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经济体制学的若干问题
一 比较经济体制学的特征
比较经济体制学（以下简称CES[1]）是在西方兴起的、目前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把经济体制置于研讨的中心，并把它看作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事物从纵向与横向上进行比较研究，评价经济体制与经济效果的关系，从而达到对经济体制进行择优的目的。经济学的大多数其他领域则是在特定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研究，而并不把经济体制本身作为纵向与横向比较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能取代CES。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是贯穿了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的方法的，其内容与方法论不仅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的指南，而且连西方学者也不能完全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的意义，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对后来在西方（主要是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的CES这一学科有着深远的影响[2]。然而，以揭示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性及其历史趋势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也不可能包罗近20多年在西方形成的CES这一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的内容。
CES作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的分支，有着制度学派的影子，但却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3]尽管在致力于CES研究的学者中间，有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员，他们自己的成果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4]。而且，某些制度经济学的作品，也曾被认为是CES的早期代表作，如美国J.康芒斯著的《制度经济学》、W.洛克斯与J.霍特合著的《比较经济制度》等，都是把世界经济制度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几个原型，并对这些原型的现实承载体进行分析比较。这里姑且不去评论当时这些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即便是按西方学术界的评价标准，这些按“主义”分类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作品与近20多年来问世的一些更加严肃的作品相比，已相形见绌了。CES与制度经济学之间在研究领域方面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后者的侧重点在“经济理论”、“社会哲学”和“世界历史”，[5]而前者所垂青的乃是经济体制对经济效果的影响力。拓殖CES的先驱们注意到，尽管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或地区都在以独特的方式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而且解决的途径也不一定是单一的，那么，哪一种途径以及它在何种环境下是更可行和更有效的呢？这就需要抽象出一些概念、术语来对各类经济体制及与其相关的环境因素，以及它们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和评价，从而达到对经济体制进行择优的目的。当他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一领域推进到经济学前沿而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了。
西方比较经济学界的研究工作一直倾向于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地区中心，首先是苏联，其次是东欧和中国。
研究地区侧重点的这一特征，一方面，说明这一学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经济学者为填补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空白的结果，从比较经济学界的专业构成上看，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西方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专家，或者是研究苏联、中国及东欧的国别与地区问题的专家；另一方面，说明这一学科与社会主义国家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关系最为紧密，随着这些国家改革的深化，对这些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变化的比较研究仍将继续是这一学科研究的侧重点。但是，比较经济学者们的视野还会扩展，研究对象在地理上已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而且这一领域的成果正在朝着更具有明确的比较性质的方向发展。
二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争论的现实意义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制度还不能进行实证研究的情况下，一位被称之为所谓“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6]的意大利经济学家Ⅴ.帕累托发表过两卷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书（1902—1903年），作者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实行一种理想的经济计划，“这一点会得到证明的”[7]。他的学生巴罗内的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1908年）发展了他的观点，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并提出了一个全部经济资源归集体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的生产部集中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8]。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最早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可行答案的，便是巴罗内[9]。他所得到的肯定答案及其达到的理论水平，使他成为“最早对经济体制进行现代分析”的人物之一，而另一位则是他的老师帕累托[10]。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学领域中的讨论很少超出巴罗内论文的内容。
在现实世界出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帕累托和巴罗内谈论“社会主义”的声音在西方世界仍然记忆犹新，从而掀起了反对的回音。奥地利经济学家L.V.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存在消费品市场）和中央计划。他指出，“没有计算，就不可能有合乎经济的活动”，“在缺乏合理标准的情况下，生产不可能自觉地合乎经济”。[11]而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计划无法最终确定某种产品是否需要，更有甚者，它也不能确定在生产特定产品的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而经济管理在这里“没有真正的方向”[12]。他还认为，即使有货币，但由于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和生产资料不能以货币表现，因此，企业仍无法按照经济原则行事。出于寻找“合理的标准”的目的，计划指令中是有计算的，但这种计算常常过于粗略，而且只是对自我复制的社会才有效。至于那种通过人为的市场来解决劳动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计算问题的设想，在米塞斯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13]。米塞斯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贯穿于全文，尤其是比较分析了两种制度下的经理行为。毫无疑问，米塞斯论文的实质是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他认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实行经济核算是不可能的，而为了合理配置资源，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必要的前提。但是，米塞斯没有想到，他所揭示的矛盾只是传统中央计划体制的弊病，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模式并不是单一的、定型化的，而是多样的、处于不断探索与完善过程中的，不能用设想的统一目标去代替各国的具体实践过程。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们对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已有了新的认识，并非像米塞斯所指责的那样。不过，如果抛开米塞斯的立场，作为经济学家的米塞斯，早在60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提出，为了合理配置资源必须进行经济核算这个重要的问题，即便对于我们今天正在深化的改革，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米塞斯当时的反社会主义观点在资产阶级的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F.M.泰勒作了批判米塞斯观点的演说，并于192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一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是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并详细说明了如何用“试错法”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泰勒的论文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超过巴罗内的论文内容的贡献。”[14]这就酝酿着随后30年代围绕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配置资源问题的大论战。
继米塞斯之后，新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F.A.哈耶克和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L.C.罗宾斯把米塞斯的观点“以更精细的形式吸收过去。他们不否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合理分配资源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他们只怀疑这个问题的满意解决的可能性”[15]。哈耶克放弃米塞斯的极端立场而撤退到第二道防线时写道：“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意思是在逻辑上它不是自相矛盾的。”[16]他所否定的只是所谓“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对此，罗宾斯的论据要明确些，他指出：“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学方法来求解，……但实际上这种解法是行不通的。它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来自更多百万个个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会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17]罗宾斯认为这种见解只说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不了解这些方程意味着什么。
针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论点，当时在美国任教的波兰经济学家O.兰格于1936年10月和1937年2月在美国《经济研究评论》第4卷第1、第2期上发表了两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论文，后来经过修改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题出版。兰格自称：“本文的目的是阐明在竞争市场上靠实验法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方式，并且寻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似的试验法有无可能。”[18]他反驳了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论点，发展了巴罗内和泰勒的思想，着重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可以用类似竞争市场的“试错法”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的见解在当时影响颇大，被称为“兰格”模式，也就是最早提出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起源于20世纪初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讨论，由于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对其可行性的攻讦，再加上兰格以社会主义的捍卫者身份进行的辩论，使这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大论战达到了高潮。在以后的岁月中，论战双方的主帅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根据经济现实的变化而提出进一步的论证。兰格认为，模拟市场和计算机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人员控制经济核算的两个工具，形象地说，在兰格模式中，存在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其职能在于取代市场在价格决定上的作用，即由“计委”来扮演市场的角色。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在本文详细讨论兰格模式的基本内容并进行评价，我们只想指出，尽管兰格模式在理论上被公认为有独创性，但却从来没有实践过，甚至兰格本人对其实践意义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1944年哈耶克出版的著作《通向奴役的道路》，其中心思想是批判高度集中的、否定市场竞争机制的计划经济。他指出，个人的自由选择被计划控制所替代，其结果必然是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此外，对大量分散信息的掌握，是任何决策所必需的，但这对集中决策来说只是幻想。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这一点看，集中决策也必然是低效率的。[19]哈耶克比较了不同经济体制的运转效率，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分散在各个人和企业的所有“知识和信息”。[20]显然，哈耶克在这里对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偏爱的，正如同我们曾经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理想化一样，哈耶克也把市场机制理想化了。
综上所述，这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的大论战，实际上涉及了不同经济体制可行与否及其效率如何的比较研究，所以，它是比较经济体制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提高了论文的理论水平，用对经济模式的分析取代了对现实经济体制的描述；它也引出了众多在比较经济体制学中迄今仍然是关注的中心的重要议题：决策与信息中的集权与分权；不同刺激方案与决策和信息结构的一致性，不同体制模式的相对效率的比较，价格和市场体制的真正本质，以及计划和市场的潜在结合。”[21]这些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要议题。
三 评价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果关系的“现代”方法
西方比较经济学界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在这一学科中运用的是传统的“主义”比较法。例如，前述洛克斯与霍特合著的《比较经济体制》一书，作为这一学科早期的代表作，作者同康芒斯的研究方法类似，将世界各类经济体制贴上“主义”标签，以此为基础进行比较分析。30年代进行的上述大论战，也没有脱离“主义”的轨道。
随着经济实践的变化发展以及诸如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组织理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新的科学成果的应用，西方有关学者于1967年和1968年聚会，专门讨论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会上，有人大声疾呼要打破以“主义”来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其理由是：传统方法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制度的原型出发的，而现在这三种原型体制内部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各种原型之间相互借用了若干策略和形式，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体制问题也引起了与日俱增的注意，体制与组织形式方面丰富多彩的变化使人们难以再简单地根据几个原型来分类，而应当代之以一整套描述和比较经济体制的新的术语和概念体系，用以阐明经济体制的功能，并对其结构与效果进行比较。这种呼声得到了比较经济学界的普遍响应，这就是从所谓“主义”方法向“现代”方法的转移。
最早和系统地运用“现代”方法取代“主义”方法的是J.库普曼和J.M.蒙台斯合作的著名论文《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22]，它为新的研究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受到西方比较经济学界普遍的重视。随后，J.M.蒙台斯又发表了《经济体制的结构》[23]一书，更加系统、严密地发展了他与库普曼最初合作的思想成果，对“现代”方法作了深刻的阐明。他们提出了经济效果与经济体制间的函数关系公式，即：
O=f（ES，ENV，POL）
这个公式还可具体图解如下：
这个简明的图示可以为我们比较分析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果的关系时借鉴参考。
我们知道，经济结果是可以用一系列具体指标来计算和描述的。比如：经济增长可以计算社会总产值、国民经济主要产品的产量及产值、国民收入等项，其综合标志是总产出与总消费（人均收入）的增长；效率包括劳动生产率、资金利润率等项，简单地说就是投入与产出水平的高低；收入分配既指人均收入的增长，也包括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的均等或差别的状况；稳定可用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表示；发展目标是对经济结果的一种预期，通常也可用以上一些经济指标来表达。经济结果与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实绩与预期的关系。实现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经济体制本身。
那么，怎样来评价不同的经济体制在经济结果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呢？这就需要研究经济体制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变量。关于经济体制，在西方比较经济学著作里定义繁多，广为人知而又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是E.纽伯格和W.达菲的所谓“DIM结构”[24]。在1976年蒙台斯著作问世之时，纽伯格和达菲合著的教科书《比较经济体制：决策与方法》也出版了，该书提出了一个与1971年库普曼——蒙台斯论文观点类似而相关的分析体系。所谓决策方法，就是把经济体制看作是一种机制，以解决生产、消费和分配三个主要领域中的经济决策问题，即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在哪里生产、何时生产以及为谁生产[25]。经济体制是一个可变量，总是处于动态过程中，它作用于一定的经济环境，所产生的经济效果是能够依一定标准或权数函数加以评价的。
按照他们的说法，决策结构就是社会地确立起来的一种安排，凭借它在社会成员中分配经济决策的权限，决策结构揭示谁有哪方面的决策权以及这种权限的基础。
信息结构是为收集、传送、加工、储存、纠正和分析经济资料而确立的机制与渠道，在组成该体制的各单位之间及单位内部全面地交流信号。这个结构要使个别决策者获得有关一般环境和其他进行相关决策的单位的行为选择和意向的信息。传送和加工信息是协调决策过程的关键部分。
动力结构（也可译为“激励结构”或“刺激结构”），即在决策结构给各决策单位分配了决策权限之后，动力结构就要处理各种决策单位执行其决策权限的形式，即一个单位促使其他单位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行动以实现某些目标。
笔者认为，这三方面结构必须同时选择和设计，因为只有顾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总体制的机能才是高效的。比如不发达国家想搞中央计划，但其共同的教训是：在既没有确保信息结构能够向决策者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作为选择的基础，也没有能促使人们执行计划的有效的动力结构的情况下，进行集中的决策，其效果必然很坏。
我们认为，纽伯格—达菲概括出的“DIM结构”，确实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的，“把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分析水平。”从此，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对象才更接近于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经济体制依照决策的方法运行的过程，可借用下面的图解来理解。
上图六种因素的收集，综合成为信息而作为决策的基础，决策经过执行而产生结果，这些结果又分解为形成下一过程开始的各种信息。[26]
当然，信息的内容不一定就是以上六种因素，它可以是若干个，即1，2，…，直至n个。这种关于决策程序的描述可供我们分析纷繁的经济行为时参考。
上面讲过，经济体制是一个可变量，西方学者也以这样的公式表示：ES=f（A1，A2，…，An），公式说明经济体制与N个属性之间的相依关系与变化规律，即经济体制随着各种属性之变化一起变化，而且依赖于这些属性，这些属性是自变量，经济体制是因变量[27]。至于有多少个属性和哪些属性，说法不一。比较共同的看法是，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决策权限的源泉和物质基础）以及决策、信息、动力及协调机制。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讨论究竟如何考察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
经济结果的直接创造者是体制参与者即个人、企业和政府的经济活动。经济体制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是通过“媒介物”即体制参与者的目标和行为而实现的，也就是说，这种影响是间接发生的。下图可具体示之：
这里，经济体制首先影响的是企业的目标和行为。政府是一个独特的体制参与者，它本身并不创造经济结果。它的功能是以其行为，作出经济政策，再对其他体制参与者（特别是企业）的行为施加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结果。个人和企业的目标在此假定为物质利益最大化，其行为由此而被决定。“环境”指一切影响经济体制形成和运行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对体制参与者的目标和行为以及经济结果发挥作用。“反馈”的含义是，结果的好坏，或结果与目标即实绩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暗示着该体制运行的状况。如果运行不良就该调整。当然，经济结果不只是涉及经济领域，它是整个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体系中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子目标，是实现总目标的物质手段。
经济政策是作为体制参与者之一的政府的行为，它可以被视为政府为追求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对经济活动进行的干预，即影响企业和个人有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等经济行为。政府追求的目标基本上是宏观的和综合的，一般地说，与其所处的经济体制要实现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政策的性质、内容及其被使用的深度和广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所以，经济政策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也可以被视为是经济体制对经济结果的影响的派生表现。这样，在考察经济结果时，就不必对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作用进行区分了。
理论和经验还可以证明，某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变动和运行，都要受到有关环境因素的作用，是促进或是制约。这些环境因素大体上分为自然的（如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拥有状况）和社会的（如历史遗产、传统文化、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基础、社会组织程度与对外开放程度、政治体制状况、意识形态等）。这在考察经济体制对经济结果的作用时要尽可能予以剔除。
通过以上相互关系的分析，基本上可以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求出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果之间有着某种对应关系。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构成了这一学科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石。在O=f（ES，ENV，POL）这一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现代”方法提供了一套不带“主义”色彩的术语，但并不意味着对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可以同意识形态、政治与社会体制等一刀两断，而是把它视为影响经济体制不同特征及实现其功能的外在变量，即环境因素。况且，生产资料所有制仍然被视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因为一般地说，所有制为其所有者提供决策权，包括从其所占有的对象中获取收入的权力的机制。如果抽象掉它的意识形态内容，西方学者则把它看作是用于体制分析的决策方法的一部分。
西方学术界还公认J.科尔内是一个对比较经济体制学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匈牙利学者，他在1971年出版的著作[28]中为体制的比较提供了真正不带“主义”色彩的术语，他从经济组织的二重性出发，分析经济组织之间的二重联系来比较经济体制，实际是运用了马克思分析商品两重性的方法来对经济体制进行系统的、抽象的研究[29]。蒙台斯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30]。
总之，“现代”方法标志着这一学科的对象明确化，而且作为独立的经济学分支渐趋成熟。“现代”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在西方的未来发展趋势。
四 比较经济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及对这一学科未来的影响
迄今为止，在比较经济体制学这一领域里，西方比较学界和少数东欧学者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做考察研究时，几乎都是以苏联型的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的经验为基础的。在那些著述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的揭示，实际上，有许多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在社会主义各国流行的教条主义理论的产物和僵化的传统体制的弊病。当时，在社会主义各国的理论界和经济界，基本上不开展比较研究，“其表现，一是忽视横向的比较，即不注意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的新模式；二是忽视纵向的比较，即不注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演变的趋势；三是忽视经济事实同思想材料的比较，即不注意研究经济发展的事实对传统理论提出的新问题，也不注意批判地借鉴吸收各种新的理论。其根源是把苏联30年代形成的经济体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并且似乎世界上一切国家都会向这种模式转化。这自然排斥了任何比较研究，既造成了体制的僵化，又造成了理论的僵化”[31]。在中国，由于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动乱，理论研究工作随之中断，并处于更加封闭的状态，所以，直到7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对于在西方已经相当热门的比较经济体制学还是很陌生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方针以后，一方面为学术工作的开展，其中也包括为比较经济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日益深化与扩展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地要求理论上予以指导，尤其要求创立、发展与充实新的经济学科。在这种形势下，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在中国也日益引起广泛的注意，并已初步结出一些果实。
9年来，日益增多的学者和经济工作者获得机会去国外亲自作实地考察，与9年前的闭塞状况相比，现在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多得多了，有大量的资料介绍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及其演变，这就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开阔了思路，为在国别经济考察研究基础上开展一些综合的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外文书刊的订购数量也空前增加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与比较经济研究有关的重要文献，包括教科书、理论专著及史料等被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供研究借鉴与参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一些高等学校为研究生和大学生开设了比较经济学的课程或专题讲座，已经有一些研究生在博览群书或对某些重要文献进行深入钻研的基础上，写出了有一定质量的论文；这一领域的专业性期刊已经出现；比较经济学者研究会酝酿成立。如果说，在20世纪70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对这一领域发生兴趣的中国学者还寥若晨星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是群星灿烂。可以预料，中国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人数还将会有较大的增长，这必将同时使国际上比较经济学界的队伍壮大与加强。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研究者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无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或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都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对传统经验和理论的再认识和新思维，必将革新、丰富和发展比较经济体制学这一学科。
（本文系与张宇燕合作，原载《世界经济》1987年第12期）
[1] CES是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比较经济体制学）的缩写。
[2] [美]E.纽伯格：《比较经济体制概览》，载[美]《经济学百科全书》，1982年版，第162页；[美]E.托尔编：《比较经济体制学课程设置》，1981年英文版。
[3] [美]D.科恩：《经济理论和比较经济体制学：部分文献述评》，载[美]《比较经济学》杂志1978年第4期，第355页。
[4] 如美国马里兰大学的A.格鲁奇著《比较经济体制》，就是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世界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分析的。
[5] [美]J.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59页。
[6] [法]G.H.布斯克：《维·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巴黎，1928年版，转引自[美]J.A.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思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中译本，第112页。
[7] [英]罗尔：《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8页。
[8] [美]J.A.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宁嘉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6—127页。
[9] [美]J.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15页。
[10] [美]《经济学百科全书》，第164页。
[11] [奥地利]L.V.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页。
[12]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63页。
[13] [奥地利]L.V.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页。
[14] [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15] [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6] [奥地利]F.A.哈耶克：《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第207页，转引自[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7] [英]L.C.罗宾斯：《大衰退》，伦敦，1934年版，第151页，转引自[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8] [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3页。
[19] 参见[奥地利]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滕维藻、朱宗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0] 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载《诺贝尔经济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6年版，中译本，第191页。
[21] [美]E.纽伯格：《比较经济体制概览》，载[美]《经济学百科全书》，1982年版，第164页。
[22] [美]J.库普曼、J.M.蒙台斯著，A.埃克斯坦主编的《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一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23] 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24] DIM结构即决策结构（Decision-making，缩写为D）、信息结构（Information，缩写为I）和动力结构（Motivation，缩写为M）。
[25] [美]E.纽伯格与W.达菲合著：《比较经济体制，决策与方法》，1976年英文版，第6页。
[26] [美]V.霍尔绍夫斯基：《经济体制的分析与比较》，1977年英文版，第17、22、23页。
[27] [美]P.格雷哥莱、R.斯图亚特：《比较经济体制》，1980年英文版，第12、13页。
[28] [匈牙利]J.科尔内：《反均衡：关于经济体制理论和研究的任务》，阿姆斯特丹1971年版。
[29] 关于科尔内分析经济体制的理论与方法，将另撰文专述。
[30] 参见[美]蒙台斯《经济体制的结构》，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页。
[31] 刘国光：《1986年11月在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