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
“与对手一起扭扯着跳崖”
——《你在高原》的主题原型
崔志远[1]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摘要：《你在高原》有鲜明的神话色彩，也有众多的神话原型。其主题原型撮其要者包括橡树路、阿雅、田园、流浪与行走等，这些原型的深刻寓意则是：现代社会的人们面对着“失败于当下还是失败于长远”的历史悲剧，如何既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又不失人文精神，是一种艰难甚至无望的悖论选择。每一个现代人都面临这样的选择，都站在危耸的悬崖上，面对着与对手的一场同归于尽的搏斗。这便是《你在高原》的主题所在。
关键词：张炜；《你在高原》；主题原型
张炜的《你在高原》10部39卷450万字，是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超级长篇。张炜在该书的自序中追溯了创作的缘起：“我起意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中。我动手写第一笔的时候是80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我或许畏惧止步。但我说过，那实在是盛年的举意，用书中的一个人物的话说，即当时是——‘冒长的思想，浩繁的记录，生猛的身心’——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产物。”［1］（自序）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作家“盛年的举意”，而是长期积累的“有准备”的产物：“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作为专业作家的张炜即划定一个区域开始踏勘工作，这种田野调查包括了对自然的考察和对风土人情的考察。这里既是他的出生地和生长地，也是多年文学创作的源头之地。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积累和重新回归故土的生活经验，使他萌生了创作一部史诗性作品的冲动。而后来的行走大地，博览群书，更为这部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正因如此，作家说：“在终于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回视这部记录，心底每每生出这样的慨叹：这无一不是他们的亲身所历，又无一不是某种虚构。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但它的主要部分还是一批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因为记录者认为：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不了解这批人，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1］（自序）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你在高原》排在首位，它获得的授奖词是：“《你在高原》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在广袤大地上，在现实和历史之间，诚挚凝视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不懈求索理想的‘高原’。张炜沉静、坚韧的写作，以巨大的规模和整体性视野表现人与世界的关系，在长达10部的篇幅中，他保持着饱满的诗情和充沛的叙事力量，为理想主义者绘制了气象万千的精神图谱。《你在高原》恢弘壮阔的浪漫品格，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有力地彰显了文学对人生崇高境界的信念和向往。”
《你在高原》包括《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荒原纪事》《曙光与暮色》《无边的游荡》10部。我读《你在高原》，最为深刻的感受是那带有神秘色彩的象征性和诗意，其深层内涵则是荣格说的原型。
弗莱认为，“原型就是一些联想群，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在既定的语境之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以交际传播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3］（P155）。无独有偶，张炜也在《荒原纪事》的《缀章：小白笔记》中通过人物之口说明自己刻意创造着这种“联想群”：
为了自身的可转述性和通俗性，三先生他们拾起了那个乌坶王的故事。我不但没有以嬉戏的心情去轻薄它，反而愿意和宁一起去挖掘它简易浅直的外表遮盖下的所有内涵。
有一些符号是颇能引申和指代的。比如我的查查、那个家伙、我、基金会的女上司、原来的大机关、那个首长……所有人都在这个神话模型里时隐时现。［4］（P428）
每个联想群都是“颇能隐身和指代”的符号，从《你在高原》各部中不难找到这样的符号，如橡树路、瀛洲、鹿眼、阿雅、葡萄园、大李子树、荒原、流浪者、大鸟、乌坶王、煞神老母、思琳城、阿蕴庄……以下择其要者解读之。
一 橡树路
橡树路在《橡树路》中有集中的讲述，之后各部的故事都或多或少与橡树路有关。橡树路成了在《你在高原》中反复出现的“并因此而具有了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
橡树路是“我”所在城市的一个城区。它是这个千年城市的最优美去处：“一片树林和草地上，浅红色和棕色的小楼在树丛后面闪闪烁烁；像教堂和城堡似的尖顶耸立着；再远一点好像还有小湖，有溪流……到处都一片静谧”［5］（P7）；“它美丽得让人惶惑，让人心里发紧”［5］（P8）。这片奇妙之地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原为外国人建造的“租界”，之后总是居住着一些特别人物。他们都是这座城市的主宰者。而今居住的是解放这座城市的功臣，也是决定这座城市命运的离休或即将离休的“首长”们。他们在战争年代舍生忘死，功劳卓著，但长期拥有权力，形成他们强烈的“权力意志”，他们变得冷漠、自私、保守。因为这里历来居住的都是大富人大官家，腐化淫逸无度，死后恶习不改，生出一代代荒淫邪僻的风流鬼，因而出现不少闹鬼的“凶宅”。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开放，橡树路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跳舞、看内部电影。凶宅的风流鬼们便乘机糟蹋和引诱他（她）们，使其性欲疯狂发作，终于酿成群奸乱宿、彻夜淫荡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触怒了橡树路的“首长”们，于是开展了一场“严打”，20余人受审判，四人被处死……
按着尼采的理论，权力意志是人追求创造、征服、扩张的非理性本能，它倡导“贵族的道德”，主张以“无情主义的憎恨”为基础，不惜以残忍的战争进行征服、扩张，使低级的人、奴隶、群氓服从强者的权力意志，这就是最大的善。如此看，橡树路无疑是权力意志的隐喻。如果说“首长们”体现的是橡树路权力意志的“现在”和“朝堂”，那么鬼魂们体现的则是其“过去”和“在野”。“在野”的鬼魂们已经失去昔日的权力和钱财，剩下的便是疯狂的性欲，于是变成了风流鬼。它们以鬼魂的本领奸占青年男女，并以疯狂的性欲唤醒他们的“心魔”，一批好端端的青年男女陷入淫恶的深渊。橡树路的“鬼魂们”将青年们引上罪恶的道路，橡树路的“首长们”又以“严打”将他们置于死地；青年们的悲剧可说是“鬼魂”和“首长”的联手共谋。“首长”与鬼魂有微妙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风气纯正，鬼魂不敢作祟；20世纪80年代以来，鬼魂开始作祟，进而纠缠首长，苍白青年的父亲便被鬼魂缠住，幸得嫪们儿驱鬼相救；父亲死后，鬼魂愈加猖狂，嫪们儿驱鬼无效，宅院变为凶宅，并酿成苍白青年陷落深渊的悲剧。这种“鬼进人退”，隐喻着当年革命者的浩然之气日益减损，其“心魔”却与日俱增，鬼魂与“心魔”联手使“首长”们陷入鬼魂的落网中。“我”与橡树路的梅子恋爱时，对未来的岳父便产生这样的幻觉：“我觉得有一股冰凉的风正从一座老宅吹来，那儿是魔鬼徘徊之地。那些魔鬼在教唆一个脸庞瘦削的老男人，让他锁眉横眼地望过来，让我一开眼就打个寒战。”［5］（P57）这正是首长与鬼魂合谋的隐喻。这一切，使橡树路成为一个“恶”的所在。
无独有偶，在东部平原北庄也有一个橡树路，建造这个橡树路的是环球集团。该集团财大气粗，总裁金仲正与“我们”的杂志合作出版他的专刊。他建的橡树路完全模仿城里橡树路，而且路更宽楼更大，与原北庄的寒酸形成鲜明比照。住进橡树路的都是车间主任、副经理、分公司经理和引进的技术人员，是北庄和环球集团命运的主宰者。环球集团巨大财富榨取的背后是雇佣童工，盘剥、镇压工人，污染河流海湾……这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与城里的橡树路别无二致。集团的宾馆也充斥着风流鬼，在那里上班的女娃们都惨遭它们的糟蹋和折磨，独臂村民的女儿便因不堪受辱而自杀。金仲对此却置若罔闻，因为“那些鬼魂和他是一伙的，它们帮他一捆一捆往回搬弄钱财”（独臂村民语）。如此看，环球集团的主宰者们与鬼魂勾结，不择手段地赚钱，北庄的橡树路也是一个“恶”的所在。如果说城里的橡树路是意志权力的“恶”，北庄的橡树路则是金钱欲望的“恶”。
城、乡橡树路也在联手共谋，嫪们儿是联手的桥梁。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是支前队长，合作化时期是劳模，长期担任“村头”，与“首长”（苍白青年的父亲）长期交往，还在“首长”的帮助和扶植下创建了环球集团。当他把集团交给义子金仲之后，集团的恶性因素伴随他的衰老而滋长。一个有趣的隐喻是，嫪们儿年轻时本是镇鬼高手，但衰老的嫪们儿既镇服不了首长凶宅里的鬼，又镇服不了北庄的鬼。《橡树路》写到“我”的一个梦：嫪们儿“一边微笑一边往前，两手平甩着走过去（这叫‘摸着良心走路’）”，我们在大山里见过的那个盲人“这时一下蹿了出来……早已攥紧的拳头就朝他的脸上打过去——只一拳就把那张脸捣破了，原来这是纸糊的一张假面”［5］（P366）。“那个盲人”是长期遭受迫害而致残的善良人，善良人捣毁嫪们儿的假面，可见他早已失掉“良心”。城、乡橡树路的联手是政治权力与金钱欲望的合谋，也是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同现代市场的合谋。这种联手形成的合力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恶性力量，它以强大的动量影响和污染着城乡社会。
综上所述，“橡树路”已建构起一个复合主题原型，其含义是，城市橡树路“首长”和历代鬼魂交织成的权力意志，乡村企业集团与鬼魂交织成的金钱欲望，以及权力意志与金钱欲望的联手共谋，像一只无形的黑手，把持和制约着城乡社会。这种主题原型在此后的各部中屡屡出现，《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等都写到这只有形和无形的黑手。如此，批判遍及社会的权力意志、金钱欲望以及权力与金钱的合谋，成为《你在高原》的一个重要主题。
《荒原纪事》和《无边的游荡》还分别写了乌坶王、煞神老母和大鸟的神话。乌坶王是随大神开辟混沌世界的有功之臣，因感到分配不公而怨恨；煞神老母是大神的妃子，因争风吃醋阴险伤人被放逐。于是二位联手反对大神，抢占大神爱妃合欢仙子的封地，还怂恿蚂蚱神和风婆子将平原上的绿色植物扫荡已尽。煞神老母还与山魈交媾生出众多恶的子孙。乌坶王争的是“权”，煞神老母争的是“性”，其儿孙也因性而恶——这恰如橡树路的“首长”和鬼魂。那将平原上的绿色植物扫荡已尽的风婆子和蚂蚱神，又颇似污染环境的企业集团，因而乌坶王和煞神老母的神话可看作是与橡树路母题的呼应。关于大鸟神话，古东夷有以鸟名官的传说，认为一个大的氏族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鸟群，人即鸟，鸟即人。人世间有“大鸟会”，人鸟交往，热烈非凡。大鸟赶会可对人进行戏弄和支配。大鸟性好淫，常幻化成人形到人间与年轻姑娘交合，或将姑娘带到鸟国取乐，却不能结为永久夫妻，造成一个个人间家庭悲剧。大鸟族同样隐喻着“权”与“性”，也与橡树路原型呼应。两则神话的引入，使小说增加了地域文化色彩和诗意；同时，如果说企业集团是现实视角，“首长”是历史视角，鬼魂是民间视角，这里又增加了神话视角，见出作家艺术视野的开阔性。
其实，《你在高原》所写的权力和金钱也是一个复杂的所在，它们是恶中有善，善恶同体，彼此冲突，相互消长。橡树路的“首长”们大都有出生入死的光荣历史，即使在现实中他们也有正义之举，霍闻海在“文化大革命”中尽力保护知识分子；岳贞黎为报答恩人，不仅收凯平为义子，而且自己未曾生育；“我”的岳父在更多情况下保持着人格的自尊……那些腰缠万贯的集团总裁们也偶有善举，嫪们儿为集体创业几乎倾家荡产，为节约出差路费，与金仲在漫天大雪中步行三百里回家；“秃头公司”的老板淡泊简朴，勤于读书，不仅解救了荷荷，还帮助凯平渡过难关；阿蕴庄的亿万富翁“穆老板”竟是我们的好友林蕖，他常因自己的“成功”造就了更多的苦难和贫穷而自责；大鸟的淫欲虽然造成众多家庭悲剧，也有始终不渝的人鸟之恋……然而，个人的道德品行难以对抗历史的潮流，如同凯平评论“秃头老鹰”：“我发现老板也怀疑自己的事业，可是他得让它运转下去。”也像林蕖说的：“没有任何力量阻止这座城市迅速走向下流。”
对于这种善恶消长，作家进行了人类学和宇宙性思考。《橡树路》中的许艮教授收集了澳大利亚古墓、南美洲秘密隧道、美国海底大道、非洲20亿年前核反应堆和埃及金字塔中木乃伊人造心脏等众多如谜的史前资料。他认为，这些成就如果不是外星人造访地球留下的痕迹，就只能说，在现代人类文明之前已出现过一届或几届史前文明。这些史前文明周期性消失，如果不是因为宇宙的突兀灾变，只能是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积累，可是唯有通向人类心灵的那一切，即善的积累是那么困难；而恶的积累却始终难以遏制。科技的积累介乎善与恶的积累之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善的积累不能远远地超过恶的积累，那么科技的积累迟早要与恶的积累找到一个交汇点，那就势必带来一场大毁灭。”［5］（P174）史前文明的周期性消失就是这种“毁灭”的结果。这种思考虽然有很大的假定性，但思考的开阔与深入以及强烈的人类忧患意识无疑值得肯定。
二 阿雅
在《忆阿雅》中，阿雅是贯穿始终的动物意象。它漂亮得让人吃惊：黄色的皮毛，光洁得像缎子；粗粗的尾巴，毛儿蓬松；短短的前爪，极为灵巧有力；鼻梁从脑瓜那儿往下拉成一道直线，很尖很尖；深棕色的胡须，粉红色的小鼻孔，尖细洁白的牙齿，那对眼睛啊，是真正的金色，闪烁不停……它每逢吃惊便不免惊呼：“啊——呀（雅）——”，“阿雅”由此而得名。外祖母给“我”讲了阿雅的故事：所有的大户人家，要想获得永久的幸福就必须暗暗结交阿雅，一个大户人家便因结交阿雅而人财两旺。那家的老主人临死时含泪向阿雅托孤，之后，忠诚的阿雅每日清晨从南山给小主人叼回一颗金粒。若干年后，金粒已尽，它便叼回白金粒，儿孙们不识白金，开始责骂羞辱阿雅，进而毁其巢穴，害其性命；阿雅在屈辱痛苦中仍不忘对老主人的许诺，一次次为主人叼回白金，终至有一天却被铁夹子夹住前爪。阿雅在惨遭杀害之前，终于奋力挣脱，逃往森林，从此告别了为人类服务的历史。这是一个凄美的民间传说，一方面，阿雅一诺千金，在一次次的历险中坚韧执着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具有讲求信义的美好道德；另一方面，阿雅又一次次遭受小主人的摧残，摧残者则表现出人性的恶劣和残忍。《忆阿雅》还写了现实的摧残者卢叔。他用皮套逮住一只雌阿雅，又用饥饿的办法将其驯服；阿雅生了四个孩子后，他又借父亲看望孩子的机会抓捕了雄阿雅；雄阿雅绝食而死，又被卢叔残忍地剥了皮；雌阿雅不断生崽，形成一个阿雅大家庭，小阿雅却不断被卢叔或卖掉，或剥皮，他还关住小阿雅以防雌阿雅逃走；后来，卢叔竟然将大部分小阿雅阉掉，致使他们丧失生命活力，形成“种的退化”。
阿雅有身体的至美，又有心灵的至善。至善至美则是阿雅的全部内涵；然而这种至善至美的品格又在现实中不断受到伤害与摧残。作家将阿雅与人物命运“异质同构”，进行由自然及社会，由理想及现实的思考。如，“我”与柏慧热恋中称她作“阿雅”；雄阿雅绝食而死前与雌阿雅、小阿雅凄婉诀别；“我”父亲半世英雄却遭冤案唯得家庭温暖，一如阿雅；年轻的革命者遭冤案却不逃跑而受死，因为“他们是阿雅”；口吃的老教授在农场受尽折磨却痴心科研如阿雅；父亲逃出魔窟般的水利工地，因怕牵连妻儿重又返回亦如阿雅……这种异质同构不仅形成“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诗意和象征性，而且将小说的多条叙事线索，包括阿雅的神话线、“我”的家族历史线、“我”的爱情家庭朋友线、阿蕴庄的现实生活线等纽结到一起，生发出一种“阿雅精神”。阿雅精神可从两个方面解读：其一是家庭伦理之爱。从阿雅看，雄阿雅为看望妻儿被捕，在它绝食的日子里，雌阿雅默默地守着它，孩子们为它唱着凄婉的歌。从人间看，柏慧热烈而真挚地爱着“我”，无意中对“我”造成伤害后又极力挽回，并又形成她终生的愧疚；外祖母和母亲为了“我”和父亲受尽人间坎坷，乃至孤独地离开人世；父亲因想念妻儿而逃离工地，又怕连累妻儿而返回；梅子倾心爱着“我”和儿子，在“我”到处奔波的日子里，苦苦独撑着我们的家庭；口吃教授的儿媳到农场侍奉老人，惨遭凌辱后自杀……这一切体现着以血缘伦理为纽带的仁爱精神。其二是对主人、事业的痴情。阿雅被小主人一次次伤害，仍忍辱负重地履行诺言；革命队伍初创时期被误杀的英雄们，即使知道被杀也不会逃跑，就是跑了还会回来；父亲为革命出生入死，革命后却陷入冤案，蹲监狱，服苦役，默默地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口吃教授被投进农场劳改，还苦苦思考写地质学著作的事……这里充满着忠诚与信义，是一种讲求忠义的文化品格，因而不妨将“阿雅精神”概括为仁爱忠义的文化精神。如前所述，齐鲁之地曾出现三位文化巨人：孔子、孟子、墨子，他们共同构建了由血缘伦理关系推及全社会的仁爱思想，这既是民族文化精神，又是齐鲁文化性格。仁爱忠义的阿雅精神无疑是齐鲁文化性格的体现。
在《你在高原》中，与阿雅相类的意象还有鹿眼、大李子树等。鹿眼是善良纯洁的少女的隐喻，大李子树是慈爱的外祖母的象征，都有仁爱忠义的品格，可以说是阿雅意象的辅助意象。
阿雅来自丛林，仁爱忠义的阿雅精神自然也就来自丛林乡野。作家这种思考始终贯穿于小说中。开篇写“我”与柏慧的恋爱，本是在城市的高等学府，作者却将其安排在学农的废饲料厂的“厚厚的干草上”，浓烈的干草味奇香无比，“使人身上涌起一股特意的冲动”。“干草味”成了爱的催化剂，《你在高原》中的许多美丽的姑娘都有迷人的干草味。正因如此，“我”把柏慧这个城市女儿视为阿雅。大山探访时，梅子向“我”讲述：她父亲自幼饥寒交迫，尝尽人间苦难；母亲是外祖父母讨饭流浪中捡来的“草包”里的孩子，外祖父饿死，母女做女佣又饱受折磨凌辱，女儿逃离东家参加武工队……“我”突然觉得岳父母也“是贫穷的孩子，是山草”。“伪学者”柏老也有苦难的经历，也是一株幸而没有死亡的山草……半夜里，“我”似乎看到阿雅和山草的窃窃私语，“它在山草中穿行，张望、依偎。最后它终于明白了：原来自己也是一蓬山草啊”。如此，作家将旷野山草视为阿雅精神的本原，凡是同山野和底层休戚相关的，都是阿雅。岳父、柏老，以及其他各部中写到的橡树路的“首长”诸如岳贞黎、霍闻海、吕南老等，都曾经是阿雅；那些劣迹斑斑的经理老板们也曾有怜悯之心，如林蕖对贫富两极分化的忧虑，秃头老鹰对员工的关心和帮助，嫪们儿卖家产创业等，都有阿雅的一面。如此，阿雅精神的承载者就不断发生变化，世间的善恶也在相互冲突中彼此消长。
阿雅精神的动态变化也有一定之规。《忆阿雅》的最后一章如此写“我”和阿雅的心灵感应：
阿雅：我是从小就被告知了要保护他的那只阿雅，自打他跑出海边茅屋的那一刻我就一直跟在身后，随他跑遍了千山万水。一路跟紧了尾随了，过高山涉大河，一点闪失都没有。但是，他一头扎进了城里，那是我们阿雅最害怕最陌生的地方，到底还是跟丢了，从此我们俩天各一方。
“我”：我是这样一个孩子，我从遥远的海边丛林和山地走来，双脚皲裂，衣衫褴褛，一不小心闯进城里，我迷路了。我在曲折狭窄的街区里踟蹰着，眼看就到了中年。我发现自己跨不进任何一个门槛，哪儿都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他们。
（第24章）
阿雅这个灵性的神物进不了现代城市，我这个山林乡野的孩子进入城市便心灵迷失，张炜似乎框定了这样的公式：乡村、山野、底层生发阿雅精神，是美善的发祥地；城市、市场、权力毁灭阿雅精神，是丑恶的渊源。乡野的人们进入城市，就会丧失阿雅精神，如橡树路的“首长”们；城市的人们来到乡村，也会获得阿雅精神，如吕擎、阳子等。城市体现着现代，乡村山野体现着传统。当下的现实是：现代的城市一步步吞噬着传统的乡村，恶一步步吞噬着善，阿雅精神不断地萎靡弱化，社会的拯救之路是“融入野地”。这种思想，张炜在《你在高原》之前的小说、散文中多有表述，评论界也多有争议。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包括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作为普遍原则常常社会现代性进行“反思性监测”。文学作为现代性的审美存在便负有审美现代性的使命：一方面，它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意义，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不断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寻找现代和历史的联系。张炜的“阿雅精神”和“融入野地”的思考，“不断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们虽然是以张扬传统的保守方式表现出来，却是一种深刻的“审美现代性”。但我们在阅读中明显感觉到，张炜对现代、城市、市场充满着憎恶和怨恨，并对其进行了过多的否定，对乡村、山野进行了过多的美化。这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具有明显的守旧性，故而人们称他为“保守主义者”。
三 葡萄园（田园）
在《我的田园》《人的杂志》中，作家集中描写了葡萄园和田园，其他各部中亦有相应的描写。这里讲的葡萄园（田园）意象包括四个：“我”买下并经营的葡萄园，毛玉的葡萄园，“我”幼时的家园和莱夷人的田园。
“我”的葡萄园。在《我的田园》中，“我”在幼时家园附近买下一片废旧葡萄园，并辞掉公职来这里经营，与拐子四哥、万蕙、鼓额、肖明子组成一个和谐的“葡萄园之家”。家周围还有许多友善的邻居：园艺场的肖潇和罗玲，海草小屋的毛玉，酒厂的武早，村子里的老经叔……和谐的“葡萄园之家”与“友善邻居”构成美好和谐的小社会，“外面下着大雪，而这里的春天却宽阔得没有边缘”，正是对和谐小社会的写照。这个小社会居于旷野大地，因而“我”感慨道：“有时对于生命来说，旷野就是一切。旷野解放了人的眼睛、四肢，更有人的心。”“我明白：自己属于一片无边无际的野地，我只有与泥地、泥土上滋生的这一切面面相对时，才会感到安逸和愉悦。”［6］（P358-359）
在《人的杂志》中，“我”又突发奇想，决定在葡萄园办一份杂志和一个酒厂。于是接管了城里一份即将倒闭的杂志，与当地小城文化界合作，由吕擎、阳子负责，办起了《葡萄园纪事》；同时与当地镇上的书记、副书记合作，由武早担任酿酒师，办起葡萄酒厂。这样就形成一个集印刷、酿酒、种植和出版一条龙的“托拉斯”，“葡萄园之家”变成“葡萄园家族”。详言之，“托拉斯”的基础是葡萄园，葡萄园完全是传统的人工生产方式；酿酒师武早造酒的方法更原始：脚踩、木铲搅、锅熬、席子晾；杂志又是表现葡萄园生活的《葡萄园纪事》。可见，这个“托拉斯”并不是现代化的，而是回归旧日田园的乌托邦。小说如此描写“葡萄园家族”的“葡萄园之夜”：
冰凉的月光下，肖明子吹响了笛子。那种笛音是万蕙和拐子四哥最喜欢的。月光下，在闪亮的葡萄叶的露珠上凝聚了多少故事。多么好的夜晚哪，在这笛声里，我看到罗玲来了，默默地在他身边坐了。笛声在安静的夜色里可以传向很远。野鸡的叫声被压过了，大海滩上只有着冰凉的笛声，像一曲温暖的、在夜空和树隙里流动的爱情故事。这笛声里，我惊奇地发现武早一动不动，静静地听着，目光望着黑黢黢的葡萄藤蔓……我走近了武早，他握住了我的手，鼻音很重地说：“我一抬头就看到了，瞧他就在月亮下边。”
明月、笛声、露珠、野鸡、大海、树隙、葡萄藤……都是我国传统诗文的审美意象，众多意象编织出的优美意境使我们想起许多优美的诗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种古典意境美与自然、原始的“葡萄托拉斯”和带有伦理色彩的“葡萄园家族”共同阐释出作家回归田园的思考。
毛玉的葡萄园。毛玉的丈夫是铁力沌，铁力沌系筋经门逸客。筋经门系道家一门，专于筋络路数。铁力沌自幼得高人真传，武艺精绝，但因屡犯门规而被逐出门派。他自湖北流落到胶东半岛，在海边开了一大片葡萄园，园中建一座海草房，过着果农生活。铁力沌因惩治土匪而声名大震，各路土匪队伍纷纷邀其入伙，铁力沌都一一谢绝。毛玉是纵队首长沙司令的机要员，因了解沙误杀五位首长又栽赃警卫班长的内幕，为自保而逃离纵队，她流落到铁力沌的葡萄园，与铁结为夫妻。毛玉后遭沙追杀，结果铁力沌惨死，毛玉被捕，并与沙定下“井水不犯河水”的君子协定。之后，毛玉终老于铁力沌的葡萄园。
铁力沌和毛玉，一个是传统宗教道家筋经门精英，一个是现代革命战士，当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离开自己的群体之后，人性的善使他们真挚相爱，葡萄园就是他们人性善和生死爱的载体。同时，他们一个是道家的逃逸者，一个是现代革命的逃逸者，可以说，葡萄园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共同家园。
“我”幼时的田园。“我”幼时的家园是外祖父家的男仆清滆在海边开出的一片果园。父母的家庭败落后，母亲和外祖母离开曲府投奔清滆，在这里过起田园生活。这里是外祖母、母亲、父亲最后的归宿，其实，这也是半岛东部两个大家族的归宿。一个是山乡的巨富——“我”的父系宁家。这是一个农耕家族，创业者是“老老爷”，他凭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拥有了上万亩山地，筑起了带有角楼的土围子，最后的土地已难以数计。宁家虽出了离家经商并参加革命党的宁周义，但到头来终是农耕家族。“我”的父亲宁伽是一位出身农家的革命者。另一个是小城的巨富——我的母系曲家。这是一个工商家族，创始者是曲贞。曲贞因开金矿而发迹，还当上了第三任督办，官居五品。但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他又突然辞去督办一职，转而在海北和南方几个大城市兴办铁厂和纺织业，由官商转变为自由自主的实业家。将曲家推上鼎盛的是曲贞之孙，是时，曲家已成为宁、战、曲三巨富之首。其子曲予则将家族同革命风潮连在一起，是支持革命的开明绅士。“我”的母亲曲
作为曲予的女儿，便出生在这个工商家庭。
父亲是宁氏家族的骄子，母亲是曲氏家族的才女，父母的结合可以说是两大家族的合流。合流的家庭却流落到荒原的田园茅屋，田园亦可说是两大家族的最终归宿。
古莱夷人的家园。我的远祖是莱夷人。关于莱夷的来龙去脉，一个故事说莱夷发祥于贝加尔湖地区。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从天而降至贝加尔湖，神秘的老奶奶将其抚养成人，并告知他们的家乡是东夷老铁山，分属孤竹和纪族，嘱他们将来返回家乡。两人结婚生8子，几代繁衍形成众多部落。这些后代历尽艰难坎坷返回故里，与当地同族结合，打败戎狄人保卫了家园。另一个故事说两个孩子降生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外兴安岭，其后代分布在外兴安岭南部，其中最强悍的是蒙古和布里亚特兄弟两支，他们称自己孤竹和纪。后兄弟反目，弟弟布里亚特北迁贝加尔湖畔；还有的说弟兄二人生活在勒拿河畔和贝加尔湖边，后弟弟纪和哥哥孤竹的一部分南迁，经蒙古、东北大平原到老铁山和半岛的海角。两个故事都大致说明，孤竹和纪两族原本居于东夷老铁山，后其中一部分北迁贝加尔湖畔过起游牧生活，这个游牧族的一支若干年后又迁回东夷，与当地土著合流，称莱夷。莱夷屡屡受到戎狄的侵犯，戎狄发展为炎黄联盟，势力强大，莱夷被迫撤至东部海角建东莱古国。后来强大的齐国建都临淄，莱夷人又开始了大迁徙，他们大部分前往贝加尔湖地区、勒拿河畔，但仍有一部分在黄河两岸隐伏下来。他们隐姓埋名，并慢慢汇集在孤竹和纪的故地——海角，形成一座繁荣昌盛的思琳城。思琳城，是莱夷人的故地，也是他们在东夷最后的家园。
综上所述，张炜在《你在高原》中重复着一个相同的故事：回归田园。“我”的父母、外祖母回归田园；“我”的近祖农耕的父系家族和工商的母系家族交汇在田园；“我”的远祖莱夷人经历漫长的游牧和流浪后走向定居的田园；道家文化和革命文化最终都归于田园。最令人深思的是，“我”和城里的几位朋友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竟然舍弃城里的工作，走向原始、自然的田园。如此高频率地“回归田园”，与其说是作家描绘的生活现实，不如说是他的一种心理现实：田园情结——这种情结的形成同他的童年经验密切相关。
20世纪40年代末，张炜的家为避战乱从龙口市区西南部搬到海边的丛林野地，1956年他降生在丛林茅屋里。这里仅住他们一家，而且穿过林子走很远才有一个叫“灯影”的村子。因而，张炜自幼便与丛林、鸟兽、荒野、大海为伍，很少见到人。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在果园打工，他或者同外祖母在一起，或者独自去林子里玩耍，总是处在极大的孤独中。这一方面培养了他同大自然亲近的情感，一方面又培养了他的冥思与幻想，同时，也形成了他对社会和人群的隔膜。他说：“我习惯的是无人的寂静，是更天然的生活，是这种生活对我的要求……这就决定了我一生里的许多时候都在别人的世界里，都在与我不习惯的世界相处。”［7］（P137）成年的他身居喧闹的城市，却充满了回归田园的幻想：“我对付它的办法就是不断地靠想象返回自己的过去，进入我的那片莽野。我觉得40多年了，自己一直在奔向自己的莽野。我在这片莽野里跋涉了这么久，并且还要继续跋涉下去。我大概永远不能从这片莽野中脱身。”［7］（P138-139）他对田园大地充满顶礼膜拜之情：
一个诗人离开了田野，就不会健康地工作。你以任何名义都无妨，反正要能经常地接触土地就好。你来往于田野，嗅着泥土的气味，身上的力气就会渐渐恢复，精神也充实饱满。土地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里有不同的魅力，它会把你紧紧地吸引着，让你不愿意离开它。［7］（P125）
土地的语言是久远深长、特别广阔的，谁能沾上一丝一毫它的气味，那就预示着一种永恒。我以为一个搞写作的人只要能真正谦虚地去学习和追求土地的精神，那就会强大——空前地增加语言的力量。［7］（P132）
正是这种对大地田园的顶礼膜拜，滋润出《你在高原》中一个个回归田园的故事。自然，田园意识并非张炜独有，甚至也并非现当代作家独有，但是张炜的回归故事既有现实的，又有历史的，还有传说的；既有个人的，又有家庭的，还有社会的。像这样全方位地、决绝地“回归”，可说是张炜特色。张炜不仅描写了这种全方位的回归，而且把田园和社会、人性、道德联系起来，并确立其对应关系。他说自己的作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直接就是对于记忆的那片天地的描绘和怀念，这里面有许多真诚的赞许。更有许多欢乐。另一部分则是对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的质疑，这里面当然有迷茫，有痛苦，有深长的遗憾。我这当中有一个发现，就是拥挤的人群对于完美的生存会有致命的破坏。他们作为个体有时是充满了建设的美好愿望的，但作为一个群体是必然要走向毁坏的。”［7］（P139）基于此，我们在各种回归故事中看到了葡萄园之家的和谐与欢乐；看到了外祖母和母亲的忍辱负重和慈爱善良，父亲的对事业的忠贞以及在坎坷面前的坚韧；看到了父系家族的质朴、勤劳和宽厚，母系家族的精明、高贵和悲悯；看到了铁力沌和毛玉的正直善良以及对爱的坚贞；看到了古莱夷人在几次南北大迁徙中表现出的生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精神。简言之，看到了与田园相连的美好人性和道德精神。
进而思考，葡萄园（田园）意象又与阿雅意象相互印证、相互深化，共同体现着作家的创作意识。作家所描绘的富有优美的古典诗意的田园以及由此生出的人性善和道德美与现代市场社会的生态破坏和人性堕落形成鲜明对照，于是自然美和人性善便开始对物质主义现实进行强烈的质疑。如同作家所说：“世界发展到了今天，现代化进程已经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这些挑战分别来自大自然，来自世界伦理秩序的混乱所带来的道德沦丧。但说到底全部问题还是出在‘人’本身。消费主义物质主义越来越呈现出不计后果的局部取胜、阶段取胜的倾向，令人望而生畏。”［8］（P24）他进而认为：“没有对于物质主义的自觉反抗，没有一种不合作精神，现代科技的加入会使人类变得更加愚蠢和危险。没有清醒的人类，电脑和网络，克隆技术，基因和纳米技术，这一切现代科技就统统成了最坏最可怕的东西。”［7］（P143）在这里，作家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张炜对葡萄园和田园的描写，也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但有人称他的小说是“自然生态环保文学”时，他却不同意。他认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摆在那里了，这是无可回避的，所有人、所有作家都会深刻地处于这种关系中。”［9］（P253）但是，张炜毕竟与其他作家有不同之处，因为他幼时生在丛林，长在丛林，其耳目所接，无非是丛林、荒野、大海——基于童年经验对人格形成的决定作用，大自然便成为他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至于他在创作中常常觉得“自己有一多半的使命就是为了讲述它”。《你在高原》不但有大量自然景观的生动描写，还流淌着作家浓浓的挚爱、敬重和崇拜之情，常使读者深深感动。作家对自然的破坏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并通过现实的描写告诉人们：自然环境的恶化“与人性的恶化深深地连在一起。人心变坏，大自然就变坏。……最沉重的还是人的问题，这也是作家心中永恒的主题”［9］（P258）。这正是张炜小说被视为生态小说的深层原因。
张炜现代性思考的缺陷是，“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却没有找到“抚平历史的断裂的鸿沟”的桥梁。他说：“我只能永远地属于原来，而后来的世界我是无法真正地进入的。就是说，对于这个热热闹闹的社会而言，我可能永远保持了外来人的感觉。”［7］（P140）究其原因，他的思维更多陷于古老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甚至想以这种文化改造现实。他对于葡萄园和田园的描写，常使笔者想起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章》：“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也使笔者想起庄子的《胠箧》描绘的神话传说时代：“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孟子鼓吹的是殷周时期的井田制。井田制系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孟子所处战国中期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其退回奴隶制的主张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终不被见用；庄子则主张退到蒙昧的原始社会，更难与时代“合卺”。张炜找不到童年世界和现实的外部世界的联系而鼓吹回到“原来”，也不免有着齐鲁先哲的“迂远而阔于事情”。
四 行走与流浪
张炜在《你在高原·自序》中称，这是一部“长长的行走之书”，但在作品的具体描写中，更多运用的词汇是“流浪”。因而，“流浪”和“行走”含义相近，均为“在路上”之义。《你在高原》描写了众多“在路上”的流浪行走者。一是“我”的家庭和家族中的流浪者：外祖母、母亲、父亲由城里流落到荒原；“我”父系家族中的宁吉父子、宁周义、宁珂，母系家族中的曲予等都是行走者。二是“我”的朋友和同事中的流浪者：城里朋友如庄周在“黑九月事件”后成为流浪者，林蕖虽是巨富却来去无踪不停流浪，吕擎、阳子、余泽、莉莉等自发组织山区之行，吕擎、阳子等还辞别城市来到葡萄园编杂志，纪及受迫害流落到乡下，凯平、帆帆进行着流浪奔波的爱情历险；乡间的朋友如“我”的葡萄园同事拐子四哥、万蕙、鼓额，武早，园艺场朋友肖潇、罗玲等，还有荒原民变中的领头人小白、老健、苇子，陷身于色情行业农村姑娘荷荷、小华等。三是历史中的流浪者，包括远古史中的流浪者，如南北大迁徙的莱夷人，东渡的徐福、东巡的秦始皇等；革命史流浪者，如李胡子、“老煞神”（警卫班长）、毛玉、铁力沌，橡树路的“首长”们等；“文化大革命”中的流浪者，如逃亡到栗子沟的许艮教授，身陷农场的口吃教授和儿媳，身陷农场、矿区又逃至深山的曲涴教授、他的学生路吟和在另一农场惨遭折磨的妻子淳于云嘉等。此外，“我”在流浪中又耳闻目睹许多流浪故事，如养蜂人老憨和他快乐的养蜂伙伴，思想停留在知青年代的“老羚羊”，流浪歌手，在金矿做工的小怀、加友、老五等。自然，全书最重要的流浪者还是贯穿始终的叙述者——“我”（宁伽）。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现实的，历史的，传说的，神话的，个人的，家族的，社会的……如果说流浪是一种寻找，这里便有各种各样的寻找。寻找的目的是需要，各色人等也就为着各自的需要不停地流浪、行走、求索、探寻，其间难免相互碰撞、联结、激励、推进……于是，行走牵连着行走，流浪推动着流浪，求索激励着求索，探寻呼唤着探寻，《你在高原》便成为一部长长的行走和求索之书。
流浪中的核心人物“我”（宁伽）不仅是贯穿全书的叙述者，而且是贯穿全书最重要的行走者。“我”出生在荒野丛林，为求生存又流落到山区，后因高考恢复改变命运，毕业后进入城市，在03所、杂志社经过一番打拼，又重返丛林田园，在城市和乡村间奔波行走……正是在这“荒野—深山—城市—田园”的流浪历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流浪者。“我”的流浪贯穿着各种各样的流浪，“我”的行走带动着各种各样的行走。因而，研究“我”的流浪是解读《你在高原》的一把钥匙。
小说追溯了“我”的流浪血统。“我”的父系宁家原是逃荒的流民，创业者老老爷凭着勤俭勇敢仁慈智慧发家，之后的宁吉父子便显出流浪本性，一个隐居深山，终不问农事，一个整日云游，流落南方不知所终。后辈宁珂由叔伯爷爷宁周义抚养成人；宁周义也是一位流浪者，幼年出远门求学，后又参加革命党，几经辗转，转向城里的商业活动，后又卷入半岛的一场争夺战争……宁珂从小跟宁周义长大，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半岛山区和小城之间奔波。外祖父曲予认为宁珂是一个“奔走癖”，患有运动神经和内分泌方面的疾病，还为他配制了白色的药面……其实，外祖父何尝不是一位流浪者？他幼时到大城市读书，长大后与闵奎私奔，还到荷兰学医三年……他骑的那匹大红马则是流浪的象征。招宁珂为婿，或许是两人“流浪意识”的共鸣。小说进而追溯了我的远祖莱夷人的流浪史。如前所述，“我”的远祖孤竹和纪原居东夷老铁山，后流落到贝加尔湖附近，其中一支若干年后又返回东夷，与当地土著合流称“莱夷”。莱夷受到西部戎狄进犯，撤至东部海角建东莱古国。强大的齐国建立，东莱古国四散，大部分居民北徙贝加尔湖地区，少数留存者隐姓埋名，汇聚在海边的“思琳城”。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地南北大迁徙，形成莱夷人流动的血脉：“血脉激动着莱夷人，使他们不能够停歇，不停地走，走，寻找最后的一点希望，寻找立足点，寻找自己可以作为家园的那一块陌土……面对强暴，他们永远只是一个拒绝，于是就只有迁徙，只有溃散和流浪。”［10］（P248）
近祖宁、曲两大家族和远祖莱夷人的流浪因子，早已化作集体无意识遗传到“我”的心理深层，如同传统照相机的底片，不断地在“我”后天的社会情境中“显影”。后天情境就是“我”的处境，张炜称作“人生支点”。“我”在流浪中不断确定“支点”又不断变换支点，确定和变换的动因便是“需要”。马克思将人的需要概括为两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马斯洛提出人的七种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前两种是物质需要，后五种是精神需要。“我”的人生支点的转换有一个从物质需要到精神需要、从被迫转换到自觉转换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作者完成了小说的主题升华。
张炜说：“一个人的出生地就应该是他的支点。”［11］（P14）“我”的出生地本应该是小城。因为父亲革命有功，是小城的第三号领导人物，外祖父又是名扬四海的开明绅士，在小城拥有豪华的曲府。但外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暗杀，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被诬为叛徒入狱，母亲和外祖母为着安全生存，被迫离开城市，来到荒原丛林。“我”便出生在这里，田园茅屋成为我的第一个人生支点。这个支点有美丽的自然，有慈爱的母亲和外祖母，有和蔼的音乐教师和亲密的玩伴，还有许多美好的传说和故事，给“我”留下美好的童年记忆。但是，父亲出狱归来却使“我”家陷入政治漩涡中，受到各种各样的监视和冷眼。“我”的年纪稍长之后，又面临到深山做苦役的危险，为了“我”的安全和前途，父母决定将“我”送给深山的“孟家”，“我”被迫离家流浪。但“我”终不愿到一个更偏远落后的深山终老一生，临近“孟家”时悄然逃逸，流浪在山村。这是第一次自我选择，已有朦胧的自我实现因素。“文化大革命”后时来运转，“我”考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们向往的03所，进入城市并恋爱成家，做了橡树路的姑爷，由山野流浪儿变为城市宠儿——这是“我”的第二个人生支点。城市里有现代物质、文化生活，有各种新潮思想，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峰巅。“我”本可在这里一展宏图，但“我”血统中有着不安分的流浪探寻的因子，又是人文知识分子，于是又开始在现代制高点上探寻。探寻的路径便是以“人文精神”这个“普遍原则”审视这座现代城市，“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超越物质欲求的精神自由，于是，“我”便从归属和爱、认知、尊重、审美、自我实现等精神需要方面并开始自己的“反思性监测”行动。“我”在03所陷入一场斗争：裴济、黄湘好大喜功，主张搞“平原大开发”，朱亚、陶明通过实事求是的考察提出保护自然生态，最后是裴、黄获胜，正确的认知被否定。“我”支持朱、陶，认知和自我实现需要受到摧残，于是跳槽到杂志社。杂志社虽然比03所自由，但奇怪的事也连连发生：这本人文杂志却受制于劣迹斑斑的环球集团的总裁，探讨徐福东渡的历史真相却受到权威人士霍闻海的迫害……仍是认知和自我实现的悲剧。03所和杂志社的经历使“我”感受到，裴济、黄湘、环球集团与霍闻海们之所以敢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就在于他们背后有“橡树路”。橡树路是权力意志和金钱欲望合谋的象征，它已建构起庞大社会关系网。人们的各种精神需要在这里很难实现，人文精神受到极大的压抑。于是，“我”进而思考精神危机的救赎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鉴于童年的特殊经历以及对自然美和人性美的独特感受，“我”在面对罪恶的城市时，油然想到儿时的丛林和田园。如同作家所说：“在反抗这种恐惧的同时，我越来越怀念出生地的一切。‘我’大概也在这怀念中多多少少夸大了故地之美。那里好像到处都变得可亲可爱了，再也没有了荒凉和寂寞之苦。那里的蘑菇和小兽成了多么诱人的朋友，还有空旷的大海，一望无边的水，都成了我心中最美好的世界。”［7］（P138）《忆阿雅》是作家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既然人文精神在童年的丛林田园，重建人文精神就需回归田园。于是，“我”在一次次重返故地之后，便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第三个人生支点：葡萄园。
“我”的葡萄园，不仅构建起集印刷、酿酒、种植和出版为一体的循环生产系统，同时集结了城市知识分子、乡村农民和工厂工人，建立起美善和谐的“葡萄园家族”，这无疑是作家构筑的现代社会的“理想国”。“理想国”初建时确也有好苗头，葡萄园丰收，酒厂造出好酒，杂志受到好评。但旋即便矛盾丛生：杂志发行部因涉黄被封，酒厂出事故，葡萄园被企业污水污染……几经努力却难以起死回生，最终酒厂、杂志倒闭，葡萄园也卖给开发集团。摧毁托拉斯的背后黑手依然是“橡树路”，是权力意志和市场金钱。当这只无形的黑手伸进丛林田园时，精神救赎的愿望便与构建理想国的努力一起化为泡影。
“我”在失去了第三个人生之点后，便开始了在平原上的“无边的游荡”，《无边的游荡》写了三个农村姑娘的故事。荷荷、小华、帆帆原本有阿雅般的美好品德，但荷荷与小华进入“秃头”公司从事色情服务，不仅受到肉体的蹂躏，而且受到精神的污染。帆帆作为橡树路岳贞黎的女佣，饱受岳贞黎的凌辱，终与心爱的凯平结为夫妻；他们因不堪豪子公司的滋扰，最终去地广人稀的西部高原办了一个新农场。看起来他们获得了暂时的安定与平静，但日后当“橡树路”这只黑手伸向那里时，他们又将如何呢？
荒原茅屋—城市—葡萄园，“我”三个人生支点的确定和转换显示着作家独特的思考。他在《与对手一起跳崖》中说道：“总结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和最快的积累是财富，但它难以保持；最不容易中断的积累是科学技术，但它会带来伤害，以至于灾难；最难以积累的是美好的思想和情感，以及管理这个世界的方法。”［8］（P221-225）他认为，在美好思想与情感方面，我们收获了孔、孟、荀和屈、李、杜；在管理世界的方法上，集大成者是孔、孟、荀，其思想方法是“王道”和“仁政”。然而这一切都周期长见效慢。见效快的是财富的积累，我国古代的商鞅和管仲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用极端实用主义方法迅疾获得巨大物质利益，使国家迅速强大，却破坏了伦理秩序和“仁政”，荀子视之为“立功不力义”。近代又出现了凯恩斯那样的人，不仅像管仲一样洞悉人性的奥秘，熟稔于消费和生产的一整套关系，而且还能够运用西方的数理逻辑严密地加以诠释和论证，这就进一步夯实了消费主义的理论基础。今天，当着消费和欲望的巨人汇合着商、管和凯恩斯进入我国时，孔、孟、荀那美好的人性构思便很难与之抗衡。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悖论：失败于当下还是失败于长远。任何失败都意味着结束，张炜动情地写道：
当然无法结束，也不能够结束。于是只能重温商鞅和管仲，还要翻一翻凯恩斯。这就等于用对手的方法来对付对手，以求得发展和自我生存。就像中国通俗小说中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情知不是伴，性急且相随”：谁都知道这样做将没有明天，却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样做，说白了就等于和对手一起跳崖，厮打着扭扯着，一起往崖畔上走去。
现代社会的人们面对着“失败于当下还是失败于长远”的历史悲剧，如何既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又不失人文精神，是一种艰难甚至无望的悖论选择；每一个现代人都面临这样的选择，都站在危耸的悬崖上，面对着与对手的一场同归于尽的搏斗。显而易见，这种思考已经超越地域和民族，已是对于人类危机和救赎的更为形而上的思考。
这就是“你在高原”的深刻含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张炜.你在高原·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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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炜.人的杂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11］张炜.人的杂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缘文化诗学与新时期地域作家群”（项目编号：07BZW053）中的章节。
作者简介：崔志远（1946— ），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与地缘文化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