巧大多源于欧美和港台地区，而这些专业知识是与欧美社会相匹配的，不加改造就在中国本土使用难免出现各种阻滞现象。第二，在专业社会工作引入我国本土之前，本土性社会工作（如党、团、工、青、妇、民政等）一直发挥着社会工作的功能。那么，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关系如何，怎样契合？第三，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存在某种表达性和现实性的冲突和张力。表达性方面，社会工作似乎是一个包罗万象、能够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专业，而在现实境遇中，却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和解决问题的有限性。面对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不能不思考中国的社会工作未来发展的走向。

在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社会工作发展交织的背景中，小将聚焦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的探索。他将社会工作划分为理论和方法、教育、职业三个方面，分别选取了若干典型案例进行了检视、拓展和分析，并提出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绞溢病象”。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出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自我殖民化、本土化、土生化和国际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土生化概念的提出和创造性的应用。它不同于本土化的概念，本土化的实质还是以欧美社会工作为重心和框架，通过调适来适应中国本土。而土生化则是以中国本土性社会工作为重心，逐步吸纳和融合欧美社会工作之长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这种扎根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的形成将为欧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开创性。

任何事物都有其不足的一面，小将的研究也不例外。该书虽然具有较好的创造性，但在社会工作土生化的论述和案例支撑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当然，中国社会工作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历史还不长，相关探索不能求全。相信在以后的研究中小将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希望他在社会政策、社会工作更广泛的领域有所担当和建树。

李迎生

2014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