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体制学概览
比较经济体制学是一门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关系极为密切的崭新学科。它把经济体制置于分析的中心，并且把它看作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和评价，从而达到对经济体制择优的目的。评价经济体制的优劣，主要是考察经济体制的参与者（政府、企业、个人）的行为对经济效果的影响。政府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经济政策。经济效果是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与环境因素的函数。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内在结构都是信息、决策、动力与协调机制的统一。它的形成和运行都与其所处的环境因素有着犬牙交错的关系。所谓经济改革，就是要研究经济体制内在结构的合理化以及如何改善其运行的环境因素。为此，笔者研究了与这一领域有关的一些重要著述，评述了这一学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 比较经济体制学：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
笔者认为，比较经济体制学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也可以形象地把它喻为经济学帝国中的一块新殖民地。
作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把经济体制置于分析的中心，并且把它看作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事物来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而经济学的大多数其他领域则是在特定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研究，它们并不把经济体制作为中心问题来研究。
比较经济体制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是近20多年来在西方成熟的。在拓殖的过程中，一些先驱者们注意到，尽管当今世界中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地区都在以独特的方式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但是人类还是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或类似的经济问题，而且解决的途径也不一定是单一的，那么，哪一种途径以及它在何种环境下是更可行、更有效的呢？这就需要抽象出一些概念、术语来对各类经济体制及与其相关的环境因素，以及它们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并通过比较和评价来达到对经济体制进行择优的目的。当他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一领域推进到经济学前沿而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了。
二 对经济体制的早期分析
比较经济体制学在其拓殖阶段，研究者们对经济体制进行了现代分析。其思想渊源，西方学者认为最早可以上溯到柏拉图、托马斯·摩尔以及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他们共同的特点之一，在于强调管束经济事务的规则和机构，并且热衷于研究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1]而步其后尘者一般被认为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经济自由倡导者。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他们对重商主义者赋予政府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由此发展了几种将政府置于辅助地位的经济体制模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及类似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西方比较经济学者认为，最早对经济体制进行现代分析的是V.帕累托和E.巴罗内。在20世纪初，V.帕累托于1902—1903年，发表了两卷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奠定了基础。“帕累托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这一点是会得到证明的。”[2]除此之外，帕累托被称之为所谓“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3]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的学生巴罗内正是基于他的思想才得以作出自己的贡献。[4]巴罗内于1908年发表了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发展了帕累托的观点，他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并提出了一个全部经济资源归集体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的生产部集中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5]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可行答案的第一个，便是巴罗内。[6]他所得到的肯定答案及其达到的理论水平，使他成为“最早对经济体制进行现代分析”的人物之一，而另一位则是他的老师帕累托。[7]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学领域中讨论很少超出巴罗内论文的内容。
三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寻求资源有效配置的途径
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思想亦随之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同时，帕累托和巴罗内谈论“社会主义”声音所形成的记忆亦由此在西方世界而得到巩固和加强。在这一背景下，奥地利经济学家L.V.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在米塞斯眼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存在消费品市场）和中央计划。他指出：“没有计算，就不可能有合乎经济的活动”，换言之，“在缺乏合理性的标准的情况下，生产不可能自觉地合乎经济”。[8]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内，中央计划无法最终确定某种产品是否需要，更有甚者，它也不能确定在生产特定产品的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而经济管理在这里“没有真正的方向”。[9]即使有货币，但由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和生产资料不能以货币表现，因此，企业仍无法按照经济原则行事。出于寻找“合理性的标准”的目的，计划指令中是有计算的，但这种计算常常过于粗劣且只是对自我复制的社会才有效。至于那种通过人为的市场来解决劳动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计算问题的设想，在米塞斯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10]米塞斯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贯穿于全文，尤其是比较分析了两种制度下的经理行为。现在看来，其中某些分析确是揭露了传统中央计划体制的弊病（而并非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这些分析对我们今天深化改革的思维也有一定的启发。但在当时，他的论文的实质是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他认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实行经济核算是不可能的，而为了合理配置资源，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必要的前提。
米塞斯的反社会主义观点在资产阶级的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客观上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F.M.泰勒（F.M.Taylor）在演说词中对米塞斯的观点作了批判并于192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一文，该文继承并发展了巴罗内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是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并详细说明了如何用“试错法”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泰勒的论文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超过巴罗内的论文内容的贡献”。[11]
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西方发生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时，与西方生产力急剧下降、工人大规模失业等特种萧条景象相衬映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新的事实再一次迫使西方经济学者中有些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做进一步研究，主要是研究苏联的计划经济并把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对比，从而，“比较经济制度”这一学科就在酝酿之中。在这一时期对比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分析方法有重大影响的是奥斯卡·兰格同米塞斯——哈耶克的论战。
继米塞斯上述反社会主义的经济论文之后，新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哈耶克和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罗宾斯把米塞斯的观点“以更精细的形式吸收过去。他们不否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合理分配资源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他们只怀疑这个问题的满意实际的解决的可能性”。[12]
哈耶克放弃米塞斯极端立场而撤退到第二道防线时写道：“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意思是在逻辑上它不是自相矛盾的。”[13]哈耶克所否定的是所谓“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他注意到当时苏联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且否定市场竞争。对此，罗宾斯的论据要明确些。他指出：“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据学来求解，……但实际上这种解法是行不通的。它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根据更多百万个个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根据帕累托方程可能实际解决计划问题的提法只说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不了解这些方程意味着什么。”[14]
针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论点，波兰经济学家（当时在美国密执安大学任教）奥斯卡·兰格于1936年10月和1937年2月在美国《经济研究评论》第4卷第1、第2期上发表了两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论文，后来经过修改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题出版。兰格自称：“本文的目的是阐明在竞争市场上靠试错法来实现源配置的方式，并且寻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似的试错法有无可能。”[15]他反驳了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论点，发展了巴罗内和泰勒的思想，[16]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兰格着重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可以用类似竞争市场的“试错法”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的见解在当时影响颇大，被称为“兰格”模式，同时也是最早提出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起源于20世纪初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讨论，由于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对其可行性的攻讦再加上兰格以社会主义的捍卫者身份进行的辩论，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酿成了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大论战，并且达到了高潮。在以后的岁月中，论战双方的主帅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根据经济现实的变化而提出了进一步的论证。兰格在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之后的30年写道：“如果今天我重写我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17]因为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哈耶克和罗宾斯当年所指出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虚幻。兰格认为运用市场和计算机来控制经济核算，是今天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人员的两个工具。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在此基础上，兰格对集中分散决策模型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新的阐述。
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著作之一《通向奴役的道路》。其中心思想是批判高度集中的、否定竞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他指出，个人的自由选择被计划控制所替代，其结果必然是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此外，对大量分散信息的掌握，是任何决策所必需的，但这对集中决策来说只是幻想。因此，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这一点看，集中决策也必然是低效率的。[18]同米塞斯一样，哈耶克的研究工作除了致力于集中计划经济问题以外，还着重地、深入地比较了不同经济制度的运转效率。他的原理简单明了，即研究分散在各个个人和企业的所有知识和信息的利用效率如何。[19]依据这一指导原理，并通过对各种形式的分散的“市场社会主义”达到有效配置可能性的研究，哈耶克的结论是：“只有通过深入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20]
这场关于不同经济制度可行与否及其效率如何的大辩论，在比较经济体制这一学科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是重要的里程碑。“它提高了论文的理论和技术水准，用对经济模式的分析取代了对现实经济体制的描述；它也引出了众多在比较经济体制学中迄今仍然是关注的中心的重要议题：决策和信息中的集权与分权，不同刺激方案与决策和信息结构的一致性，不同体制模式的相对效率的比较，价格和市场体制的真正本质，以及计划和市场的潜在结合。”[21]
四 从传统研究方法到现代研究方法的过渡
如果说20世纪的帕累托与巴罗内的论文是比较经济体制学这块新殖民地的拓殖阶段，30年代兰格与米塞斯及哈耶克的大辩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和理论水平的提高，标志着这一学科进入了发展的阶段，那么，自60年代后期以来，比较经济体制学的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化以及研究方法从“isms”（主义）[22]方法向所谓“现代”方法的转移，则是这一学科渐趋成熟的标志。
西方比较经济学界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在这一学科中运用的是传统的“主义”比较法。例如，洛克斯与霍特合著的《比较经济体制》一书，作为这一学科早期的代表作，作者同康芒斯的研究方法类似，将世界各类经济体制贴上“主义”的标签，以此为基础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代进行的那场影响久远的大论战，也没有脱离“主义”的轨道。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主义”方法的运用是基于这样一种愿望，即“企图理解新形成的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制度”。[23]
随着经济实践的变化发展以及诸如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组织理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新的科学成果的应用，西方有关学者于1967年、1968年聚会，专门讨论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会上，有人大声疾呼要打破以“主义”来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其理由是：传统方法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制度的原型出发的，而现在这三种原型体制内部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各种原型之间相互借用了若干策略和形式，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体制问题也引起了与日俱增的注意，体制与组织形式方面丰富多彩的变化使人们难于再简单地根据几个原型来分类，而应当代之以一整套描述和比较经济体制的新的术语和概念体系，用以阐明经济体制的功能并对其结构与效果进行比较。这种呼声得到了比较经济学界的普遍响应，这就是从所谓“ism”方法向“现代”方法的转移。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沿袭“现代”方法的比较经济学者队伍不断壮大，下面将要提到在这方面的专业文献中贡献比较突出的一些知名学者及其著述。
五 运用现代方法在这一领域内耕耘的奠基者们
最早和系统地用“现代”方法取代“主义”方法的是J.E.库普曼和J.M.蒙台斯，他们合作的著名论文《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24]为新的研究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受到西方比较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随后，J.M.蒙台斯又出版了《经济体制的结构》[25]一书，更加系统严密地发展了他与库普曼最初合作的思想成果，对“现代”方法作了最精深的阐明。[26]他们基于“新的环境要求新的方法”这一信念，力求避免先验地按“主义”原则分类，“而代之以对具有特殊的经济功能的组织安排的比较为开端”。[27]他们提出了经济效果与经济体制间的函数关系公式，即：
O=f（ES，ENV，POL）[28]
这个公式还可具体图解如下：
1976年蒙台斯著作问世之时，组伯格和达菲合著的教科书《比较经济体制：决策与方法》也出版了，该书提出了一个与1971年库普曼-蒙台斯论文观点类似而相关的分析体系。所谓决策方法，就是把经济体制看成是由三项基本结构组成：决策、信息和刺激（或动力）结构。经济体制是作用于经济环境，其产生的经济效果是能够依一定标准或权数函数加以评价的。这一方法在比较经济学领域里已广为人知。
L.赫咸茨与D.科恩为比较经济学专业文献撰写了完整的评述。早在1960年，赫威茨作为数理经济学家发表了他的“副产品”——题为《资源配置机制中的最优化和信息效率》的著名论文。[29]他研究的重点是经济过程中的信息结构，即认为经济活动由信息转换而来，进而这种结构又隐暗地决定了权力结构。这种研究思路实际上与纽伯格后来发展而成的决策、信息、动力（DIM）[30]结构是吻合的。其差异在于：纽伯格等比较学者主要关心的是发展一种适合于多种经济体制进行实证研究的一般理论，而赫威茨则强调设计体制的可能性，尤其是设计一种能满足某些福利标准的体制的可能性；在分析特定经济体制三项构成的结构时，侧重点的差异也显示出来，赫威茨强调的是信息结构，最近又强调刺激结构，而比较学者则强调决策结构，即决策权在经济当事人中间的分配以及上述三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赫威茨在70年代以后还贡献了《经济过程中集权与分权》[31]《论信息分权化的体制》[32]《资源配置的机制设计》[33]等重要论文，在这些著作中，赫威茨还对决策结构特别是资源配置的刺激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D.科恩所提供的文献同赫威茨一样，大多是以数学语言表达的，但他用标准的经济学语言提出了著名的“最优经济体制存在定理”，[34]研究了受制约条件下的经济体制如何达到最优化。另外，他还撰写了《最优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和《不确定环境下的最优刺激结构的特征分析》[35]等重要著述。所以，蒙台斯、纽伯格、赫威茨、科恩的著述是进入比较经济体制领域的有益指南，同时也有效地概述了该领域的进步历程。
上面，我们提到了在这一领域内耕耘的两组学者在研究角度和侧重点上的某些差异，但他们对经济体制性质上的一致看法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对于这一学科的发展是更重要的。至少有三个会议——1967年的伯克利会议、1968年的恩阿伯会议和1978年的威恩斯蒂特会议——把主要的经济理论家和比较经济学家聚到了一起，对经济体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看法。
“现代”方法尽管提供了一套不带“主义”色彩的术语，但并不意味着对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可以同意识形态、政治与社会体制等一刀两断，而是把它们视为影响经济体制不同特征及实现其功能的外在变量，即环境因素，这已经体现在O=f（ES，ENV，POL）这一公式中，况且，生产资料所有制仍然被视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因为一般地说，所有制为其所有者提供决策权，包括从其所占有的对象中获取收入的权力的机制。如果抽掉它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西方学者把它看成是用于体制分析的决策方法的一部分。
总之，“现代”方法标志着这一学科的对象明确化，而且作为独立的经济学分支渐趋成熟。“现代”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在西方的未来发展趋势。
比较经济体学除了探索本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外，也围绕着重要的个别经济进行研究。
比较经济体制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讨论的是不同类型的中央计划。这包括已提到的兰格和勒内的著作，还有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和B.坎托罗维奇、J.V.纽曼、G.丹茨格等人的线性规划的应用，法国指导性计划的研究以及有关苏联型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的众多文献。
对经济体制本身而不是对国民经济进行系统分析的重要工作，J.科尔奈被西方学术界公认是一个对比较经济体制学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匈牙利学者，他1971年出版的著作[36]中为体制的比较提供了真正不带“主义”色彩的术语，他从经济组织的二重性出发，分析经济组织之间的二重联系来比较经济体制，实际上是运用了马克思分析商品两重性的方法来对经济体制进行抽象研究的。[37]蒙台斯给予很高的评价。[38]
对国际组织，如共同市场和经互会的分析研究也属于这一领域的工作，但已有的成果过于偏重经济部门和经济单位的分析，较少侧重体制的总体分析。
此外，这一领域还包含了一些交叉学科，有些研究成果虽然不能归入这一领域，但却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J.熊彼特对产生创新及参与者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进行组织和再组织的框架；H.西蒙和O.威廉姆森对组织的论述以及其他学者对建筑在运畴研究方法之上的最优经济政策的论述；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顺带说一句，在西方的比较经济学界并不存在什么不同的流派，因为相互之间并没有很大的歧见而争论不休，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派是搞抽象的模型研究，即对各种经济体制作理论分析，制定各种各样的模型，这些模型往往是建立在“纯粹”的经济体制的假设之上，而现实的经济体制则丰富、复杂得多。另一派是搞现实情况的研究，被称为案例研究，这类著作往往局限于对某种经济体制的描述，而未能透过千差万别的现象进行抽象和升华。研究工作的趋势是把模式研究与案例研究结合起来，模式研究为案例研究提供框架，而按模式分类的案例比较又可导致模式的修正与改进。
六 这一学科在研究地区方面的侧重点及发展方向
在过去的将近50年中，西方比较经济学界的研究工作一直倾向于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地区中心，首先是苏联，其次是东欧和中国。通过查阅《比较经济学》杂志前12期，印象大致是：
（1）讨论个别国家或地区的大约1/3的文章集中于苏联一国，而关于苏联、东欧和中国三个地区的文章总共占60%；
（2）36%的文章具有明确的比较性质，其他的则是有关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它们的比较性是隐含的；
（3）半数多一点的文章是微观研究，30%的文章是宏观研究，其余的则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4）约40%的文章是针对体制模型的，60%是模式与案例相结合；
（5）大约60%的文章是讨论方法论的，25%是计量经济学的。余下的是具体研究体制。
苏联、东欧和中国作为比较经济体制学研究的侧重点，还可以从美国的《比较经济体制学课程设置》一书[39]中得到证实。该书汇集了美国68所大学共有16位教授讲授比较经济体制学课程设置的材料。在所有开设的26门课程中，以“苏联经济”为题的就有4门，占15%；与中央计划体制密切相关的课程，如“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共有7门，占27%；以《比较经济体制学》为题的有10门，占38.5%，其中绝大部分与苏联、东欧或中国有关。
在这一学科中，研究地区集中性的现象是不难解释的。首先，这一学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经济学者为填补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空白的结果。众所周知，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正统的、经典的经济理论分析曾一直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一次科学地戳穿了那一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神话，并勾画出未来社会的蓝图。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仍然构筑在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之上，两次世界大战后分别出现的苏联、东欧及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当时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利弊、成就和问题，使得一些西方学者也可以进行实证研究并把它们与已经存在久远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进行比较，这样，一方面使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研究的单一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弥补，同时，也使比较经济体制学这个独立的分支在经济学这个大帝国中逐渐站稳了脚跟，取得了与其地位相称的一席。
其次，从这块新殖民地的开拓者的专业构成上，也不难看到这种地区侧重点的必然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专家，或者就是研究苏联、中国、南斯拉夫或整个东欧的国别与地区问题的专家。除前面提到的几位对学科建设有贡献的专家外，还可以提供一个长长的名单及其相关的著述。比如：A.伯格森1961年所从事的对苏联实际国民收入计算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伯格森、A.诺夫、E.艾姆斯、G.格鲁斯曼、H.列文和其他学者对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研究工作；还有A.埃克斯坦、D.珀金斯等人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工作；A.格申克隆和R.穆尔斯坦对理论经济计量学的分析，尤其是他对有关指标数字分析的著述；D.怀尔斯对共产主义国际体系所作的分析；E.弗鲁伯顿、F.普赖尔等人对经济体制的财产权研究法所作的分析；D.格林等人的关于苏联的计量经济学模型；R.波茨和D.温特于1980年对非均衡宏观经济框架中所作的跨国比较计量经济分析；B.沃尔德、J.范尼克、L.森等对南斯拉夫问题的研究；D.马尔、D.赫埃尔等对匈牙利问题的研究；E.D.休一特对苏联东欧能源经济的研究；米萨—兰戈对古巴问题的研究等。
迄今为止，在比较经济体制学这一领域里，西方比较学界和少数东欧学者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做考察研究时，几乎都是以苏联型的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的经验为基础的。在那些著述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的揭示，实际上，有许多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在社会主义各国流行的教条主义理论的产物和僵化的传统体制的弊病。当时，在社会主义各国的理论界和经济界，基本上不开展比较研究，随着中国、东欧、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对这些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变化的比较研究仍将会成为这一学科研究的侧重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开放，无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或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对传统经验和理论的再认识和新思维，必将革新、丰富和发展比较经济体制学这一学科。而且比较经济学学者们的视野还会扩展，研究对象在地理上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我们期望并相信，这一领域的成果无论是在宏观方面，还是在微观方面，都将朝着更具有明确的比较性质的方向发展。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认为对“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名称以及它与“比较经济学”的异同做些说明是有必要的。“体制”一词译自英文“Systems”，有“制度”“体系”“系统”等含义。一般地，“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可被译为“比较经济体制”或“比较经济制度”。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即强调意识形态区别的，按“主义”对经济制度进行分类比较的传统阶段和着重从社会化大生产所具有的技术特征的角度（如DIM）去进行比较分析的“现代”阶段。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两阶段时间坐标上的界线，那么，“比较经济制度”和“比较经济体制”则是两个阶段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区别标志。另外，将“Systems”一词译为“体制”还有如下好处：它暗含了经济运行机制的意思；它和“制度”的区别避免了把我们的兴趣吸引到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狭窄范围里；再有，美国亦有一个称之为“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流派，故使用“体制”译名就基本上排除了概念混淆的可能。
比较经济体制学和比较经济学，按照西方说法，其差异在于前者的研究包括整个经济体制本身的结构和功能，并着重研究经济体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与此对照的是，比较经济学则是仅从一个局部或部门的观点来比较各种经济的某一组成部分，如劳动市场、大企业的性质和运转，农业组织和对外贸易等。这样看来，两者的差异仅体现在研究的侧重面上；而在研究方法上和基本思路上两者则毫无二致。也恰恰在这一意义上，部门或专题经济的比较研究与整个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是两种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的方法。一方面，部门或专题经济的比较研究需要从整个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某个国家特定经济部门的特征是由它作为其部分的整个经济体制来决定的；另一方面，对部门的比较分析可以加强我们对各个经济总体上的了解。比较经济体制学和比较经济学之间的这种互补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表明将两者综合称为“比较经济研究”是很贴切的。[40]
最后再补充一点，“比较经济体制学”是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西方也是有争议的。有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比较经济体制”不过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而已。[41]笔者是赞成把比较经济体制学当作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来对待的。
（本文系与张宇燕合写，原载《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1] [美]E.纽伯格：《比较经济休制综述》，载[美]《经济学百科全书》，1982年版，第163页。
[2] [英]罗尔：《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8页。
[3] [法]G.H.布斯克：《维·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巴黎，1981年；转引自[美]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宁嘉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2页。
[4] [美]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宁嘉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6—127页。熊彼特认为，巴罗内的观点（载于《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在帕累托的《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二卷）和《政治经济教程》里已有清楚的描述。
[5] 有关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文献，可参阅厉以宁、吴易风、李懿的《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一书的第四章。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6]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15页。
[7] [美]道格拉斯·格林瓦德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1982年版，第164页；参见《经济学动态》1983年第3期。
[8] [奥地利]L.V.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参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页。
[9]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63页。
[10]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63页。
[11] [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183页。
[12] [奥地利]哈耶克：《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第207页，转引自[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3] [奥地利]哈耶克：《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第207页，转引自[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4] [英]罗宾斯汀：《大衰退》，伦敦，1934年，第151页，转引自[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5] [英]罗宾斯汀：《大衰退》，伦敦，1934年，第151页，转引自[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6] [美]泰勒《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一文填补了巴罗内缺少具体实施、内容和手段的实验法空白。
[17] [英]罗宾斯汀：《大衰退》，伦敦，1934年，第151页，转引自[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8] [奥地利]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滕维藻、朱宗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值得一提的是，哈耶克在同法国《快报》记者谈话时，概括了自己一生对经济学及政治哲学的贡献，即“一个发现和两项发明”。他“发现的是价格在调节市场中的指导职能。至于两项发明，一个是货币的非国家化，另一个是对民主形式的建议”。引自《哈耶克论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文，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第5页。他的发现，正是他否定计划经济的价值，从而坚信自由企业制度的经济理由。
[19] [瑞典]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载《诺贝尔经济奖金获得者讲演集》，王宏昌、林少宫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
[20] 《诺贝尔经济奖金获得者讲演集》，王宏昌、林少宫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在此指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区别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他们观点极为相似。关于两者的区别，哈耶克曾明确表白过，他说他对米塞斯的论证不敢苟同（即确认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或不能兑现它的诺言），并举例说：“我觉得构成经济学和哲学偏见思想的各种方法论错误之中有个相互作用问题。”
[21] [美]E.纽伯格：《比较经济体制学概览》，载[美]《经济学百科全书》，1982年版，第164页。上述观点亦可以从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决定极与哈耶克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发布的公告中得到证实。该公告指出，哈耶克“关于经济制度效率的思想和他的分析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发表在一些著作中，并且无疑对广泛和正在发展的比较经济制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显著的激励”。
[22] “ism”作为英语名词的尾级，有很多词义，据《韦伯斯特新国际词典》第三版，共有八解。这里作“主义”解。“isms”是复数形式。
[23] [美]E.纽伯格：《比较经济体制学概览》，载[美]《经济学百科全书》，1982年版，第164、166页。
[24] [美]J.E.库普曼、J.M.蒙台斯：《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25] [美]J.E.库普曼、J.M.蒙台斯：《经济体制的结构》，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26] [美]P.格雷哥莱、R.斯图亚特：《比较经济体制》，1980年，英文版，第11页。
[27] [美]J.E.库普曼、J.M.蒙台斯：《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英文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7—28页。
[28] [美]J.E.库普曼、J.M.蒙台斯：《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英文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5页。其中O为经济结果，ENV为环境，ES为经济体制，POL代表政策。
[29] 载[美]K.阿曼等人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方法》一书，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30] “DIM”分别为英文deeision-meking、Information、Motivation的头一个字母。
[31] 载[美]K.阿曼等人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方法》一书，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32] 载C.B.麦克格尼奥和R.兰德主编的《决策和组织》一书，荷兰阿姆斯特丹。
[33] 载[美]K.阿曼等人主编的《美国经济评论》1973年5月号。
[34] [美]D.科恩：《关于最优经济体制的理论》，《比较经济》杂志1977年第4期。
[35] 均为未出版的研究报告印刷本。
[36] [匈牙利]J.科尔奈：《反均衡：关于经济体制理论和研究的任务》，荷兰阿姆斯特丹1971年版。
[37] 关于科尔奈分析经济体制的理论与方法，将另撰文专述。
[38] [美]蒙台斯：《经济体制的结构》，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页。
[39] [美]E.托尔编辑，1981年英文版。
[40] 参见[美]M.博恩斯坦《比较经济体制：模式与案例》，1979年英文第四版，第16—17页。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48页。
[41] [美]J.艾里奥特持此观点。见其《比较经济体制》第二章，1973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