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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山东士族的渊源

第一节山东士族的渊源

山东士族是中古士族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围绕士族的基本内涵、山东士族的渊源，以及士族的一些重要概念展开讨论。

一士族的出现与内涵

士族是中古时期重要的社会群体，他们对于中古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关于士族的出现，学界公认其源于东汉大族。唐长孺先生就曾明确指出：“汉末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1]陈寅恪先生也曾论及东汉中晚期以后“仕宦通显之士人逐渐归并于少数门族”的现象 [2]。钱穆先生亦认为：“由于东汉之累世经学，累世公卿，而有此下士族门第之兴起。”[3]以此可见，东汉大族的发展的确为后世士族兴起奠定了基础。对此，毛汉光先生概括为：“两汉虽不能称为士族时期，然两汉给予以后士族早期萌芽与发展的时空条件，许多大士族在汉代已渐露曙光。”[4]不过，也应注意到，不少魏晋高门士族并非东汉大姓名士的直接延续。对此，唐长孺先生指出，“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决不是所有汉末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晋时成为士族”[5]，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

虽然学界在士族渊源和出现的时间方面观点大体一致，但对于士族的内涵，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事实上，历史文献中对何为士族的解释就多有差异。对此，毛汉光先生曾总结出达27种之多。[6]近代以来，在不同学者间，对士族内涵的表述也各有所侧重。

唐长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中曾指出，“汉末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而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实质上就是保证当朝显贵的世袭特权，因而魏晋显贵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因而只有在魏晋时获得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于士族”。[7]显然，在这里唐长孺先生更为强调政治因素对于士族的标志性意义。

陈寅恪、钱穆等人则较为强调文化对士族形成的促进作用和表征意义。陈寅恪先生曾言东汉时期“其士人大抵先从师受经传，游学全国文化中心首都洛阳之太学，然后应命征辟”，“中晚以后，此类仕宦通显之士人逐渐归并于少数门族，如汝南袁氏四世三公之例，故东汉末年之高门必具备儒生与大族之二条件”。[8]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士族之兴起“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高厚见重于人”[9]。

钱穆先生也强调文化因素与士族的紧密联系，他曾说：“由于东汉之累世经学，累世公卿，而有此下士族门第之兴起。因此门第与儒学传统有其不解缘。而门第同时必有书籍聚藏。”[10]余英时先生则承继钱穆先生，也强调士族形成的文化因素。他提出士族即是士人与宗族的结合，故而士族实际上即为累世相传的家族知识分子。[11]

毛汉光先生对士族问题有深入研究，他提出，所谓魏晋士族应当说是以儒学为凭借，“累官三世及官居五品以上”。[12]

可见，尽管各家对士族形成的原因和标志的看法各有所侧重，但他们均普遍认为魏晋士族源于东汉名士，其形成时间大体为东汉末年到魏晋之初。在综合前代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士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的累世显贵，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和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13]应当说，若就魏晋南北朝的情况来看，这一结论对理解士族内涵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就本书而言，由于是以山东士族的文化面貌为研究内容，故而本书对士族概念的理解不过多考虑其政治、经济方面的特征，而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出发，将士族解读为具有相同或近似文化背景的特定世家大族成员，并将此作为研究对象。

二山东区域与山东士族的渊源

山东士族是中古士族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山东地区则为山东士族的起源之地。关于山东的范围，战国秦汉以来，一般是以崤函山地为界；崤函山地以东称山东，以西称山西。[14]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将天下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以及龙门、碣石北四个大的区域，这其中涉及山东地区南北界线，其文称：

夫山西饶材、竹、榖、、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15]

从这一记述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山东地区的南北界线大约就是北达燕蓟，南接江淮。

秦汉以来，素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16]之说。这从总体上概括了两地崇文与尚武的不同社会风尚。不过，直至西汉，即使在山东地区内部，其区域间社会好尚、生活习俗方面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对此，《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均有一定的记载。

在山东地区中，齐鲁本是儒学渊薮之地。汉初，齐鲁地区的崇儒之风仍很浓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即载：“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1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也载齐地：“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鲁地，“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18]都记述了齐鲁之地鲜明的文化特征，即长期以来对儒学传统的承继。

战国后，尤其是秦汉以来，儒学西渐，儒学影响范围逐渐扩大。[19]西汉武帝以后，儒学又被统治者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在此影响之下，汉代以来，儒学影响的地区已经远远超过齐鲁地区的范围。虽然如此，直到东汉，儒学昌盛的地区却仍多集中在山东之地。与山东相比，其他地区的儒学发展明显有所不及。[20]

由此可见，两汉以来，山东地区儒学发展比较繁荣，孕育了较为浓厚的儒学氛围。显然，魏晋之后，山东士族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特质，这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汉末以降，一些大族逐渐演变为门阀士族。关于中古时期有影响力的望族，王宗吾先生在《五朝门第》一书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中共列举有75家。[21]周振鹤先生对中古的郡姓分布及其演化也有较多研究 [22]。

毛汉光先生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列举出了60家中古社会最重要的士族 [23]，而“自魏晋以迄唐末，延绵不绝一直维持强盛的士族，有10姓13家，即：京兆杜陵韦氏、河南开府郑氏、弘农华阴杨氏、博陵安平崔氏、赵郡武城崔氏、陇西狄道李氏、太原晋阳王氏、瑯琊临沂王氏、范阳涿县卢氏、渤海蓨县高氏、河东闻喜裴氏、彭城刘氏等。”[24]可以看到，在这10姓13家中，山东士族居半数以上，可见隋唐时期，山东士族仍然相当活跃。

在这其中，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渤海高氏均源自山东地区。自魏晋以来，其主体也一直在北方地区活动，无疑当属于山东士族的范围。永嘉之乱后，彭城刘氏部分房支仍留居乡里，这部分也应归于山东士族的范畴。如刘知几（刘子玄），出于彭城刘氏，从其六代祖刘僧利开始，其家族长期生活在北朝。刘敏之子刘庆任“后魏东徐州刺史”，“敏从子僧利，后魏羽林监，生世明。世明生伟，字世英，北齐睢州刺史。二子：瑗、珉。珉，北齐睢阳太守，生务本。务本生藏器，唐比部员外郎。藏器生知柔、知章、子玄”。[25]《元和姓纂》中记载的部分内容较为简略，但亦与之略同。[26]

陇西李氏。自北朝以来，陇西李氏的一些房支与山东士族联系紧密，有些或是直接迁徙于山东地区，这些支派在唐代时已经被视为山东高门。如李玄道，“本陇西人也，世居郑州，为山东冠族”。[27]李延寿，“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28]其情况都是如此。唐高宗“又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29]已经将陇西李宝的后人视为山东士族。故陇西李氏迁于山东的一些房支也应归于山东士族之列。

此外，魏晋以来，清河张氏、范阳张氏、南阳张氏、清河房氏、范阳祖氏、渤海封氏、河间邢氏、乐安孙氏、北平阳氏等山东士族，皆属于当时有影响的郡姓，其地位虽逊于甲族高门，但亦有一定影响力。[30]

通过对文献的考察可以看到，山东士族的先祖多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不过其迁于后来郡望发祥地的时间则大都在战国至秦汉之际，以崔、卢、（赵）李、郑、王山东五姓为证：

1.范阳卢氏

文献一致认为卢氏出于姜姓，战国时期居于燕地，故为范阳卢氏。

《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三上》载：“卢氏出自姜姓。齐文公子高，高孙傒为齐正卿，谥曰敬仲，食采于卢，济北卢县是也，其后因以为氏。田和篡齐，卢氏散居燕、秦之间。秦有博士敖，子孙家于涿水之上，遂为范阳涿人。”[31]

《元和姓纂》卷三载卢为：“姜姓，齐太公之后。至文公子高，高孙傒，食采于卢，因姓卢氏。”[32]

郑樵也称卢氏：“姜姓，齐太公之后也。齐文公之子高，高之孙傒，食采于卢，今齐州卢城是也，因邑为氏。秦有博士卢敖，子孙家于涿水之上，遂为范阳涿人。”[33]

据以上史料，可知范阳卢氏的出现时间是在秦汉之际，其始祖为卢敖。

2.崔氏

文献均称崔氏出自姜姓。至秦代崔意如，封东莱侯。二子，伯基居清河东武城，仲牟居博陵安平，成为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的先祖。

《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载：“崔氏出自姜姓。齐丁公伋嫡子季子让国叔乙，食采于崔，遂为崔氏。济南东朝阳县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子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孙夭生杼，为齐正卿。生子成、子明、子疆，皆为庆封所杀。子明奔鲁，生良，十五世孙意如，为秦大夫，封东莱侯。二子：业、仲牟。业字伯基，汉东莱侯，居清河东武城。”[34]

《通志》卷二七《氏族略三》中也载崔为：“姜姓。出齐丁公嫡子季子让国于叔乙，食采于崔，遂为崔氏。……十五世孙意如，为秦大夫，封东莱侯，二子伯基、仲牟。伯基居清河东武城，仲牟居博陵安平，并为著姓。”[35]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五载崔氏：“出自姜姓，齐丁公伋嫡子季子逊国，叔乙食采于崔，遂以为氏。……十五世孙意如，为秦大夫，封东莱侯，二子：业、仲牟。业字伯基，汉东莱侯，居清河东武城……仲牟为汉汶阳侯，始居博陵安平。”[36]

《元和姓纂》卷三载：“姜姓。齐太公生丁公伋，生叔乙，让国居崔邑，因氏焉。自穆伯至沃、杼、成、良，代为卿大夫。良十五代孙意如，秦东莱侯，生二子，伯基、仲牟。伯基居清河东武城，仲牟居博陵安平，并为著姓。”[37]

崔氏之中，清河、博陵为两个著名郡望。依据以上史料，崔氏这两个郡望的分野时间为西汉初年，崔伯基居清河东武城，为清河崔氏之先；崔仲牟始居博陵安平，则为博陵崔氏之先。

3.荥阳郑氏

郑氏出自姬姓，其得姓源于周厉王少子友封于郑，其后人汉代迁于荥阳开封，故称荥阳郑氏。

《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载：

郑氏出自姬姓。周厉王少子友封于郑，是为桓公，其地华州郑县是也。生武公，与晋文侯夹辅平王，东迁于洛，徙溱、洧之间，谓之新郑，其地河南新郑是也。十三世孙幽公为韩所灭，子孙播迁陈、宋之间，以国为氏。幽公生公子鲁，鲁六世孙荣，号郑君。生当时，汉大司农，居荥阳开封。生韬，韬生江都守仲，仲生房，房生赵相季，季生议郎奇。奇生穉，汉末自陈居河南开封，晋置荥阳郡，遂为郡人。[38]

《通志》卷二六《氏族略二》载郑氏：

周厉王之少子、宣王之母弟桓公友之后也。桓公初受封于郑，在周之畿内，今华州郑县是也。……后幽王有犬戎之祸，桓公死难。其子武公从平王东迁，卒有虢、郐之地，号为新郑，今之郑州也……自声公三世至幽公，韩武子伐郑，杀幽公。子孙播迁陈、宋之间，以国为氏。自幽公二世郑君乙之二十一年，复为韩所并。幽公生公子鲁，鲁六世孙荣，号郑君，生当时，汉大司农，居荣（荥）阳、开封。[39]

对此，《古今姓氏书辩证》也载荥阳郑氏之先郑庄，“字当时，汉大司农，居荥阳开封”。[40]

《元和姓纂》记载与其他史料略同，其载：

周厉王少子受封于郑，是为桓公，在畿内，今华州郑县是也。威公生武公，与晋文王夹辅平王，东迁于洛。郑徙溱洧之间，谓之新郑。传封十三代，至幽公，为韩所灭。子孙播于陈宋，以国为氏。幽公六代孙荣，号郑君；生当时，汉大司农。……当时六代孙稺，汉末自陈徙河南开封，晋置荥阳郡，开府隶焉，遂为郡人。[41]

依上述材料可见，汉代，郑当时即迁于河南开封，为荥阳郑氏之先，其六代孙郑稺，汉末自陈徙河南开封，则为荥阳郑氏中的主要支派。

4.赵郡李氏

赵郡李氏出于战国李牧。《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二上》载：“赵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昙次子玑，字伯衡，秦太傅。三子：云、牧、齐。牧为赵相，封武安君，始居赵郡。”[42]《元和姓纂》载李氏“帝颛顼高阳之裔”；李耳“居苦县赖乡曲仁里。曾孙昙，生二子：崇、玑。崇子孙居陇西，玑子孙居赵郡。[43]”

《通志》卷二八《氏族略四》载李氏渊源为：

嬴姓。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皐陶，字庭坚，为尧大理，因官命族为理氏。夏、商之季有理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和氏携子利真，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理”为“李氏”。利真十一代孙老君，名耳，字伯阳，以其聃耳，故又号为老聃，居苦县赖乡曲仁里。或言聃六世祖硕宗，周康王赐采邑于苦县。聃曾孙昙，生崇、玑。崇子孙居陇西。玑子孙居赵郡。[44]

《古今姓氏书辩证》也载：“崇为陇西房，玑为赵郡房。”[45]由上述可知，李氏中的两个重要郡望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出现的时间为战国时期。李崇子孙居陇西，李玑子孙居赵郡，逐渐成为李氏的两个著名郡望。

5.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出自周灵王太子晋，至汉扬州刺史王霸居太原晋阳，后裔逐渐发展为太原王氏中的著姓。

《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二中》载：

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徙，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八世孙错，为魏将军。生贲，为中大夫。贲生渝，为上将军。渝生息，为司寇。息生恢，封伊阳君。生元，元生颐，皆以中大夫召，不就。生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典，武陵侯。生离，字明，武城侯。[46]

《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二中》载：“离次子威，汉扬州刺史，九世孙霸，字儒仲，居太原晋阳，后汉连聘不至。”[47]

《元和姓纂》也载：“王姓，出太原、琅邪，周灵王太子晋之后。”[48]

对于王氏之出，《古今姓氏书辩证》与《新表》记载大致相同。[49]

《通志》卷二八《氏族略四》则称：“若琅邪、太原之王，则曰，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恭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50]

三太和定族姓与山东士族地位的确立

东汉至魏晋之交，在士族逐渐形成的背景之下，山东大族在学术与仕宦方面也出现了累代相传的趋势，如以下几端：

郑兴，“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后曾官太中大夫。[51]

郑兴子郑众，“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官至大司农”。[52]

郑兴五代孙郑浑，“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浑清素在公，妻子不免于饥寒”，亦官至将作大匠。[53]

卢植，“少与邓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曾为庐江太守、侍中、尚书等，后“拜北中郎将”。[54]

卢植子卢毓“以学行见称”。曾官行司隶校尉，“复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转为仆射，故典选举，加光禄大夫”，后“迁为司空”。[55]

卢植孙卢钦则“笃志经史”，官至“尚书仆射，加侍中”。[56]

崔琰，“读《论语》《韩诗》。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魏国初建，拜尚书。……迁中尉”。[57]

崔逞曾祖崔谅，晋中书令。祖崔遇，仕石虎，为特进。[58]

可见，魏晋之际，在士族出现并得到发展的普遍趋势下，虽然与当时显赫的河南名族相比，大多数山东大族的影响力还是有所不及。但从他们学术与仕宦方面出现了累代相传的趋势来看，其作为士族的身份已得到确立。

永嘉之乱后，中原一带高门士族纷纷南下，形成江左侨姓士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山东士族则以留居乡土、聚族而居者居多。十六国及北魏初期，山东士族中有不少人仕于各王朝政权。这对于山东士族地位的提升虽然有重要意义，但对于山东士族，特别是对于山东士族五姓而言，在其发展历程中，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则是太和定族姓。对此，唐长孺先生说：“孝文帝定士族，以当代官爵为主要标准，从而突破了‘士族旧籍’的限制，建立了新的门阀序列。在新的门阀序列中，一些次等士族、非士族地方豪强，有的提高了门户等级，有的进入了士族行列。唐代最高门阀是崔、卢、李、郑、王五姓七家，获得这个崇高地位即在太和定士族时。”[59]即充分肯定了太和定族姓对山东五姓发展的意义。

北魏孝文帝定族姓等级，有“四姓”之说，如“太和十九年（495年），诏曰：‘代人请（诸）胄，先无姓族……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60]其中即有“四姓”之语，从中可见，四姓即为士族门阀。但是对于“四姓”究竟为何义，文献记载并不完全一致。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载柳芳之言：

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61]

在这里，柳芳所言的甲、乙、丙、丁“四姓”，实际上指的是士族门第由高到低的四个等级。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则言：“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62]实则也将“四姓”作为四个等级。

《资治通鉴》卷一四〇《明帝建武三年条》记载则有所不同，其载：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自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63]

显然，《资治通鉴》中所说的“四姓”并不是士族中的四个等级，而是崔、卢、郑、王四高门，这种理解似乎即为柳芳所称的“流俗”。

对以上关于“四姓”的各种歧义，唐长孺先生指出柳芳之说应该是符合太和定族姓“四姓”的原义，即“四姓”实则为士族的四个等级。[64]“四姓”本来是士族的代称。柳芳称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此乃流俗不经之说，这固然不谬。不过，隋唐时期人们普遍以崔、卢、李、郑等山东高门等同于“四姓”。这种理解，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隋唐时期山东士族影响力之大。实际上，对于王、崔、卢、李、郑等山东士族的地位，柳芳也是承认的。对此，柳芳称：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65]

太和定族姓，从制度层面上确认了山东士族的地位。这对于山东士族，特别是山东五姓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此，唐人是有很清楚认识的。《太平广记》卷一八四《李氏》曾载：“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66]这一记载虽未必可信，但由此可见太和定族姓对于士族地位升降的重要意义及其在人们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这一点，在唐代墓志中也有不少记载：

崔哲，郡望为清河，卒于久视元年（700年），其墓志载崔哲“冠冕之盛，为海内著族。爰逮后魏，大甄姓氏，衣簪人物，特冠中区”[67]。

郑氏，卒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夫人荥阳人也，以夫贵封同郡原武县君。自后魏定五姓，推为甲族，尔来三百许岁，谱牒存焉”。[68]郑液，卒于大历十一年（776年），“国华人望，男婚女姻，自后魏迄今，代为盛族”。[69]

崔杲之，卒于贞元，“公博陵人也，讳杲之，字某。自元魏列弟氏姓，崇其名家”。[70]

崔蕃，卒于大和中，“魏郡博陵人也……后魏定姓氏族为第一，风流炽焰。”[71]

可以看到，这些墓志都强调了太和定族姓对山东士族的影响。唐代有禁婚家，“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72]而这些禁婚之家尽是北魏定族姓时所定高门的后裔，由此亦可见太和改制对山东士族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郡望、籍贯、房支等观念

郡望是中古士族除族姓之外，用以标识身份的另一个重要依据。中古士族一般会在其族姓前称其郡望，故而士族对郡望所出一般都极为看重。何启民先生说：“在‘门第’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先有‘族姓’，次有‘门户’，而后有‘地望’的观念。”[73]上古时期，姓氏本有区隔，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74]而郡望的观念实则始于战国、秦汉时期，这与当时姓氏关系已经紊乱，以及郡县制度的普遍推行有密切关联。岑仲勉先生曾论及此点：

战国撩乱，人户流离。汉高已不自知其姓，后此人各以氏代姓，今所谓“姓”，即古所谓“氏”，是为我国种族混乱之第一次大变。所幸战国至汉，各地陆续建设郡县，郡县大约依古代各氏族之住地为区域，人口即有迁徙，犹能各举其原籍之郡名以作标识，如太原、陇西、安定、南阳、清河等，皆后世所谓郡望也。单举姓氏以为称，未识世系之同异，郡望即别宗支之一法。[75]

可见，郡望与族姓相联系的，起初主要是作为识别世系同异的一种方式。但事实上，对士族而言，由于他们的不断迁徙；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郡望只是标明其世系所出，进而作为其门第高下的标志，而与他们的居处所在往往并不一致。这一点，岑仲勉先生也指出：

自西汉废姓存氏，于是郡望代起，良以公孙之称，徧于列国，王子之后，分自殷周，称其本郡，所以明厥氏所从出也。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稍远，支胤衍繁，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而望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延及六朝，门户益重，山东四姓，彭城三里，簪缨绵缀，蔚为故家，此风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犹河北，或世居东鲁而人曰陇西，于后世极糅错之奇，在当时本通行之习。[76]

毛汉光先生也曾论及这种现象，他说：“大部分士族虽然迁移与分支，仍然保留其原籍之称号，称之为‘郡望’，于是乎在唐代常常会出现‘郡望’与居住之‘籍贯’不能合一之现象。”[77]可见，到后来，特别是到隋唐时期，士族的籍贯与郡望已经常常不相符合，郡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门第高低的标志。

实际上，即使在同一郡望之下，由于家族不断繁衍，还会分出不同房支。房支之间往往也有较大差异，所谓“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悬隔”。[78]

《唐语林》卷四《企羡》即载：

琅邪王氏与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贵，号“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钑镂王氏”。崔氏，博陵与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虽长，今其子孙即皆拜第三房子弟为伯叔者，盖第三房婚娶晚迟，世数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礼。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宝应县，号“八宝崔氏”。[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