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外交：1975年的中泰关系[1]
李一平 罗文春[2]
摘要：中泰两国是邻邦，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但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却将中泰阻隔了近30年。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面临着重要的转变，主要因为国际环境和地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缓和，中苏交恶，美苏竞争加剧，苏联支持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中国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出现了战略与安全方面的合作需要。1975年，中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泰合作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关键词：中泰关系 革命外交 和平共处
“革命外交”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主色调。1963年中共公开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特别突出“世界革命”的地位，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应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而广大亚非拉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世界的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1] 580～583。在坚信“世界革命”必然性的理论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相信“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这一天经地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在全世界消灭资产阶级，巩固社会主义。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2]。
当然，革命外交并不是中国外交的唯一色彩。60年代的最初几年（大约为1960年至1962年上半年）中国外交明显地往务实的方向摆动。这主要是基于50年代末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从国际局势来看，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国际关系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新兴的独立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政策。就国内来讲，“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失败以及三年困难时期促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进行反思和调整。而西藏叛乱、中印边境冲突，特别是中苏分歧初显，苏联撤回核原子弹专家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严峻。毛泽东不无感慨地指出，“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在此背景下，1960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 的方针。[1] 248在此方针指导下，中国主动缓和了同苏联、印度的关系，并开始有步骤地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需要指出的是，6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基于策略而非战略上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国际反华浪潮是“因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1]234。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政策很快又摆向了革命的一面。
在革命外交的战略下，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步地走上反对帝、修、反，走“两个拳头打人（即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与“四面出击”的道路。为了同时与美国和苏联进行斗争，毛泽东在60年代初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196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3]507 据毛泽东的分析，第一中间地带国家是中国反对美苏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国家是间接同盟军。依此战略，中国在这个时期把亚、非、拉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4]7
而这一时期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正是其争取第一中间地带的重中之重。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有两个层面的特点。首先，中共同东南亚的共产党大多有密切的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就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即实行统一战线政策，通过武装斗争最终夺取政权，“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5]164。中共之所以如此公开地向亚洲共产党宣传自己的革命经验，主要是由于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时，中苏两党就世界革命达成的分工。刘访苏时，斯大林向他表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6]412。在此精神下，中国负责对包括越南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以及印尼共产党等东南亚共产党组织的联络、指导和帮助。其次，在政府层面，中国也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友好关系。东南亚地区是美国炮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所在地，是美国加紧渗透和控制的地区之一和包围、遏制中国的重要一环。[4]53积极发展同这一地区国家政府的关系，对于突破遏制、打开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除了印支半岛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外，中国非常重视同已建交的缅甸和印尼政府的关系，同时也兼顾对新、马、菲、泰等国的争取。
一
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对中泰关系的发展必然产生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越南战争升级，从而加剧了中泰两国的对抗。美国利用泰国基地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促使中国被迫改变以往在对泰关系中一直采取的争取、等待的立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逐渐积极支持泰国共产党。1964年10月中国新华社首次发表了泰共致中共的国庆贺信。1964年12月18日《北京周报》报道了泰共的“泰国独立运动”第一号宣言。1965年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泰国爱国战线”成立和发布6项纲领的消息。4月，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表示，中国人民支持泰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3]。而泰国也不断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从此，两国政府经常唇枪舌剑，展开针锋相对的舆论战。
60年代初中国外交中“左”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所利用，出现了外交工作中的极“左”思潮。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在庆祝刚开过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社论中指出，在中国的对外工作方面，要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一提法，明确把世界革命的目标同中国的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错误地宣传林彪对世界革命中的重大问题的理论分析后，极“左”分子首先否定了新中国成立17年来正确的外交路线，认为是执行了一条“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和“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的路线。在否定过去路线的基础上，极“左”分子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将北京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其次，极“左”分子还大造外交部的反，实行夺权。在造反派控制下的外交部一片混乱，一大批外交部的领导者被打倒批判，中国外交处于困难局面。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外交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极“左”分子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中国的一些驻外使馆和工作人员到处散发毛泽东像章和语录，利用使馆新闻公报、其他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宣传“文化大革命”，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国一些使馆和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外交工作中不注意和当事国政府沟通协商，而是大肆在其他国家宣传世界革命的理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所有的外交纠纷中，最为严重的是“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火烧英驻华代办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火烧英驻华代办处事件。当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50多个，有30个左右的国家同中国发生过外交纠纷。当然，这些纠纷责任不全在中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外交在1966～1968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这期间不但没有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而且中国的外交关系几乎陷于中断。
中泰关系的发展也深受“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的影响。1965年1月陈毅外长对一个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说，这年底，泰国民族解放战争可能开始。泰国方面将陈毅的讲话视为中国将发动一场战争。中国方面谴责泰国帮助美国入侵印度支那，并且派兵侵入老挝和柬埔寨。泰国联大代表则在1965年11月的联大会议上，用陈毅的讲话和中国对泰国国民爱国前线的支持谴责中国想控制和统治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方面批评泰国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重申将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泰国而支持柬埔寨。
这个阶段尖锐的对抗在中泰关系上留下了不愉快的一页。对此，虽然中泰双方的行为都有各自的原因，但也有各自的责任。泰国政府没有必要把自己绑在美国的反共战车上；中国在政策上的失误在于它过分注重革命外交，强调“支持世界革命”，中国向世界输出革命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一片混乱，同已建交的国家不断出现外交纠纷，也直接导致了中泰两国关系恶化和相当长时间的对抗。
二
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中国外交中基于国家利益的务实一面再次表现出来，毛泽东、周恩来有步骤地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毛泽东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的提法是以我为核心，是错误的。同时，他还指示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1968年1月，周恩来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潮，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外事纪律，意在扭转外交被动局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陆续派出了驻外使节，恢复了同一些国家的正常关系，中国外交的混乱局面基本得到控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重大的外交决策和处理重大外交事件中，有针对性地排除极“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改善中美关系这样带有全局性的外交决策，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和组织下完成的。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开始向着正常的轨道迈进。
60年代末，国际风云变幻。1969年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和随后苏联的核威胁，使中苏关系恶化。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毅然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平衡国际战略力量，缓解苏联对中国的压力。此时，美国试图调整对华政策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也提供了契机。
中国70年代的国际战略方针是“一条线”与“一大片”。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与“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大致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毛泽东的“一条线”与“一大片”战略思想的主旨是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如果说“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话，那么“一条线”与“一大片”战略方针的提出，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70年代做出外交战略的调整，是基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因。第一，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认为苏联亡我之心不死，为了缓解来自苏联的威胁，中国着手调整外交政策。第二，国际战略态势的影响。二战后，美国到处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到70年代初已是国力大衰，开始推行“尼克松主义”，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以求改善国际处境。这便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国际战略新态势，美苏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为了增加与苏联斗争的筹码，美国也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第三，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文化大革命”初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面临重重困难。为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需要调整外交政策，建立一条更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对付最主要的来自北面的威胁。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重大的突破，缓和了中美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大批国家纷纷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些中断了的外交关系也相继复交。中国的外交环境明显改善。
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变化，给中泰关系的改善也带来了机会。
1.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助于中泰关系的正常化
1969年，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尼克松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主张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从越南脱身。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和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演变，对美国在亚洲的诸多盟友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泰国领导人感到，避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将是明智的选择。
与此同时，尼克松总统上台伊始，就把改善中美关系、中美邦交正常化提上日程。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美国调整政策，从亚洲收缩，使泰国政府意识到，改变泰国对华政策的时候到了。当时，泰国国内有人提出与苏联结盟，但这个意见很快就遭到否决。因为，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其称霸全球的野心也逐渐膨胀。与美国实施战略性收缩相反，苏联到处插手，尤其是对东南亚垂涎已久，美国从东南亚收缩力量之后，苏联正打算填补这一“真空”。苏联除了加紧控制越南和老挝外，对泰国也展开了全面的外交。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面前，泰国认识到苏联已成为威胁东南亚稳定与和平的主要因素，泰国必须寻求能与苏联对抗的力量的支持，以保持自己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而这个能与苏联抗衡的力量就是泰国的邻国——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敌视、孤立和封锁政策，但中国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力量越来越强大，国际威望也日益提高。1971年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1972年尼克松访华也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国家纷纷改变对中国的立场，1972年日中关系正常化具有划时代意义，同年12月澳大利亚、新西兰相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些重要国家对中国的承认，为中泰改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另外，中国与泰国是近邻，过去曾有过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同时，新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因此中泰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
实际上，1968年以后，泰国曾几次表示，愿与中国接触，改善关系。1969年2月，泰国外长他纳·科曼宣称泰国已经准备坐下来同中国共产党讨论，东南亚稳定的实现需要中国的同意。[4]1970年初，他还主张召开新的万隆会议，“复兴万隆会议的原则”，“在这样的会议上使中国同它的邻国达成妥协”。1970年末，泰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研究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可能性。1971年5月，泰国正式宣布，泰国广播电台中止反华宣传。
对此，1971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第三方向泰国传递了信息。不久，泰国外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北京领导人开始理解我们，这可能导致真正的对话”，这次，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但时任泰国总理的他侬对中国仍持怀疑态度，尽管面临要求缓和的压力，他仍谨慎行事。1972年9月，泰国乒乓球队应中国的邀请参加了第一届亚洲乒乓球赛。乒乓球队的顾问是泰国全国行政委员会财经及工业署副主任巴实·干乍那越（中文名许敦茂）。此次访问使他了解了中国对改善中泰关系的诚意。紧接着巴实·干乍那越又率泰国贸易代表团参加了1972年10月在广州的中国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巴实的中国之行揭开了中泰乒乓外交的序幕。1973年5月，中国决定派乒乓球代表团于6月访问马来西亚，泰国乒乓球协会闻讯后邀请代表团顺道访问泰国，中方同意。6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泰国，该乒乓球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访泰的第一个代表团。不久泰国也派了一个羽毛球队和乒乓球队回访中国。
2.中泰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国际形势变化的同时，泰国国内形势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政治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军人在政府中的作用相对减弱。他侬政府倒台后，泰国从1958年至1973年实施的公开的军人专政宣告结束，从1973年10月到1976年10月，泰国进入议会民主制的尝试时期。民选产生的泰国文官政府以现实主义态度处理国家对外事务。泰国企业界也积极要求打开中国市场，许多著名的工商业家纷纷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对中国贸易的禁令。
五六十年代，泰国为寻求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途径做过不少努力，但收效甚微。随着经济的发展，泰国的对外贸易对西方国家的依存度随之增大，这就使它的经济极易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影响，这种政治经济的“体质上的脆弱性”，也是泰国国内反政府势力强大，军人政变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泰国若是能与中国“和平共处”，一是能缓和与国内共产党的关系，二是能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同时充分发挥国内众多华人在经济中的作用。泰国的华人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泰国的大银行和主要商品大米、橡胶、木材等的出口，并支配着商业和制造业，泰国的华人经济已经成为当地民族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他们可以同中国建立和扩大贸易关系，以改善泰国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
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需要和有助于发展同泰国的关系。从60年代末开始，中国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陆续与许多中小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2年5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新亚洲乒乓球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明确表明了中国对东南亚中立化的立场，他说中国对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五国正在商议中的中立化构想，“表示衷心支持”，并且还希望代表们回国后能把中国的意思转达给各国政府当局。
紧接着，1972年9月，泰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来北京参加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被誉为“泰国基辛格”的泰国全国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业署副主任巴实·干乍那越作为代表团顾问随团访华，开始对中国投石问路。1973年6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到泰国进行了回访，代表团副团长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官员程瑞声，他利用这个机会同泰国外交部副部长差猜·春哈旺就相互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当时的泰国报纸刊载了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就差猜同我会见发布的新闻公报。公报表示差猜和程瑞声“曾就有关各项问题交换意见，有利于未来加强泰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友好关系”[7]。
他侬政府垮台以后，中泰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在泰国面临世界石油危机影响时，1973年12月，差猜副外长率领泰国贸易代表团访华，要求中国以“友谊价格”（即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泰国出口一批柴油。中方同意以优惠价格向泰国提供50000吨柴油。1975年3月，泰国成立以克立·巴莫为首的民选文官政府，克立·巴莫公开放弃了政治上敌视中国的方针，明确地将改善对华关系列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
1975年6月30日至7月6日，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7月1日，中泰两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与克立·巴莫先生在北京签署了《中泰建交联合公报》，从而开创了两国建立邦交的新纪元。
中泰关系正常化是中泰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后中国逐步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第一，在政治上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中泰建交联合公报》中明确规定“两国政府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妨碍按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第二，通过互信、互谅、互让，营造有利于中泰关系发展的良好局面。首先，在台湾问题上，泰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决定在建交公报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从台湾撤走一切官方代表机构。其次，在华侨和华人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双方政府认为任何中国国籍或中国血统的人在取得泰国国籍后都自动失去中国国籍。对自愿选择保留中国国籍的在泰国的中国侨民，中国政府按照一贯政策要求他们遵守泰国法令，尊重泰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并与泰国人民友好相处，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并将受到泰国政府的尊重”。最后，在中共与泰共关系问题上，双方看法也趋于一致。1975年6月，泰国总理克立·巴莫来华途经香港时曾说过，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后来，1978年11月，邓小平在泰国访问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就中国来说，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中国同泰国的关系，也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历来认为，把党同党的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我们正是同泰国政府达成了这样的谅解，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发展了我们两国的关系。”[8]488
第三，中泰关系的正常化，加强了维护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越南占领柬埔寨后，数十万越南军队迫近柬泰边境，并且时常侵入泰国境内，中泰携手互助，有力地抵制了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打破了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泰建交也有利于中国发展与东盟其他国家的关系，为日后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建立和恢复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
第四，在经济上，加强合作，实现双赢。中泰关系正常化后，泰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已能直接贸易。两国间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到1977年，中国已经成为泰国十大贸易伙伴之一。
参考文献
[1]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2]《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4]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5]《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7]程瑞声：《小小乒乓打开中泰关系大门》，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f7b4ec01009t5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12日。
[8]谢益显：《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 基金项目：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编号：KT201101-12）。
[2] 李一平，湖南湘乡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亚太国际关系和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罗文春，厦门大学研究生。
[3] 《人民日报》1965年4月20日第2版。转引自张锡镇《中泰关系40年》，《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
[4] 《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69年2月20日。转引自张锡镇《中泰关系40年》，《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