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若干范畴的解释

（一）研究内容、方法与资料

对山东士族而言，经学与家风是其文化传统的核心，因此这方面的内容自然成为本书研究的重点。同时，为更全面地理解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文化面貌，本书亦涉及其文学观念、宗教信仰、婚宦观念、教育模式、尚武意识等方面的研究，以使得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在研究方法与资料选取上，本书主要以传世文献与出土墓志材料为基础，运用个案法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史料进行分析并得出研究结论。同时，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结合具体需要，借鉴了文化学、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如文化比较、数量统计法等。此外，在具体研究中，还适当地选取了文化学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作为研究的支点，如文化变迁、文化适应、文化整合等文化学理念在书中都有运用。

（二）关于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以山东士族为研究对象。对于隋唐时期的士族，毛汉光先生认为仍较为活跃的有13家，即京兆杜陵韦氏、河南开府郑氏、弘农华阴杨氏、博陵安平崔氏、赵郡武城崔氏、陇西狄道李氏、太原晋阳王氏、琅琊临沂王氏、赵郡平棘李氏、范阳涿县卢氏、渤海蓨县高氏、河东闻喜裴氏、彭城刘氏。[118]其中，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均源自山东地区，自魏晋以来，其主体也一直在北方地区活动，在唐代他们也被公认为山东士族的代表，因此本书即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山东五姓虽然具有共同的郡望。但在其内部，不同房支间的悬隔是非常明显的，一些房支甚至长期没有仕宦的记录。不过，就山东五姓来说，即使是其衰门成员，也并不意味他们不具有士族的文化传统和门第观念。

以崔仁师为例，他出自博陵安平房，曾官至中书侍郎。汪篯先生认为，从其家族仕宦的角度看，崔仁师应当属于山东高门之中的破落户[119]，不过，从崔仁师学风来看，他身上颇具山东士族的文化特质。崔仁师之孙崔湜、崔涤，及从兄崔蒞，“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一门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120]其门第心理更为显著。

郑恕己，出于荥阳郑氏，其墓志称：“士庶流离，失其本末，或遁世山谷，或浪迹他邦，乃事农桑，使为井邑，亦未隳元本哉！”[121]也颇能反映出建立在共同血缘与文化传统上的山东高门之家的群体意识。

钱穆先生在谈到魏晋南北朝士族时就曾说：“盖在当时人意念中，一家门第之所以可贵，正在此一家门第中人物之可贵，此实与现代人专意在权位财富上衡量当时门第之想法大相径庭。”[122]实际上，这一点用以分析唐代山东士族亦颇为适合。正基于此，从研究实际出发，本书对山东五姓文化的研究，以郡望为标准，而不过多地强调其仕宦背景状况，以求从更大的范围反映这一群体的文化面貌。

此外，渤海高氏、钜鹿魏氏、河间邢氏、清河房氏等亦属于山东门第之家，其地位虽然逊于山东五姓等甲族高门，但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在北朝时期仍较为活跃，因此本书对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物也有所论及。彭城刘氏、陇西李氏的一些房支也一直居于山东，本书对这些房支的代表人物也有涉及。

（三）关于研究的时间跨度

本书以隋唐之际为研究时限。所谓隋唐之际并无精确的时间断限，从狭义的角度讲，隋唐之际的时间概念似应划定在隋末唐初为宜；但从广义的角度看，隋代及唐代前期皆属于相似度较高的社会阶段，与士族相关的制度变革也多发生在这一时期。因此，本书即以隋代及唐代前期作为研究的时间核心。不过，山东士族文化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魏晋，特别是北朝以来，他们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对隋唐之际的山东士族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安史之乱”以后，山东士族的文化演变也与隋唐之际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从文化延续性的角度出发，以及遵循不同阶段相互比照的需要，本书在研究过程中，根据具体需要，在一些章节中也涉及魏晋，特别是北朝山东士族的文化状况。同时，对唐代中晚期山东士族的文化面貌予以适当观照，对史料进行相应的梳理、分析。

（四）本书的创新点

士族研究在经过数代学人的悉心耕耘之后，从理论框架到诸多专门领域均取得了相当深入的进展，在此基础上欲再取得新的突破诚属不易。但也正因为有了这样深厚的积淀，士族研究不会也不应就此止步。本书固不能奢言突破，但本书以隋唐之际山东士族文化为研究对象，力图较为全面地揭示这一社会变革期山东士族文化演进的轨迹。此类研究目前学界虽有涉及，但尚缺乏专门研究。在宗教、教育、文学等专论之中，力图将史学研究视野与特定的专业研究语境相结合，在研究中亦力图有所创新，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婚姻模式的相对多样化及其对家庭文化风尚的影响

隋唐以降，由于社会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大姓通婚虽然仍是山东士族婚姻的基本模式，但其已不止于传统的姻族范围，而是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山东士族与江左、关中、胡姓士族都有一定程度的联姻，同时与皇族、非士族官宦也有一些通婚。

隋唐时期，文化风尚的保持对维系士族的社会声望至关重要。在这一方面，由于山东士族女性多有着深厚的礼法传统，其活动空间又以家庭为中心，故而山东士族女性对维系大姓姻族的传统风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唐代士族风尚，在一定程度上有向其他阶层扩散的趋势。唐代这种士族文化的渗透趋势不仅面向社会下层，也面对社会上层之中受礼法传统拘束较少者，而通过与山东士族的联姻，则是其形成礼法传统的重要途径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士族与皇族联姻，对宗室礼法风尚的演变也有一定的影响。已有学者指出，唐代山东士族在与皇族通婚方面并不积极。这其中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唐代皇族之中多有不尊礼法者诚为重要因素。不过，亦有学者已注意到，唐代皇族的婚姻礼法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唐代中后期，皇族风尚有明显变化，礼法成分明显增加，对此，段塔丽在《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中有论述。事实上，唐代山东士族在与皇族通婚方面，虽时有抵触之状，但他们之间联姻的记载亦不乏其例。应当留意的是，宗室风尚的变化，其中原因固然不止一项；但与山东士族通婚，对皇族礼法风尚的养成作用颇值得关注。

2.隋末唐初山东士族的入仕与隐逸

隋末唐初的士族，特别是山东士族的仕宦观念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隋末唐初的山东士族多数与政权核心较为疏离，其中某些人还选择了隐逸不仕。但另一方面，从文献、墓志等材料中可以看到，隋末唐初，由于制度变革、文化转型等原因的影响，山东士族进入中央王朝政权核心的人数的确大为减少，与北朝相比，山东士族的政治影响力也有所下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山东士族全面抵制入仕。事实上，数量可观的山东士族仍追求入仕，只是这一时期，山东士族更多任职于官僚结构中的中下层，因而不易引人注目。

隋末唐初，山东士族中固然有不少积极入仕者，但这一时期也确有一些人选择了隐逸不仕，无疑，佛老信仰是影响这一阶段某些山东士族隐逸不仕的重要原因。但也有一些山东士族，他们的文化面貌仍主要在儒风影响之下，却也依然选择隐逸。

实际上，隋末唐初，隐逸并不为人所重。这与后世有些士人热衷于以隐逸沽名，追寻“终南捷径”的做法差距颇大。由此可见，隋唐之际的士族隐逸与盛唐之后的隐逸有很大不同。而这一时期的儒士隐逸的原因，除时局动荡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即是由于山东士族的才地之恃与文化优越心理。

魏晋以来，特别是北魏定族姓以后，在北方地区，山东士族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获得了特殊地位，在文化发展上也具有主导地位。然而，隋代以来，在文化环境不断变迁，南北文化频繁交流的背景之下，山东士族在文化方面受到的冲击较其他群体更为严重，其传统的学术优势地位也受到了较大削弱。在这一文化转型阶段中，一些山东士族往往以寻求隐逸来表达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固守态度。

此外，还要注意到，士人隐逸本来多是以弃官归隐为标志，但在唐代，朝堂之隐也颇为引人瞩目。所谓朝堂之隐即是亦官亦隐，盛唐之后，朝堂之隐尤为明显，唐人诗作对此多有吟咏。不过，虽然盛唐、中唐时期，朝堂之隐更为引人关注，但在隋末唐初的山东士族中，朝堂之隐也有体现。

3.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黄老之隐与进儒退道

魏晋以来，黄老之学尽管多指道教，且在大多数场合已成为了道教的同义语，但有时亦指以自然为本的道家思想及其士人身上的老庄思想因子。隋唐之际，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当多的山东士族弃绝出仕而追求黄老之隐。在这其中除明确崇奉道教者外，尚有不少人虽以黄老自持，但却较少有道教炼形求仙之举，他们的生活态度实际上多以老庄人生哲学为依归，此类情状在唐代墓志中多有记载。从墓志材料中可以看到，这些以黄老自持的山东士族大都选择隐逸生活，他们虽多以老庄思想作为人生取舍的依归，但对道教求仙之举的信仰却并不强烈。考虑到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其人生态度，这些山东士族所奉黄老之学与社会上弥漫的道教信仰并不能全然等同。严格而论，这些山东士族之所以以黄老自持，其原因大多应属于受儒家隐逸思想以及进儒退道情结的影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儒家之隐虽有别于道家，但亦不可避免地使得士人心态之中的道家思想成分上升，即所谓的进儒退道之举。

4.对北朝、隋、唐初山东士族尚武之风的考辨

山东士族虽以家学门风闻世，但魏晋以降，特别是北朝以来，在这一群体之中也频频出现崇尚武风者。这种崇武习尚虽然还不能说是当时山东士族的普遍倾向，但亦有一定规模，而且对当时社会也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不可忽视。魏晋北朝时期，山东士族的武风之兴与乡曲因素有密切关系。魏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多聚乡里，依靠强大的乡曲势力，山东士族中的尚武之举也常与此相关，而其又多体现在护佑乡曲，或依托乡土势力叛逆当权者等方面。

乡曲因素虽然在尚武山东士族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从北朝到隋唐之际，总的趋势却是这一群体逐渐实现了国家化。其途径不外乎通过依托乡党，投效当道、个人投报等。此外，迁徙等因素亦对此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各种材料，特别是墓志之中可以见到，在隋末唐初的统一战争与边陲战事中，一些山东士族的后裔也参与其间。不过，这一时期，其征战行为已基本代表了王朝政权的利益，而与地方利益并无多大关联。

山东士族中的尚武者，由于浸染勇武敢战之气，故而不可避免会在精神面貌上发生某些变化。但在这期间，不少人也仍受传统士族风尚影响，尚武与修文并举，具体而言：

（1）学术传统的保持。山东士族以家学门风传世，尚武者亦有不少人能保持一定的学术修养，特别是保持经学传统。

（2）尚武与文治。在山东士族尚武者之中，有些还具有出将入相之才，不仅有武风，亦善文治。

5.关于佛教援入对唐代山东士族女性家风演进的影响

唐代佛教影响深远，在山东士族女性之中，信奉者也颇为众多。山东士族女性素以家风自持，信仰佛教者也以儒佛兼修居多，这在唐代墓志中反映得尤为突出。佛学的渗透对唐代山东士族女性家风演进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使山东士族女性传统家风中的现实性与佛学超越世俗的终极关注得以贯穿为一体，对其传统家风起到了强化作用。其原因在于，佛学虽以人生解脱，超脱出世的理念呈现于世人之前，但对于大多数信奉佛教的山东士族女性而言，通过佛学与儒风的相互交融，其家风中的一些基本特质也在无形中得到了强化。具体而言：

（1）佛理为山东士族女性恪守家风、努力保持内心澄明的现实人生提供了终极超越的前景，从而使其传统家风中的现实性与佛学超越世俗的终极关注得以贯穿为一体。

（2）佛学伦理对山东士族女性道德生活的强化功用。

但从另一方面看，对信奉佛教的山东士族女性来说，佛教援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导致这些女性的传统家风在传承过程中出现某些方面的变异。

这是因为，对于这些女性而言，坚守儒风固然仍是其生活的前提，但佛教的援入毕竟会带来一些新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这些女性的传统家风在传承过程中出现某些方面的变异也就不可避免。具体来说：

（1）佛教援入引起家庭教育方面的变化。

（2）佛教对于山东士族女性的礼法传统亦有一定的影响，这在葬俗方面反映得尤为明显。

（3）由于佛教的影响，不少山东士族女性在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方面也会发生某些变化。

---

[1] 何谓“文化”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即历史地获致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其将文化视为特定的观念、风俗及其与此相关的行为模式，是对文化内涵较有影响的阐释，本书中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亦以此为基础。

[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9页。

[3]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69、168页。

[4] 王伊同：《五朝门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6页。

[5] [日]谷川道雄：《中国的中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0页。

[6] （唐）杜佑：《通典》卷十七《选举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7页。

[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66页。

[8]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贞元〇九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5页。

[9]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05—5206页。

[10]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页。

[11]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3页。

[1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1页。

[1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6] 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

[17]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

[18]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

[19]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

[20] 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22] 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23] 唐长孺：《士族的形成与升降》，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24]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5] 王伊同：《五朝门第》，中华书局2006年版。

[26]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7] 周一良：《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8]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9] 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载《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

[30] 岑仲勉：《唐史余沈》，中华书局1960年版。

[31] 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载《唐宋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3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3] 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

[34] 毛汉光：《我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瑯琊王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七本下册，1967年。

[35]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36] 毛汉光：《中古大族著房婚姻之研究——北魏高祖至唐中宗神龙年间五姓著房之婚姻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四分，1985年。

[37] 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载黄约瑟编《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38] 毛汉光：《隋唐政权中的兰陵萧氏》，载《中国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9] 毛汉光：《关中郡姓婚姻关系之研究》，载《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

[40] 何启民：《中古门第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版。

[41] 金发根：《永嘉乱后的北方豪族》，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4年。

[42] 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43] 《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5] 黄佩芳、王志邦：《魏晋士族妇女的风貌》，《浙江学刊》1988年第6期。

[46] 刘隆有：《士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

[47]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8] 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9]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0] 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1] 邵正坤：《北朝家庭形态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2] 颜晨华：《文治与中兴：唐代士族之再评价》，《学术月刊》1992年第12期。

[53] 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54] 尹富：《抵制·渴慕·操纵：论唐代士族对科举的多重态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55] 陈金凤、梁琼：《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56] 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57] 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58] 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9] 李鸿宾等：《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0] 赵超：《从唐代墓志看士族大姓通婚》，《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

[61] 张国刚：《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62] 陈丽、门玥然：《唐代上层社会妇女婚姻地位探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63] 吴红琳：《唐代士族妇女婚姻研究》，《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64] 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65] 李金河：《魏晋隋唐婚姻形态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

[66] 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7] 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68] 颜晨华：《经学传统与汉唐北方士族的盛衰》，《学术月刊》1991年第7期。

[69] 郑强胜：《唐时期的家学》，《华夏文化》1995年第6期。

[70] 王华山：《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文史哲》2003年第2期。

[71] 王永平：《“学府文宗”：北朝后期河间邢氏之家族文化》，《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2期。

[72] 陈明：《中古士族现象研究——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初探》，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73] 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74] 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以中古士族现象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75] 刘惠琴：《北朝儒学及其历史作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6] 王华山：《清河崔氏与北朝儒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77] 孙光：《河北士族对北朝文学的影响》，《北方论丛》2007年第2期。

[78] 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79]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80] 李建华：《唐代山东士族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

[81] 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82] 王永平：《论北魏时期青齐人士的文化贡献》，《中华文史论丛》2005年第80期。

[83] 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84] 王永平：《论中古时期世族家风、家学之特质——以江东世族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85] 王永平：《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

[86] 顾乃武：《唐代门阀士族文化追求的转变及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4年。

[87] 曲洋：《唐代山东士族家庭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6年。

[88] 高诗敏：《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1997年第1期。

[89] 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婚姻及其特点》，《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90] 高诗敏：《有关北朝博陵崔氏的几个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91] 高诗敏：《北朝清河崔氏的曲折发展及其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92] 张葳：《隋唐赵郡李氏家学家风略论》，《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93] 张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赵郡李氏活动略论》，《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94] 邢学敏：《唐代家庭伦理关系探微——以荥阳郑氏为例的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

[95] 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的入仕途径》，《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

[96] 王华山：《汉晋之际清河崔氏思想文化性格的形成》，《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97] 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8] 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99] 王华山：《十六国北朝清河崔氏与北学》，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3年。

[100] 王洪军：《名门望族与中古社会——太原王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5年。

[101] 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

[102] 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

[103] 陈建萍：《唐代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6年。

[104] 郑芳：《中古世家大族博陵崔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

[105] 李国强：《唐代范阳卢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0年。

[106] 韩涛：《中古世家大族范阳卢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

[107]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108] [日]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书店1932年版。

[109] [日]谷川道雄：《中国的中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

[110] [日]谷川道雄：《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

[111] [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纪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112] [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13] [日]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的一个研究——太原王氏谱系考》（六朝門閥の一研究——太原王氏系譜考），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年版。

[114]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

[115] [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中西书局2016年版。

[116] [美]姜士彬：《一个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77年第37卷第1期。

[117] [美]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范兆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18]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19] 汪篯：《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页。

[120]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自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5—136页。

[121] 《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二一，第2346页。

[122] 钱穆：《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