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一）中国研究概况

我国关于中古士族文化的研究，发轫于陈寅恪、钱穆等诸位先生。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订本[13]）《金明馆丛稿初编》[14]《金明馆丛稿二编》[15]《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16]等论著中，提出了一系列与士族文化相关的论点。概而言之，陈寅恪先生一方面肯定了文化因素在士族形成、演变过程中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士族文化与地域、家族间的联系。同时，陈寅恪先生亦指出了士族文化与中古政治的关联，以及就此而形成的政治文化模式。

钱穆先生在士族文化研究领域亦有重要贡献。钱穆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17]、《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18]中多有论述士族文化之处。特别是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19]]一文中，钱穆先生从四部之学的发达、儒家礼学的兴盛等方面集中论述了当时学术文化的特点，总结了门第之家与当时学术文化的关系，对魏晋士族的文化取向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

唐长孺先生亦为士族研究大家。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20]）一文中，唐长孺先生讨论了东汉名士与大姓之间的关系。他指出 “由于政治地位和文化修养的优越性，大姓、冠族中能够产生名士”[21]，并进一步结合起来构成了魏晋士族的基础，肯定了文化因素在士族形成中的作用。在进一步厘清士族形成的过程中，唐先生在《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22]）、《士族的形成与升降》（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23]）等文章中明确指出九品中正制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从制度上标志着魏晋士族阶层的形成。此外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24]一书，对于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南北学风、南朝化倾向等问题有较多论述，这对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环境变迁与山东士族文化演进之间的关系，极具启发意义。

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25]一书虽以分析五朝士族政治、经济状况、廓清其世系沿革为主旨，但亦设有“高门之风范”一章，研讨士族家教、家讳、婚姻、流品等文化特征。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26]等著述对山东士族文化亦多有论及。特别是周一良先生之《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27]）等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作了深入分析，这对于理解和研究南北朝士族与史学发展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汪篯先生对隋唐士族问题有精深研究。《汪篯隋唐史论稿》[28]一书中有多篇文章，如《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等，对隋末唐初的各社会阶层作了细致考察，对理解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社会环境的变迁亦极具指导意义。

王仲荦先生对唐代士族也有重要研究，其《〈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一文（载《华山馆丛稿》）[29]即对唐初士族的社会地位特征作出了严谨考证。岑仲勉先生《唐史余沈》[30]等著述对士族问题亦有涉及。

（二）承接前代学人的研究，港台暨海外华人学界在士族文化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

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载《唐宋史论丛》[31]）是较早运用统计调查法研究士族政治升降的论文。余英时、毛汉光先生亦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余英时先生的研究以文化立意，其代表作《士与中国文化》[32]在言及士族时，注重挖掘其形成、演变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与特征。毛汉光先生的研究虽侧重社会史与政治史，但其在《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33]《我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瑯琊王氏》[34]《中国中古社会史论》[35]等著述中对士族的家族迁徙、族姓、郡望观念的保持、婚宦关系流变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亦极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士族社会文化观念保持与演变。此外毛汉光先生还有多篇论文，《中古大族著房婚姻之研究——北魏高祖至唐中宗神龙年间五姓著房之婚姻关系》[36]《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载黄约瑟编《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37]）、《隋唐政权中的兰陵萧氏》（载《中国历史论文集》[38]）、《关中郡姓婚姻关系之研究》（载《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39]），其研究涉及士族婚姻、仕宦等内容，亦多有参考价值。

此外，何启民《中古门第论集》[40]，金发根《永嘉乱后的北方豪族》[41]，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42]等著述也多有可借鉴之处。

（三）80年代后，内地学界对于士族研究开始逐渐摆脱干扰，步入正轨

《唐史学会论文集》[43]集中了一批关于士族研究的论文，其中不乏对山东士族婚姻模式、科举制度与山东士族的关系、山东士族仕宦状况等方面研究颇有见地的文章。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44]则以士族与皇权的关系为主线，有助于理解魏晋士族政治文化的特征，为这一时期士族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黄佩芳、王志邦《魏晋士族妇女的风貌》[45]，刘隆有《士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46]也都从不同角度涉及士族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研究成果的重新挖掘，以及海外学者成果的渐次引入；国内学界对士族现象得以从更全面的角度认识，有关士族文化研究亦日趋深入，文章和论著不断涌现，具体而言。

1.士族研究通论方面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47]、常建华《宗族志》[48]是关于家族、宗族方面的论著，均涉及士族现象。冯尔康等合著《中国宗族社会》[49]，是一部关于中国宗族通史的著作。作者在论及士族现象时，认为婚姻模式、文化垄断、儒家门风仍是士族的重要特色，对于士族自身建设、延续士族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由张国刚主编的《中国家庭史》[50]出版，这是关于家族史研究的又一通史著作；其中第一卷和第二卷对士族家族的婚姻、教育、家风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阐述。邵正坤《北朝家庭形态研究》[51]借鉴了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对北朝时期的家庭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涉及山东士族之处，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山东士族政治方面发展的研究

论文方面：颜晨华《文治与中兴：唐代士族之再评价》[52]以中枢政治为主线，以文化传统为背景，讨论了士族的兴衰。史睿《北周、隋、唐初的士族政策与政治秩序的变迁》[53]研究了北周后期至唐初的统一进程中，统治集团士族政策的演变以及对士族群体的影响。尹富《抵制·渴慕·操纵：论唐代士族对科举的多重态度》[54]分析了士族群体对科举制度态度的演变。陈金凤、梁琼《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55]，则着重探讨了隋代山东士族的政治参与状况。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56]揭示了学术国家化背景下隋唐士族所受到的影响，亦有涉及山东士族之处。上述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山东士族在政治方面的演变状况，多有可参考之处。

论著方面：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57]，重点研究了北朝士族的特征及其在政治方面的演变。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58]，着重探讨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内部各成员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及家族、宗族关系对外部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其间多有论及山东士族之处。李鸿宾等《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59]，主要介绍了隋末唐初王朝统辖之下的河北。其中隋朝中央与河北地方之关系、唐朝对河北地区的经营及其变化等内容，对研究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政治态度有相当大的启发作用。

3.山东士族婚姻风尚与妇女研究

论文方面：赵超《从唐代墓志看士族大姓通婚》（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60]），张国刚《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61]，陈丽、门玥然《唐代上层社会妇女婚姻地位探析》[62]，吴红琳《唐代士族妇女婚姻研究》[63]均从不同角度涉及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士族婚姻状况，对于魏晋至隋唐时期山东士族的婚姻特征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其研究对于本书写作多有参考意义。

论著方面：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64]，其书中对魏晋南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婚姻程序、择偶标准、婚龄的变迁、特殊婚姻类型等作出了研究，并提供了大量实例。李金河《魏晋隋唐婚姻形态研究》[65]，以门阀士族婚姻为重点，对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婚姻形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廓清了不少一直难求正解的问题。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66]，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67]，则涉及唐代山东士族妇女的婚姻及文化传统，其成果亦有借鉴意义。

4.学风与家风方面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地学界对士族学风与家风方面的研究渐多，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论文方面：颜晨华《经学传统与汉唐北方士族的盛衰》[68]，探讨了经学与北方士族发展间的关系。郑强胜《唐时期的家学》[69]论述了唐代家学中儒学与文学并举的现象，是较早对士族家学进行研究的成果。王华山《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70]从学术渊源、地域环境等方面分析了东汉到魏晋河北士族礼法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王永平《“学府文宗”：北朝后期河间邢氏之家族文化》[71]，则以河间邢氏为研究对象，对其家族文化发展作出了探讨。

论著方面：陈明《中古士族现象研究——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初探》[72]，以宏观立论，论述了士族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与儒学流变的关系。陈明之后所著《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73]《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以中古士族现象为个案》[74]，也都以士族与儒学关系为主轴展开研究，其论述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刘惠琴《北朝儒学及其历史作用》[75]，分析了北朝儒学的发展特征，同时对士族与北朝儒学的联系作出了探讨。王华山《清河崔氏与北朝儒学》[76]，则以清河崔氏为研究对象，对其家族文化演变作出了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还出现了一批涉及山东士族文学观念的学术成果。孙光《河北士族对北朝文学的影响》[77]，论述了北朝山东士族对当时文学发展的影响。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78]，其书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北朝山东士族与当时文学发展间的关系，对认识北朝山东士族的文学发展状况多有裨益。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79]，主要考察了唐代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特征，有助于理解唐代山东士族的文学发展特征。李建华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山东士族与文学》[80]，也以山东士族的文学观念与实践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视角与方法也多有可参考之处。

此外，王永平先生的多项著述，包括《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81]《论北魏时期青齐人士的文化贡献》[82]《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83]，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士族的文化交流，其研究成果颇具启发意义。另外，王永平《论中古时期世族家风、家学之特质——以江东世族为中心的历史考察》[84]，对家风、家学等概念作出了阐释。王永平《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85]，则论述了汉族士族阶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化传承的深远影响，对于研究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文化特征也有借鉴意义。

顾乃武硕士学位论文《唐代门阀士族文化追求的转变及影响》[86]，曲洋硕士学位论文《唐代山东士族家庭文化研究》[87]亦以山东士族的家庭文化为研究对象，也多涉及山东士族的家学、家风，其成果亦有可取之处。

5.山东士族个案研究方面

20世纪90年代后，对山东士族的研究逐渐细化，个案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也不断涌现，不少成果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论文方面：高诗敏系列论文《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88]《北朝赵郡李氏的婚姻及其特点》[89]《有关北朝博陵崔氏的几个问题》[90]《北朝清河崔氏的曲折发展及其特征》[91]，对北朝以来山东高门范阳卢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作了具体研究，其成果对于了解这些世家大族的发展脉络多有参考价值。

此外，张葳《隋唐赵郡李氏家学家风略论》[92]《隋唐时期河北地区赵郡李氏活动略论》[93]，邢学敏《唐代家庭伦理关系探微——以荥阳郑氏为例的考察》[94]，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的入仕途径》[95]，王华山《汉晋之际清河崔氏思想文化性格的形成》[96]，分别研究了赵郡李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也各有其可借鉴之处。

著作方面：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97]以历史典籍、墓志、敦煌文献为基础，研究了唐代张姓士族的演变。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98]，则研究了清河崔氏这一中古望族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郭锋与夏炎的著述是对中古张氏、清河崔氏较为系统的研究，其成果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学位论文方面：进入21世纪后，一批学位论文也以山东士族个案研究为选题对象。

王华山博士学位论文《十六国北朝清河崔氏与北学》[99]，王洪军博士学位论文《名门望族与中古社会——太原王氏研究》[100]，范兆飞博士学位论文《中古太原士族研究》[101]，张卫东硕士学位论文《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102]，陈建萍硕士学位论文《唐代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03]，郑芳硕士学位论文《中古世家大族博陵崔氏研究》[104]，李国强硕士学位论文《唐代范阳卢氏研究》[105]，韩涛硕士学位论文《中古世家大族范阳卢氏研究》[106]，对不同郡望的山东士族作出了研究，其研究角度与方法虽不尽相同，但对研究山东士族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借鉴意义。

（四）国外研究概览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所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107]）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古贵族政治理论体系以及唐宋变革论的观点。内藤氏之说在日本乃至欧美汉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冈崎文夫在《魏晋南北朝通史》[108]一书中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氏的学说。谷川道雄在《中国的中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109]），《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110]）等文章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与精神世界作出了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谷川道雄在《中国中世纪社会与共同体》[111]之中，进一步提出了“豪族共同体”的概念，并且强调了人格特质、道德生活对于士族存在的意义。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112]亦对六朝的大族群体作出了研究。而在士族个案研究方面，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的一个研究——太原王氏谱系考》（六朝門閥の一研究——太原王氏系譜考）[113]是士族个案研究的最早论著，开辟了士族研究新途径。宫崎市定著《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114]，深入地剖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铨叙制度——九品官人法，对认知选举制度与士族体制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欧美学界对士族问题亦有一定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代表作《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115]《一个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116]。美国学者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代表作《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17]。姜士彬认为中国社会是贵族制与官僚制的独特结合，并进而形成了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寡头统治。伊佩霞则通过文献和墓志的结合，阐释了魏晋直至隋唐博陵崔氏的家族演变，不少看法颇具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