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研究历程
选入这本集子的文章是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服务所做的国际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成果。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来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历史现象受到国际广泛的关注，也大大促进了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如果查一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各地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的议程，就可以发现研讨这一历史现象的主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称得上是那个时期世界关注的最大热点。不少国际组织也加强了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或增加了对这一领域研究项目的资助。记得1992年，笔者曾赴法国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部和比利时EEC（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前身）总部作短期研究时，发现那里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人员十分紧张繁忙，有人甚至在一个月内要乘坐6次飞机亲赴转轨国家实地考察或咨询。我在美国和英国学术界的一些同行们也利用寒暑假奔赴苏联和东欧地区，观察转轨的实践，他们陆续寄来自己或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时也“英雄所见略同”。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学者在内，关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认识，一般经历了从简单到深入、从冲动到冷静、从浪漫到现实、从突如其来到冷静思考的过程。
对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成果与经验，轻率否定者有之，刮目相看者也不少。有些西方经济学者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但却认为中国经验纳入不了“规范”的经济学，甚至声称谁要能用“规范”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转轨，谁就可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学界可能也有立大志者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和尝试。但依笔者愚见，这里所谓“规范的”经济学，当然指的是西方经济学，它本来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经验，因为它是历史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然演变过程的经验总结。而中国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新路，它尝试要把从苏联模仿来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与现代市场经济兼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改革成功，其结果将既是新型的市场经济，又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所谓“规范”的西方经济学都不可能包容的。这是一种新的探索与实践，其经验将总结上升为新的理论，不能教条主义地或经验主义地加以分析，更不能照搬原有的概念和信条。
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泉。理论必然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创者是邓小平，实践的推动者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当然，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学者，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都努力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奉献。实践在继续发展，理论也在不断地深化和提高。尤其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同中共十二大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样，都是推动各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和路线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面改革作了重要战略部署。中共十九大承前启后，继续高举改革开放大旗，作出新的部署，带领全国人民踏上新的历史征程，去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笔者在世纪之交已经退休。退休前，笔者已经出版了《比较经济体制学》《中国改革目标模式与比较经济学》《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等专著，并主编了《外国现代市场经济》《国际经济比较：改革、发展、趋势》等专业成果。退休后，2003年家乡县委宣传部一位文学爱好者施国斌为我撰写了一本传略《江村的女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该书下册选登了笔者写的部分文章，而且列出了自1956年至2002年我的主要成果目录与出处；2005年出版了陈锦华倡议和指导由我组织班子撰写的《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014年出版了我个人的学术专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些，都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中国改革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中心是探讨社会主义究竟要不要和能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如何优化？
本书选入了笔者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在探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比较经济体制学中、在围绕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进行调查研究中所取得的若干阶段性成果，目的是使后来者更具体、更丰富地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在观念剧烈碰撞的曲折进程中，经过了突破—局限—再突破、在实际工作中前进—产生新问题—再争论—再前进—再实践—再总结提高—继续前进的循环往复的艰难历程。现在，这个过程并没有终结，还在继续，不断有新的问题产生。某些传统的旧观念也不断以新出现的问题为依据，采取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尚未终结。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和最好的营养剂。”从本文选可以看出，笔者本人思想解放的心路历程与实践发展的路径基本上是一致的。广大后来人了解那段历史和思想演变的过程，也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今天。即使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本书也可能起着“温故而知新”“拾遗补阙”的作用。
那么，笔者起初为什么有志于探索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呢？在探索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历程中，受大环境和具体工作环境的局限，我不打算搞纯学术的研究。我的目标是有限的，也是明确的，那就是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服务。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不同时间点上，实践需要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必须针对着问题来进行研究，研究的成果才是“有的放矢”、有效用的，也是有意义的。
一 20世纪70年代末萌发朦胧的“比较研究”的意念
要对外国经济体制的不同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最初是在经历了“文革”之后，我对国内问题沉痛的反思中产生的朦胧意念。当时，正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问题。1979年年初，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理论务虚会的一次沙龙上，我曾作过一个即兴发言，主题是《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寻求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由于我在1974年参加过新华社牵头的《世界经济危机》课题（内容除西方7个发达国家外，还包括苏联）和人民出版社组织的全国性的苏联经济统计资料（内容是1953年以后的苏联经济情况）编写组工作，工作基地是在新华社的国际部和参编部，又有机会去中央各有关的涉外部委查阅资料和访谈，再加上我自己此前从各种渠道阅读到的资料，我积累的国外研究资料不少，从中我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不是单一的苏联模式，而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世界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模式就十多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就有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东欧各国又在奥斯卡·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种种改革模式；西欧和北欧一些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也被国际学术界视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称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模式为共产主义模式）；还有不少发展中国家也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对世界各国经济体制模式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展比较研究，进行借鉴和择优，可能寻找一条新的适合我们中国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于是，我建议，在学术界创立一门新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
这就是我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以后的反思，又经历了自1977年以来在中共中央宣传口工作期间参与拨乱反正的调研，特别是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的思考，所悟出来的一点心得。
两年后，胡乔木[1]在起草给南共联盟中央的贺电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这是同我的想法一致的。从此，我就更加关注对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了。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研究中国改革与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
1979年10月，针对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不同意见的争论，我写了一篇题为《用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4000多字短文，在当期的《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
在这篇短文里，我简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迄今，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成熟的，这种状况与不充分的实践状况是相适应的，应当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我认为，准确估计当前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重要的。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但却是“处于不发达的、不完善的、前期的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是我第一次自发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
1979年以后的实践证明，提出“发展阶段”问题的讨论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准确判断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实事求是地确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探索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依据。直到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仍然强调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
在十多年后，我体会到，苏联大厦倾倒的众多深层浅层、外因内因之中，长期把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建立在“超现实社会发展阶段”上，也是原因之一。他们1936年就宣称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了，1939年、1952年、1955年苏共都宣称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1959年苏共21大宣称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967年勃列日涅夫首次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此后，苏共24大、25大、26大都反复阐述“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安德罗波夫执政以后，批判了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他的后任契尔年科则宣称他们正处于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纲领的“初期”；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提出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概念。尽管他们的提法逐步后退，向实际靠拢，但为时已晚，长期执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脱离实际的“穷过渡”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已无可挽回。
在我们中国，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经过理论界风风雨雨的热烈讨论，党中央重新思考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尤其是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才逐步统一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再一次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也说“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那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究竟怎样才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呢？当时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实行改革开放。
在没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之前，我们许多人的目光聚集到东欧国家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取向改革和独特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经济体制模式上。
当时，由于十年“文革”的破坏，我国各项工作都被中断了，人们普遍对外部世界的情况基本不了解。不仅社会上广大民众信息闭塞，即使是政府机关，除新华社、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等涉外部门外，国务院各经济工作部门都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信息调研机构，凡是需要了解外国的信息，事无巨细，都求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因为这里聚集了一批曾经留学苏联东欧各国或在国内学习有关外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因此，上级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要求，很强调提供信息“为中央决策服务”，该所编印的《世经调研》内刊就服务于此目的。科研人员的成果也首先要满足“为中央决策服务”这一要求。
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开放从这里开始——“南斯拉夫热”追忆
中央提出改革开放国策之初，还没有条件大规模向西方开放，而首先是想着重了解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情况，尤其是曾经被我们批判过而后来关系正常化了的南斯拉夫的情况。
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几年期间，我承担的最紧急的交办任务是为宦乡副院长准备一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波兰大罢工情况的资料。因为第五届人大召开在即，国务院想在人大上讨论如何启动我国经济改革问题。但忽然传来波兰全国大罢工的信息。中央想了解内情和原因，要求老外交家、党内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向政治局汇报。宦乡把搜集资料和初步研究的任务交到了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领导又具体落实到我身上，并要求5天交稿。我带病（正患急性肠炎）白天骑自行车跑新华社、外交部、中联部等有关涉外部门收集最新动态和信息，包括外交部当天收到的手抄电报稿，晚上彻夜分析研究，一稿又一稿，终于撰写出《波兰社会动荡的经济背景》一文，按期交稿。
而让我耗费三五年时间、几乎全力以赴的，是于光远副院长交给我研究南斯拉夫经济理论与实践和组建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的任务。
南斯拉夫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被共产国际批判为“修正主义”开除出共产主义阵营。1956年，赫鲁晓夫执掌苏共领导权以后，缓和了紧张的苏南关系，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共曾发表过9篇批判苏共纲领的评论文章，其中“三评”的题目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1978年，随着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曾率团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恢复了中南两党两国关系。接着，由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李一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再次访问了南斯拉夫，更进一步了解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他们归来后，决定在国内开展对南斯拉夫的重新研究。
当时，我还被借调在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大约是1978年夏季，于光远给我打电话，说要交给我一项任务：参与组织一个研究南斯拉夫经济的学术团体，即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运用集体力量，实事求是地重新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体制模式。为此，于光远还通知我第二天就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开个会并建议我去外国语学院东欧系旁听塞尔维亚语，争取尽快能阅读原文著作并能与南斯拉夫学者进行交流。
次日是礼拜天，我按时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席会议。会上，于光远讲了研究南斯拉夫经济的意义、组织一个研究会的必要性、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等，并宣布“研究会由罗元铮[2]召集，担任总干事；江春泽担任研究会的副总干事，主持实际工作”。
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科学领域内组建的第一个社会学术团体。此后，我在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的同时，又挤出时间从事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的组建和研究工作。1978年秋，我去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东欧系开始旁听塞尔维亚语课。当时，全国宣传会议筹备组办公地点在友谊宾馆，离第一外国语学院很近。每天上午8—10点我骑自行车去听课，其余时间继续作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晚上则阅读研究各种有关南斯拉夫的中外文资料，直至深夜。为应社会之急需，我还同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师张德修合作，在一个月内，综合各种现有资料，赶写并出版了一本粗浅的小册子《南斯拉夫经济》。
在这一背景下，我研究的注意力，从比较熟悉的苏联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与之大相径庭、曾经受各国共产党集体批判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模式。我要求自己，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首先搞清楚南斯拉夫自己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而不能根据过去的一些批判文章断章取义。在没有把握客观事物的全貌和本质之前，绝不可凭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向去加以评论。
所以，我认为研究会的首要任务是，翻译一些在南斯拉夫有影响的、权威性的原著，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作一些系统的情况介绍。在这方面，外交部的张立淦、李永祥，中联部的杨元恪，新华社的徐坤明、杨达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懂塞尔维亚语的陈长源、熊家文、朱行巧、汪丽敏等都做了不少贡献。
此后的几年里，我组织了有关的理论研究队伍、会塞尔维亚语的队伍以及与南斯拉夫有相关业务往来的外交和外经贸工作的队伍，让他们在研究会积极发挥作用。会员队伍不断壮大，在北京自愿报名的个人会员近300人。在云南、上海、四川等地还发展了团体会员。从1980年到1983年，每年召集一次年会；从1984年起，每两年一次，直到与其他研究会合并。
第一次年会是1980年冬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的，与会者100多人。我们没有花什么钱，当时上级也没有拨给我们经费。那么，会是怎么开的呢？
首先，云南省计委经济研究所是我们的团体会员，他们借了下属一个中等专科学校寒假期间的空闲学生宿舍给与会者免费住宿。会场也免费使用该校的礼堂。有工作单位的与会者差旅费回工作单位报销。但还有几位对南斯拉夫经济研究感兴趣的大学生竟然自费乘火车硬座，历经数个日夜，从北京奔去昆明参会，他们的热情令与会者感动。
我把自己编的一本《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内容全部是介绍南斯拉夫经济，供与会者讨论参考）的稿费1000元，捐出来供特邀领导和专家的旅馆住宿费（记得应邀到会的有钱俊瑞、李慎之、吴纪先等领导和老专家；于光远当时正在匈牙利考察，途经南斯拉夫时他又作了进一步深入考察，不能与会，但他专门为年会做了一个讲话录音寄来，向研究会提出研究的任务，年会上播放了他的录音讲话）。
从与会者的热情与态度，可以看出当时大家对研究南斯拉夫的关注和兴趣之浓烈。
在第一次年会上，不仅正式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还选举了一位办事十分认真细致且有秘书工作经验的秘书长孙家恒，使后来研究会的工作更走上正轨。南斯拉夫驻华使馆曾向研究会赠书160册，价值4.5万第纳尔（约合2000多美元）。研究会也组织会员集体出版了不少读物。有的会员还出版了一些个人译著和专著。
1980年，我在借调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一年期间，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访问南斯拉夫归来时，带回了南共领导人爱德华·卡德尔的著作《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理论组组长林子力要求我找人把这本书重新准确翻译，并指定我写一篇内容简介以供领导干部阅读原著时参考。我于是邀请了新华社塞尔维亚语最好的记者徐坤明重新翻译了该书，我本人写了该书的通俗简介《卡德尔著〈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一书主要内容》刊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编的《调查与研究》1979年第35期，《红旗》杂志曾摘要转载。
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积累率过高，1978年高达36.5%，1979年还占34.6%。中央正在想借鉴和研究外国积累与消费比重的情况来作决策参考。为此，我邀请了南开大学教师张仁德来中办研究室合作研究，撰写了《南斯拉夫的积累与消费情况》，刊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编《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79年第37期。此后，我国积累率逐年下降，1980年为31.6%，1981年下降到28.3%。
此外，为面向社会需求，我还组织研究会集体撰写了《南斯拉夫手册》《南斯拉夫经济与政治》《南斯拉夫政治经济辞典》等书，系统地介绍了南斯拉夫的理论与实践。一些曾在南斯拉夫留学或工作过的学者，还翻译了不少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的代表作，供广大读者更直接地了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体制的理论与实践。
当我接触到南斯拉夫的第一手资料时，最大的感受是在对苏联传统型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再认识方面。南斯拉夫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领先的、具有开创性的，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的揭示是勇敢的、深刻的。这使我茅塞顿开，有“切中时弊，莫过于此”的感觉。这是我开展比较研究的起点。
但即使在当时，我又感到，我们不能把南斯拉夫的自治理论当作新的教条，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倾向，认为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比较的对象之一来研究，从中寻求可供借鉴或取得启迪之点，而不能奉为“圣典”照搬照抄，陷入从“一切皆坏”又跳到“一切皆好”的形而上学。我的兴趣和领域不是国别研究，我是把它作为实践中已经出现的经济体制模式之一来进行比较，研究其利弊，并从理论上进行深层思考。除有关南斯拉夫的图书资料外，我还曾经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搜集国内外主要图书馆的有关书目索引，广泛阅读中外文献和国际上的前沿书刊。
现在，南斯拉夫已经解体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也随之消失。为了保留历史的痕迹，也为了供后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和理论内容，借鉴经验教训，我在本书里，仍然选了几篇我当时写的全面介绍南斯拉夫自治模式的文章，供研究与反思之用。
南斯拉夫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的先行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它就与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决裂了，独创了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自治经济体制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唤起过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唤起了一定的生机与活力，在当时该国处在东西方夹攻的不利国际环境下起了支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作用。但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持续的经济滞胀和危机表明那种体制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
国际理论界对自治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有了新的认识，最根本的问题是：它既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节的“有形之手”（理论上教条主义地宣扬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所谓“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又没有产权明晰的国内统一市场的“无形之手”，他们倡导的“既是人人的，又不是任何人”的“社会所有制”被讥讽为“更没有明确主人”的“流浪儿资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国际集体批判它右倾，包括我国在1963年发表过《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也是批判它右倾。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我去美欧现代市场经济实地考察和访问以后，我越来越感觉到，南斯拉夫的问题不是右倾修正主义，问题还是出在“左”倾教条主义，是“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程度的当代“乌托邦”。比如，它提倡“国家经济职能消亡”、收入分配由每个企业的全体工人按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理论原则集体讨论，做各项扣除，作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交换，目的是使每一个工人都知道每一个第纳尔（南斯拉夫货币）到哪里去了。而在实际生活中，多数企业长期无积累，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靠借贷。又比如，南斯拉夫只允许借外债，而对国外直接投资不开放，认为允许外国直接投资就是“进口资本家”，他们只借外债，没有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从而没有生产出先进的产品，其后果是债台高筑还不起。连南斯拉夫工人出国打工挣得的外汇，也不敢使用，更不准带回国来投资，只能存在西德的银行。这不明显地表明是由于教条主义的理论观点给实践带来的不利后果吗？
四 探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服务的《比较经济体制学》与《转轨经济学》
1981年，我向研究所所长钱俊瑞递交了一份报告，表达了致力于建设一门新的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的愿望。钱老鼓励和支持我的想法。于是，我放弃了招收国别经济的研究生，于1983年招收了比较经济学领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张宇燕。1984年，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了《比较经济体制学》课程并写出了该课程的第一本讲义。这是处于起步阶段的收获，当然是很粗浅的。1984年，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访问学者交流计划，所长浦山派我去美国访问研究两年，这对于我解放思想、扩大视野、获得外部世界实感，与国际学术界建立广泛的联系与交流等，有很大帮助。
自1984年以后，我的注意力就转而研究美欧各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了。我发现西方发达国家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普遍增添了政府宏观调节的因素，从而改变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且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阀，从而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化”的状态；有的国家通过“反托拉斯法”管制资本的过度集中；发达国家也普遍运用宪法和各种法律规范政府、社会组织、公司和公民的行为，社会基本上是有序的。这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要视之如虎狼呢？在后来的研究中，我更逐步地认识到，无论是采用苏联型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的执政领导人，或是曾经揭竿而起、运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性地发展了一整套社会主义自治模式的南共联盟领导人，他们都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商品、货币与市场经济，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视若水火不相容，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是任何社会经济通往繁荣发达的必经之途，都没有从本国的经济实际出发，而超越本国实际的社会发展阶段，教条主义地用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去处理本国现实的经济问题，都指望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搞自己的“乌托邦”现代化，最终都走进了死胡同。
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数十年共产国际特别是中国“文革”的历史教训，为中国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就是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把辽阔的中华大地的资源配置得更加协调，更加有活力、有效率。
五 本书各篇章的主要内容与逻辑顺序
第一篇是开篇，反映在学科建设探索过程中学习、思考和联系实际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其中，第一章是讲比较表浅地“初识”经济学园地中这块生荒地。第二章是就进一步对学科主要内容、流派、各流派领军人物及主要著述等作了概览。第三章是梳理出这一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前三章都是我和我当时招收的研究生张宇燕合作撰写的）。第四章，提出了建设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比较经济体制学》的任务。在去美国访学两年回国后，我被调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国外司专门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研究工作，从而，研究工作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更加密切结合。第五章，进一步逼近实际，提出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与这一学科的关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言。第六章，结合中国改革的实际，运用本学科中论述的理论与方法分析检验改革成果的标准问题。第七章，摘选了我写的一本英译著剑桥丛书《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前言。第八章是我在美国访学期间发表在美国《比较经济研究》杂志上用英语写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在实践中的发展》，文中我运用西方比较经济学的DI MC方法，抽象出各种经济体制可比的共同因素，包括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动力机制、协调机制等，按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在实践中出现的时间顺序，运用模式与案例结合的方法，勾画出几种模式的基本特征。
（1）前模式，或称预模式，或称先导模式。
之一：苏联1918—1921年的“战时共产主义”；中国1927—1949年在红色根据地；南斯拉夫在战时根据地；等等。
之二：苏联1924—1928年的新经济政策；中国1949—1953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纲领和政策。
（2）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原型，苏联从20世纪30—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照抄照搬。
（3）从“左”的方面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动，如：南斯拉夫独创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中国从1958年到1978年“以阶级斗争为纲”。
（4）“以行政性分权”为指导思想的改革，苏联1960年后、民主德国1970年后的以行政性分权为指导思想的改革。
（5）“市场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下的改革，即在计划经济总框架下尽可能运用市场机制。如，匈牙利1968年以后在“市场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下的改革；中国1979年以后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指导思想下的改革；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是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尽可能引入市场因素。
这篇文章反映笔者在那个阶段的认识。在模式划分方面有独立的见解，在西方学术界同行中有一定的反响。是伊利诺大学的克莱顿教授主动把它推荐给美国《比较经济研究》杂志发表的，她说，在西方学术界没有见过这些有趣的见解。普林斯顿大学的罗斯曼教授更为此写了长篇的评论，他说我的观点是他所看到的中国作者论文中“独一无二”的，并约我去该校与他当面讨论，他提交给在日本召开的“比较经济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中，总共有24个小注，其中有19个是引自我这篇论文的。所以，我把它选入这本集子中，以保留历史的痕迹。
第二篇，主要是外国经济调研案例。
第三篇，是随改革进程而进行的理论探索。
第四篇，是在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提出了“转轨经济学”并对转轨的战略、方法、速度、途径及其效果继续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俄罗斯的转轨曾亲临实地考察，写了比较研究报告。
第五篇，是针对中国转轨实践进程中提出的问题或有争论的问题发表的简论。有些是亲临实地调研的成果，一般都包含有国际理论或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
六 向祖国生日献礼！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汇报
我16岁（1951年）入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间过得真快，在新中国生日即将来临之际，我恍然觉察到，竟然快70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了。我要感谢我的祖国，是新中国的人民助学金把我培养成一名有专业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前30年，我经历了“十年寒窗苦读”，还经历了下乡、下厂和普通劳动者画等号，也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大跃进”年代和“文革”动乱。从1977年春天起，近40年，我投入了理论界的“拨乱反正”，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思想战线的争论和经济工作实践中反反复复的探索。是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又让我的专业知识有了新的飞跃，在自我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是任何社会经济通往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任何国家要想在封闭的环境中绕开市场经济来实现现代化，只能是“乌托邦”。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永远不能动摇的。
我得出这样的认识，也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派我赴美访学两年，使我能经过实地考察，有亲身体验得来的更逼近客观实际的认识，这既有益于我后来在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目标模式的决策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益于我在《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学科建设中取得一定的成果。
我不会忘记已故钱俊瑞所长与浦山所长对我的关怀和培养。遗憾的是，他们已于1985年和2003年先后离世了。他们的人格、学识、对事业的忠诚敬业，尤其是对后辈成长的关怀，仍然活在我的心中。
谨以此文集作为向我热爱的祖国七旬华诞的献礼，作为我对我所处的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回报，同时还表达我对钱俊瑞、浦山两位长者、尊敬的所长的纪念！
江春泽
2019年4月于北京
1.钱俊瑞（1908.9—1985.5）1979年8月—1982年5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1982年5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钱老是江苏无锡人，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劳动就业委员会副主任。自1950年起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至1958年3月）。1959年4月当选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82年9月增选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自1981年起兼国家计委顾问，1983年6月当选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委，系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委。1985年5月25日在京逝世。
2.浦山（1923—2003）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无锡。1943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系。19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他的博士论文《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创建的宏观经济模型，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49年回国，在外交部工作。1950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1951—1954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在停战协议的谈判和签署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曾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秘书，跟随周总理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及访问亚非十一国。改革开放以后，担任过中国财政部赴世界银行代表团团长，领导了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席位的谈判。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2003年在北京逝世。
[1] 胡乔木（1912.06—1992），曾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等职。长期担任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职务。
[2] 罗元铮（1924.02—2003.08），1946年毕业于华西大学，1947年留美，曾任冯玉祥英文秘书。1950年留学苏联，1954年，新中国第一个获得苏联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回国。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