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社会工作是一种源于欧美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专业与职业,它以预防、缓解和化解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为指向,以基督教信仰、乌托邦思想、实证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凭借有关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理论、方法和技巧调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增进人类福祉,提升其社会功能。这种专业指向和特质赋予了社会工作某种“社会诊断”的使命,同时也迎合了发展中国家对社会转型问题的需求。社会工作由此开始跃出欧美国家境域,迈向众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事物。在此过程中,本土化成为后发展国家的焦点性话语和重要研究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也不例外,当前社会工作在中国要不要本土化已经不再是问题,如何实现本土化才是真正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问题的观照之下,我们聚焦于国际和国内两种社会工作发展环境,诉诸“专业化-本土化-土生化”的概念工具,使用“功能主义-嵌入性-社会建构” 的理论视角,通过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和生命叙事等方法,揭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当前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其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及其本土化存在的问题;其三,中国社会工作土生化路径及其策略。
首先,我们通过文献梳理和比较研究将国际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分为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两种。发达国家主要以英国和美国为典型案例,后发展国家以印度、澳大利亚为代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折射出国际社会工作的总体发展态势。在回顾这些国家社会工作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社会工作发展存在某种双向拉扯关系。一方面,欧美社会工作遵循一种“非专业化-半专业化-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发展路径,反映了欧美社会主导的科学实证精神和个人价值无限的理念。这种路径被众多后发展国家奉为模板,或多或少也夹杂着某种专业帝国主义的情愫。另一方面,后发展国家社会工作主要迈向一种“非专业化-欧美化-本土化-土生化”的路径,这条路径虽然不明晰,但对于后发展国家发展社会工作却具有积极的意义。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工作路径有可能会合于一种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社会工作框架——国际性社会工作。在这个框架中,发达国家的专业社会工作与后发展国家的土生社会工作可以平等对话和实现优劣互补,实现社会工作的国际网络化与互动化。
其次,按照专业化的分类标准,我们通过文献研究大致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归结为四个阶段:传统社会工作非专业化阶段,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初步探索阶段,改革开放前社会工作断裂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阶段。其中,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阶段是本书着重探讨的内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质是欧美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现实境遇不断融合的过程,而这种融合也包括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本土原有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排异与融合过程。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状况,我们分别从教育、职业和实务领域选取若干个案进行检视,在教育领域主要按照专业发展程度高、中、低的标准选取了三所高校;在职业领域主要选取了上海、深圳和万载模式;在实务领域主要选取了两个社工的生命故事。通过拓展这些个案和呈现社工的生命历程进而抽象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绞溢病象”,即生长周期与“大跃进”的矛盾、理论与实务的脱节、专业身份的紊乱与危机、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社会工作的建构性等。
最后,在借鉴国际经验和检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状况的基础上,我们改造并提出了土生化的概念。土生化是本土化的高级阶段,不同于进口加工式的本土化,是一种深度的本土化,也是一种内生性的本土化,不同于外衍性的本土化。它主要扎根于本土,突破专业社会工作框架之束缚,以本土性社会工作元素为主体,吸纳专业社会工作元素形成一种土生化的工作模式。在论述土生化概念的基础上,我们从学理上提出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理想路径:专业殖民化、本土化、土生化和国际网络化。与此同时,本书也从宏观层面概括了中国社会工作土生化策略:①检视社会工作本土化存在之问题,将社会工作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本土性社会工作探索的轨道上来;②将本土性社会工作构建成一门专业和科学,提炼和重构其存在的基础,主要包括哲学基础、价值灵魂、理论知识、伦理操守、实务技巧等;③厘定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与内容;④检视现有社会工作运行模式,不断探索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构建契合本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运行模式;⑤通过探索一种有效的行动研究机制,引导研究者、教师、实务工作者和受众参与到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建构中来,实现社会工作教育、研究和实务的有机结合;⑥在全球化视域中探索土生性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