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人文幻想小说的思想意义
马云[1]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晚清人文幻想小说承载着重要的思想信息和意义。他们以小说构建思想对话平台，表现出强烈的改革诉求和不断深化的启蒙思想，以及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这些都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键词：晚清；人文幻想小说；思想意义
导语
过去，人们习惯于把晚清幻想小说归到科幻类，但是，查阅《中国科幻小说大全》，发现晚清这一时间段的科幻小说只收入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一篇。这并非是编者的疏漏，因为按照科幻小说的标准，晚清幻想小说大都难以入选。这些小说大都有一个科学外壳，以科学为线索勾勒小说，但是由于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科学观念的缺失，以及中国现实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落后，一些小说家在创作科幻小说的时候，只是把科学技术当作一个穿插，并非将其视为主旨，所以有的小说作者就在书中事先声明，他所写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小说。碧荷馆主人在他的幻想小说《新纪元》中一面强调科学的重要，一面声明自己所写小说的主旨并非在科学。他说：“看官，要晓得编小说的，并不是科学的专家，这部小说也不是科学讲义。虽然就表面看去是个科学小说，于立言的宗旨，看官看了这部书，自然明白。”［1］（P2）在当时的幻想小说中，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的科学比重是比较高的，但小说发表时标明的是“社会小说”，并未以“科学小说”标榜。杨联芬认为，“吴趼人写这部小说的用意，主要不在科学想象的离奇与故事的传奇性上，他只是借用了‘科学’和‘幻想’的形式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理想模式”［2］（P67）。其他科幻小说也是如此。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等，都有先进的科学工具“飞空艇”、“飞车”、“快艇”、“气球”，但他们创作的主要意图还是在人文思想方面，所谓的科学只限于一个概念，并无实质性内容。即使是科幻小说，如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小说的科学理想主要在于改造国民。叙事者称其灵魂在空中遨游时看到水星上有造人术，可以把一个垂老之人从头顶上凿一个大穴，将其脑汁取出，再灌入新鲜的脑汁，这个人就活泼如少年了。叙事者很是羡慕：“以余之理想，此事为彼处造人术无疑，人之生存运动思想，无一不藉脑藏，今得取其故者，代入新者，则齿秃者必再出，背屈者必再直，头鬓斑白者必再黑，是能将龙钟之老翁，而改造一雄壮之少年，惜余未尝习其术，否则，余归家后，必集合资本，创一改良脑汁之公司于上海，不独彼出卖艾罗补脑汁之公司将立刻闭门，即我国深染恶习之老顽固，亦将代为洗髓伐毛，一新其面目也”［3］（P335）。这是作者为我衰老民族和出窝老的国民哀叹，希望能寻一个良方改变这种现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重现活力和生机。这里，作者首先想到的还是人，是如何改造国民。晚清幻想小说具有明显的人文倾向，许多幻想小说并非科幻，而是人文幻想小说。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蔡元培的《新年梦》，春颿的《未来世界》，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等等。
一 以小说搭建思想对话平台
晚清人文幻想小说大都有思想对话的欲望，小说家以小说作为对话平台，与读者进行交流。陆士谔的《新中国》就是一个对话结构，两个主人公，叙事者站在现在，女主人公李友琴站在虚拟的未来，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交流与对话。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最突出的特色是它的对话体式，全书营造了一个开放的、纵横交错且全方位的往返对话的气场，叙事者、隐含作者、人物、读者之间形成了多层面的对话关系。
首先，隐含作者与叙事者形成了一个现实与未来的对话关系。孔觉民博士站在未来时间上（1962年），隐含作者则立于现在（1902年）；孔博士曲阜先生的叙事用正文，隐含作者用注文。孔博士已经76岁了，注曰：“先生今年16岁了。”孔博士在维新成功60年庆典时演讲，大家一齐恭候，注曰：“我却候了60年。”孔博士说：“60年前那里想还有今日？”注曰：“今日何日？”孔博士说：“又那里敢望还有今日？”注曰：“何日今日？”作者一时间竟把未来和现实融为一体，分不清哪是未来，哪是现实了。他恨不得立刻把未来理想变为现实，其完成未来理想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第二回的结尾处暗示孔博士就是梁启超本人，孔博士在讲演中提到《饮冰室文集》中的两折曲子，都是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怒骂。孔博士说他当时正在日本东京留学，看那《新民丛报》第一号刊登的这两首曲子，不禁泪流满面，随口吟了两首诗。注曰：“原来老先生却在这里，明日定要奉访领教。”边批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两首诗是作者的心血之作，是全文的摄影之文。他用幽默的话语暗示孔博士和作者梁启超、现在和未来是一体的，如此这般地展开了大跨度的宏观叙事，非常富有弹性的思想交锋和上下求索的思想历程。
其次，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和论争。黄克强和李去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涉及中国未来的命运，小说用了极大篇幅，从各个角度讨论其利弊得失。阿英认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政治的辩论；隐含作者对此段辩论也大加赞赏，认为“文章能事，至是而极。中国前此惟有《盐铁论》一书，稍有此种体段”。在这一回的总批中，作者赞曰：“此篇无一句陈言，无一字强词，笔墨精严，笔墨酣舞。生平读作者之文多矣，此篇不独空前之作，只恐初写《兰亭》，此后亦是可一不再了。”他希望“爱国志士书万本、读万遍也”［4］（P76-77），可见此回内容对于梁启超何等重要。黄、李二人讨论的是如何变革国家的问题，涉及40多个问题，他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核心问题是改良还是革命。李去病主张革命，黄克强主张改良。李去病认为，应当用暴力方式锄灭朝廷。日前中国的主权在别一个民族手中，政权又在少数人手里；政权只有归在多数人手里，国家才能安宁；政党轮替有利于国家统治，政党政治“虽是少数人代理国事，却不是少数人把持国事”。今天中国非得“破坏”，区别在于是民贼去破坏，乱民去破坏，还是仁人君子去破坏；故而文明才购之以血，文明是血换来的，从没有无血革命。国民自治是可以操练的，日本人从前和中国一样没有自治力，现在他的代议政体做得很好；害怕革命惹出列强瓜分中国的后果，但不革命瓜分也无法幸免。现在的强国都是靠着民族自立的精神建立起来的；中国人奴性十足，若想要我同胞将来不肯受外国人压制，一定要叫他现在不肯受官吏压制才好。黄克强则认为：革了又革，乱了又乱，不是好事；在中国民主的道路上君权还是需要的，多数政治或者将来可成，现在却是有名无实，各立宪国的议院政治即是反证。革命起来一定是玉石俱焚，中国人向来无自治制度，无政治思想，这种人格，不能给完全的民权；人民自治力的养成要从平和秩序里来，革命离乱之时无益于操练自治力；中国万一乱起来，政府不能平定，便会请各国干预，给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机会。所谓革命，不是一个人可以造就，除了国民教育，没有别的办法；要教育国民有自立精神。国民有了民权的资格，专制政体就不能永存，外侮也不能得逞，这便是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无血的破坏；现在的民德、民智和民力不可以和他讲革命。两人的意见都是有理有据，不分胜负。作者不禁感叹道：
此篇辩论四十余段，每读一段，辄觉其议论已圆满精确，颠扑不破，万无可以再驳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觉得别有天地。看了段末，又是颠扑不破，万难再驳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游奇山水一般。［4］（P77）
在两人的辩论中，李去病的思想比较激进热烈，他的话语咄咄逼人，愤激之情溢于言表；黄克强则是据理力争，妙语解颐。两个人物形象，通过语言表现出不同的性格和鲜明的个性。小说没有写完，很可能是因为作者思想中激烈的矛盾难以抉择，他自己也感到两种道路都有道理。对于他们两人争论与对话的意义，隐含作者不禁发出赞叹：
这场驳论，一直重叠到四十几回，句句都是洞切当日的时势，原本最确的学理，旗鼓相当，没有一字是强词夺理。不单是中国向来未曾有过，就在英、美各国言论最自由的议院，恐怕他们的辩才还要让几分哩。我们今日听他这些话，虽像是无谓陈言，但有一件事是我们最要取法的。你看黄、李二人的交情，他们同省，同府，同县，同里，同师，同学，同游，真好像鹣鹣比目，两人便异形同魂一样。却是讲到公事，意见不同，便丝毫不肯让步，自己信得过的宗旨，便是雷霆霹雳，也不肯枉口说个不字。这些勇气，是寻常人学得到的吗？［4］（P75）
作者认为，如果国民都能学到他们这一点，中国前途也就日进月上了。他高度评价黄、李的对话，并且还在边批上说，英国人最具这种风度，他们往往在议院中争得面红耳赤，一出门便握手同游。梁启超对于这种民主的风气十分向往。可见，第三回的对话，不仅在内容上十分重要，在形式上也意味深长，其张扬了一种民主的风范和对话的精神。
再次是隐含作者参与两人争论并不断进行点评，提请读者注意。黄克强在谈到维新问题和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时，隐含作者不断重复加注：“青年读者诸君想想。”他通过边批和注语提示重点，并且强化其意义。李去病念了一首古乐府《奴才好》，讽刺批判国民的奴性，作者注曰：“大家想想：这首乐府骂着我没有。”他希望读者能够以此为镜，反省自己有无奴性思想。两人争论时，隐含作者又化身听众，注意倾听他们。在谈到革命的艰难时，李去病表示应有百折不挠的勇气，他说：“一回不成，更有二回，二回不成，更有三回，乃至十回；一人死去，更有十人，十人死去，更有百人，乃至千人；难道一蹶便就不振，还算得个男儿大丈夫吗？”作者边批说：“至诚所感，金石为开。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我真要向李先生望风百拜。”隐含作者通过边批把黄李二人争论的问题一条条标示出来，共有驳论43条，最后是结论。其条清目楚，读者一看自明。
最后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作者常常入乎其里，又超乎其外，不断与隐含作者交流。在孔博士讲到宪政党章程第一章第三节尊重民意时，作者在边批中提醒读者“此节无一闲句，无一闲字。勿草草读过”；在总评中又以读者的身份称赞此书，高度赞扬小说的伟大意义。现在看来，作者并非自夸。
二 强烈的改革诉求与政治启蒙思想
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思想根源是桃花源精神，这是一种避世的隐逸文化的表现。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动乱和个人官场失意的时候，古代士人往往采取逃避的方式，寻找桃花源。这看起来是对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宁的期盼，但在思想行为上则是个人化的精神诉求，不涉及政治。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则不同，他们的想象往往建立在对于社会体制的建构上，从《理想国》开始的乌托邦传统使西方的乌托邦小说以探索理想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形态为主旨，表现出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干预倾向。晚清人文幻想小说一方面受西方乌托邦小说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小说家们大都具有强烈的改革愿望，喜欢探讨政治体制问题；而小说大多表现立宪主张，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叙事。
蔡元培的《新年梦》就是一个社会改革的方案。他主张先“立国”，集全国之财力恢复东三省，消灭各国势力范围，撤去租界；然后“立人”，把文明的事业做到极顶，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人安乐，最后连法律也废除了，裁判所也撤除了，甚至关于善恶恩怨的形容词和骂人的话都没有了。其时，代之以一种新文字，语言和文字一体，新的风俗、新的学理传遍世界，整个地球都净化了；联合军、万国裁判所都废除了，人类准备驾驭空气，到月球去寻找殖民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同样充满了革新精神和改革诉求。小说第二回是建立新中国的总纲，其借孔博士的演讲，说出的实际上是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和改革方案。在这部分内容中，梁启超思考了未来中国的改革道路，首先是建立政党。政党是现代国家建构的要素之一，它改变了封建社会一人一国家、一家族一国家的状况。他回顾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历史，得出了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即中国的改朝换代没有给中国政治带来丝毫进步。且看，一代一代的王朝都以武力征服天下，中国政治始终没有摆脱野蛮时代：
你看自秦始皇一统天下，直到今日二千多年，称皇称帝的不知几十姓，那里有经过五百年不革一趟命的呢？任他甚么饮博奸淫件件精通的无赖，甚么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甚么欺人孤儿寡母狐猸取天下的奸贼，甚么不知五伦不识文字的夷狄，只要使得几斤力，磨得利几张刀，将这百姓像斩草一样杀得狗血淋漓，自己一屁股蹲在那张黄色的独夫椅上头，便算是应天承运圣德神功太祖高皇帝了。［4］（P38）
梁启超认为，现在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中国的出路就是立宪。他想象先建立一个宪政党，宪政党的创始人后来分立门户，又建立了三个政党；这三个政党分别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主张中央政府势力的国权党，主张地方自治的爱国自治党，主张民间个人幸福的自由党——这三个政党都是宪政党的分支。接下来，他宣布了立宪的党纲以及施政纲领：这就是扩张党势，教育国民，振兴工商，调查国情，练习政务，养成义勇，博备外交，编纂法典等。通过这些革新措施，宪政党发展迅速，开始“不过百数十人，在上海创设，设一总部。但因各人热心运动，加以前此各改名合并，不过三四年，竟做到各省省城和那海外各国有中国殖民的地方，都设有支部，那各州县市镇村落和海外各小埠，都设有小支部，合共支部28所，小支部12000余所。直到广东自治时代，这宪政党党员已有了1400余万人”。孔博士说，新中国的基础都是宪政党打下的。宪政党是最温和、最公平的，党章共九章二十五节，其中第一章第三节规定：“本党以拥护全国国民应享之权利，求得全国和平和完全宪法之目的。其宪法不论为君主的，为民主的，为联邦的，但求出于国民公意，成于国民公议，本会便认为完全宪法。”［4］（P16）党章首先宣示以民意为先。党纲还规定，广泛发展党员，党内权利义务，一切平等。党章第三章规定实行宪政，仿照文明国家实施“议事”、“办事”、“监事”（即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等等，这就是梁启超构建的“梁氏党纲”的基本框架。这种政治改革的诉求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启蒙，《新中国未来记》的改革方案在晚清幻想小说中是最为具体的。
有些小说家的思想考虑更深，认为政治改革并非一步到位，立宪后仍须启蒙。春颿的《未来世界》就表达了这样的主旨。《未来世界》首先把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批判得体无完肤，说得是义正辞严：
我们中国自从组织了完全的政体以来，直到现在的四千余年，也不知道经了几劫的沧桑，换了许多的朝代，一班皇党贵族里头的人，不晓得一些警戒，始终还是这样的冥然不动，顽固不灵，也没有一点改变政体的思想，只晓得利用着那专制的君权，施着那强硬的压力，把那一班同胞的百姓，黄种的国民，弄得个塞了耳目，窒了心思，那里晓得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立宪。［5］（P3）
对于为什么君权能够在中国长久不衰，作者认为主要是由国民的愚昧所致。“要晓得君主所以有那可怕的威权，过人的势力，原是因为一班百姓，大家都承认他是个总统臣民的大皇帝，方才有这样的势力威权，若是没有这些百姓附着他，凭你这个大皇帝，再要利害些儿，却到什么地方去施展他的威权势力？”［5］（P4）作者看到中国问题的恶性循环，皇帝的愚民政策与愚民的盲目使封建专制延续至今，现在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所以他大声疾呼：“我们中国，除了变法自强，是没有别的法儿的了。”他并且希望国民团结起来，满汉合力共同对外。
小说写的是立宪以后的事情，但是并没有把立宪神化——在其他人的小说中似乎立宪就是目的，立宪以后一切都是完美的。春颿显然比其他人的思考更进了一步：立宪后会怎样，立宪后就万事大吉了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和陋习能一扫而光吗？在他看来，立宪只是一个开始，立宪以后的问题仍然很多，立宪需要不断完备。小说并非反乌托邦，对立宪并非持怀疑态度，但对立宪后国民的素质怀有隐忧。小说立足现实展开幻想，想象立宪以后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未来世界》的故事时间指向未来，中国已经实现立宪，而且立宪都不知过了多少年了。其时虽然国家有了很大改变，开始成为强国，但是立宪后的有些社会现象并不如愿，立宪还不完备，民智尚未开通，仍然需要启蒙。至此，立宪后仍需启蒙的思想成为小说的主题。对于立宪不能完备的原因，小说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原来这立宪的一件事儿，专讲那共和主义，不问你地方官吏，士农工商，都有那保护宪法的责成，奉行宪法的义务。在老百姓一边看去，却是件有益无损的事情，自然的，进步也就十分迅疾。在官吏一边看来，有了这宪法的两个字儿，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守着这个方方正正、不偏不倚的宪法，方能行事，既不能公行贿赂，位置私人，又不能假公济私，欺君罔上，好像倒被这宪法两字，束住了身体的一般，却是件有害无利的事情。这般的两边比较起来，自然那一班官吏的程度，没有一些进步了。”［5］（P25）作者对于社会人心的洞察十分深刻，他笔下的官吏虽然生在立宪时代，但思想和行为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时代，昏昏沉沉，糊里糊涂，判错案子是常有的事。小说第二回讲述了一个启发民智的故事：陈国柱是一个文明人物，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精通英、德、法三国文字，被邀请到民智学校当总教习。他每到礼拜日，便要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去演讲，其中有一个听他演讲的年轻人叫郭殿光。因为听了陈国柱的新思想，郭殿光受到启蒙，便向父亲要求辞去现在的工作，重回学校和课堂学习新知。郭殿光的父亲郭中秀认为读书没用，拒绝让他重回学校；郭殿光与其父反复沟通不成，就用从陈国柱那里听来的一套新观念与父亲理论，什么父子平权，教育是人的天职……郭中秀听不进去，只说“反了反了”，对儿子一顿乱打。郭殿光将父亲告上法庭，却遇到一个糊涂官，无法了断父子之间的这场官司。陈国柱知道以后，对郭中秀进行了一番启蒙教育，郭中秀才信服了，郭殿光最终实现了重回学校的愿望。
小说中除了一些新式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做启蒙的表率，小说的叙事者也不断地声明小说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立宪启蒙，并且反复陈述立宪和启蒙的意义。小说一开篇就大声疾呼：“立宪！立宪！速立宪！这个立宪，是我们四万万同胞黄种的一个紧要的问题，一个存亡的关键。”［5］（P1）小说第一回完全是叙事者的议论，是对读者的直接启蒙。小说叙述一个故事过后，就会自问自答地陈述小说的宗旨，生怕读者误读，不解其启蒙的意图。
《未来世界》写立宪后的社会，自然离不开新的人物，因而小说塑造了许多新人形象。陈国柱是一个启蒙者形象，在他的身上还有一些中国旧小说中那种充满侠义气概、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的痕迹，但是作者又赋予他现代文明的思想——他的一个重要的行为是讲演，启发民智，传播新思想，新道德。在现实事务中，陈国柱也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一遇到社会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他总是主动调查了解事件的真相，以公正民主卫士的形象出现，为民争权谋利。除了陈国柱以外，小说中还有许多新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是留学生，海外归来在学校任教，或者受过良好教育，文化素质较高。这些形象能够一反中国旧式妇女的常态，表现得十分现代，其中最突出的是赵素华。她留洋归来，非常大胆；她相信《天演论》中的学说，认为在竞争的时代，优胜劣汰是一个定理，因此把这一理念也用到了生活上。有一个叫黄陆生的富家子弟，性情浅薄，吹嘘自己是东京法政学院毕业的。赵素华刚开始看到黄陆生风度翩翩，就与他自由恋爱结了婚，想不到婚后对诗的时候才发现他是一个鄙夫。赵素华心头十分不悦，逐渐萌生了离异的念头，于是在外面交际界寻找快乐，甚至几天寄宿在外不回家。有一天，她到汉口去看戏，路上遇到一个青年军官，堂堂正正，光彩照人，顿生好感，她用掉手帕之计与他搭讪上了，两人一起看戏。正巧那天黄陆生在家闷得慌也去戏院，看到了赵素华与一个军官说说笑笑地坐在包厢里。黄陆生愤怒地指责赵素华不守妇道，赵素华说：“我自有我的自由权，凭你什么再是利害的人，也不能侵犯我的权限。”［5］（P185）黄陆生与赵素华厮打，竟然不是赵素华的对手，原来赵素华练过体操。黄陆生处处不得势，决定与赵素华打官司。在法庭上，赵素华义正辞严地陈述了黄陆生欺骗的事实，最后被判离婚。在这个故事中，赵素华表现得很强势，处处占据先机，是一个女强人的形象；她的观念和思想在当时十分超前，令人震撼，正如杨联芬所说：“激进的程度，直逼‘五四’。”［2］（P62）
三 思想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对未来中国的预言是晚清幻想小说的最大特点，小说家大多把故事时间放在几十年以后。蔡元培的《新年梦》把理想社会到来的时间定在1964年；陆士谔的《新中国》把未来理想社会实现的时间定在1950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想象维新变法后中国的状况，是在维新变法后60年庆典的时候，“万国太平会议”在中国举行，签署“太平条约”，协商“万国联盟”……同时，中国还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各国政要名流云集，外国留学生都会讲中国话。梁启超为我们描绘了一张乌托邦蓝图，虽然这个理想的实现比梁启超的设想晚了几十年，但是梁启超如果健在的话，他多少会感到欣慰。小说只是在第一回“楔子”中勾勒了未来中国的远景，虽只有寥寥数语，与下面几回的文字不成比例，但它寄托了中国人百年以来的强国梦想，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梦的原型：
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因尚有万国联盟专件，由我国政府及各国代表人提出者凡数十桩，皆未议妥，因此各全权尚驻节中国。
恰好遇着我国庆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4］（P6-7）
在这里，梁启超不仅是粗线条的勾勒，而且有细节的描写，就像当今我们正在经历过的一样，这不能不让我们惊叹！蓝图表现了梁启超的世界眼光和开放视野，呈现的是一幅世界交流融合的现代图景，这对于当时还处于闭关自守的中国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而言，民族的自主与强盛是中国人的最大诉求，构建理想的社会蓝图必然涉及国家的独立、经济和文化的昌盛以及国防力量的强大。陆士谔的《新中国》突出表现了中国人要求民族独立、自尊自强的强烈愿望。小说叙说宣统二年正月初一，主人公云翔看到家家户户不是牌局就是骰局，感觉气闷无聊，在家喝了两斤陈年花雕，一边读着《史记》一边沉沉睡去。他在睡梦中幻想40年后上海的盛世景象——首先是主权问题，中国已经独立自主，治外法权已经收回，租界交还；在中国的外国人与中国人一样遵守中国法律，人民不再充当外国殖民地的奴隶了；外国人见了中国人都会礼貌地避让，表现得很谦和……云翔一觉睡了40年，看到眼前景象与之前大不相同，感觉很纳闷儿。他的女友李友琴向他解释道：“现在治外法权已经收回，外国人侨居在吾国的，一例遵守吾国的法律，听从吾国官吏的约束。凡有华洋交涉案件，都由吾国官吏审问，按照大清新法律办理，外国领事从不来开半句口呢。那租界的名目，也早消除长久了。凡警政路政，悉由地方市政厅主持。”［6］（P6）小说讲述了国强才能独立自主的道理：在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因为有一个中国地质学家金冠欧发现了许多矿藏，于是中国开办银行，国家富足了，才有资格与外国人谈判收回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中国的经济也已经自主，国货代替了洋货，质量甚至超过了洋货；中国货畅销全世界，“此刻全世界，无论哪一国，所用各东西几乎没一样不是中国货”。看看今日之世界，作者真可谓先知者也。今日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实现立宪，“全国的人上自君主，下至小民，无男无女，无老无小，无贵无贱，没一个不在宪法范围之内”；中国的海军也已强大起来，船舰都是中国的兵工厂自己制造的；中国炼的钢比英德生产的还要好。在100年前，作者已经十分清楚中国创造的重要性——当云翔问李友琴兵舰都是向哪一国定造的，训练海军可有洋将帮同办理时，李友琴答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兵舰都是自己制造的。“如今是科学昌明，人材极盛，无论陆军、海军，电机制造各学，懂的人很多。所以这一回，兵舰都是自家制造的。听得海军人员说，兵舰一定要自己制造的。比不得商船，可以随随便便，不拘那一国厂里都可以制造，只要是只船是了……兵船在外国厂里造了，船里的机关，不是都被人家知道了么？那一处受得起攻击，那一处受不起攻击，保不住一旦与造船这国失了和，开起仗来，可就糟了。延聘洋将训练，也是如此。”［6］（P19）作者把自主制造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足见其识见的高远。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海战每每失利，这使中国人倍感痛心，因此作者想象的中国海岸港口如铜墙铁壁一般：“广东的虎门，山东的胶州，东三省的旅顺、大连，直隶的大沽，江苏的吴淞，这几个大口子，现在都筑着极坚固的炮台，驻着极雄壮的海军。此外如浙江的舟山、南田，福建的金门、厦门，长江里的金山、焦山、采石矶等几个小口子，也都守的严严密密。”［6］（P41）海军的舰艇还在海上巡逻，有强大的海军镇守，再也不能让来犯之敌踏入国门一步；同时，陆军也很强大，常备兵600万，预备兵、后备兵大约2000万……这种军事体制也与今日相近。在作者的想象中，一个独立自主、富强昌盛的新中国呼之欲出；不仅如此，作者还希望中国能够主导国际事务。小说第12回叙述，在中国提议下设立了“万国裁判衙门”和“弭兵会”，会所都设在中国，会长是我国大皇帝，裁判官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开始为世界谋幸福。
《未来世界》就汉字简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作者对于汉字简化的目的，以及简化的思路几乎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相同，表现了令人吃惊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小说描写具有改革思想的方县尊希望在任期间做一件大事业弘扬业绩，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教育这个事情重要。他觉得，在当时中国虽然已经立宪，但仍然有十分之五的人没有受到教育，这直接影响到立宪后的国民素质，影响立宪的程度和质量。于是，方县尊思量再三，做了一个禀帖向上一级政府汇报——其禀报的内容主旨都是立宪上面发出的议论，完全符合宪法精神。方县尊认为，目前立宪不能完备，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国民教育不够完备，教育还不普及；普及教育就需要人人读书识字，这样才能明白立宪的道理，才能文明日进，风气日开，把中国变成完备的立宪国度。但是普及教育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汉字太繁，繁文叠义太多，学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同时，中国话与外国话不同，外国人语言就是文字，文字就是语言；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分开的，中国的文言不是日常的语言。“不知文字便是不能读书，不能读书，便是不明义理，却怎样的会有立宪的程度？又会有自治的精神？”［5］（P213）因此，要想立宪完备，就要普及教育，普及教育就要从简化文字入手。于是，方县尊提出了具体的简化方案：
采那字典里头繁文复义的字儿，还有那冷僻不用的冷字，一概删除净尽，差不多就要把天下的字，二十分里头去了十九分，通共只剩了这二十分之一的字儿，重新刊刻出来，作个寻常日用的省文字典，好叫那一班穷苦人家的子弟，容易习学，用不了多少工夫，再把这个字典发到通天的孤贫学校，省文学堂里头去，叫他们就把这个字典上头的字，编成省文教科书，奏明立案，通行天下。再通饬各处的地方官，筹款兴办白话的省文报，把那立宪的好处，国民的义务，一一的详详细细分析出来，好叫他们看了，心中明白这个道理。就是那日常出的什么告示等类，也要用这个字典里头的字儿，不准艰文深义的，叫人看不懂，这个法子行了开去，至迟只要一年，就好学成毕业，还怕有什么没有完备地方。再用国家强迫教育的法子，和这个省文教育相辅而行，不出三年，包管这一班百姓，一个个得了教育，有了自立的精神，晓得了立宪的好处。［5］（P215）
方县尊的禀帖差不多有30000字，“真个是横扫千人之军，倒流三峡之水的一般”，具有非凡的改革魄力！方案中包括“简化汉字”、“白话”、“义务教育”等诸多内容，这些提议竟然在50年后得以实现，作者真是具有先知先觉的精神啊！更神奇的是，方县尊的文字简化方案和教育普及方案竟然得到中丞公的欣赏，奏请得到批准，方县尊晋升为全省提学使。
普及教育除了文字以外，还有一个障碍没有扫除，就是妇女受教育问题。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对于妇女是极尽压迫之能事，妇女只有受苦受累的份儿，没有丝毫个人的权利。作者对此痛加批判，声称自己做这一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让读者知道，妇女应该与男子平等，要让两万万妇女同胞都成为有完全资格的国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韩京兆决定扩充女学。妇女接受教育以后，家庭教育也有了基础；扩充教育的基础是加强师范教育，培养更多合格的教师。作者的理想是“四万万同胞，共有完全之教育；十五年立宪，欲追日本之规模”［5］（P231）。
让人惊叹的是，春颿在小说中表现的教育思想与后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趋向十分吻合；梁启超在小说中预见的新中国的盛世已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陆士谔对上海城市建设的想象蓝图好像是未卜先知，表现出超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关于晚清小说，中国文学史以往比较看重李伯元和吴趼人等人的谴责小说，肯定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意义，而对于晚清小说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评价多从负面谈其局限性，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思想意义和价值。近年来，晚清幻想小说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基本上还局限于小说本身，对其独特的思想价值仍然认识不够。在一个社会转型、新旧交替、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社会大变革的重要时代，晚清幻想小说承载着太多的思想信息和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日益显现，需要我们去发掘和重新认识。
参考文献
［1］碧荷馆主人.新纪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M］.上海：上海书店.1991.
［4］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春颿.未来世界∥晚清小说大系［M］.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
［6］陆士谔.新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 作者简介：马云（1954— ），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