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代中国故事的文化符号体系建构

第一节 中国故事的研究发展概述

国外对中国故事的了解、评价并未如中国宣传所预期，外国政府、民众等对中国整体文化系统的了解片面化。据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与国际著名调研平台Survey Sampling International（简称SSI）合作的一项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的调查，内容包括中国文化元素的六大类别：“中国人物”“中国哲学观念”“中国艺术形态”“中国自然资源”“中国生活方式”“中国人文资源”。结果显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总体偏低（见图2-1）[1]。

从文化符号认知的类别上看，外国人对中国自然资源的文化符号（如熊猫、长江等）认知度最高。其次是中国的生活方式（绿茶等）、中国人物的符号（孔子等）（见图2-1）。[2]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自认为有优越感的人文资源、艺术形态和哲学观念，这些相对来说更为内核的文化价值在整体认知度上都相对较低。体现出外国人对表面符号更为理解，而对价值观的认同，以及中国故事的发展形势并不乐观。

图2-1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

一 “中国故事”的界定

中国故事的研究与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价值以及中国文化这四个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故事这一概念刚开始只是单纯表达源自中国的故事，直到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通融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这是政府首次提出“中国故事”，也是“中国故事”首次作为对外传播策略被提出。

（一）“中国故事”的基本内涵

判断一个故事是否是“中国故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各界都没有给出最准确和确定的标准。现行政策仅依据影视制作过程中合作的比例，以判断中方是否参与了合作拍摄，来衡量该影片是否有中国元素。即：中国演员在主要演员中至少占三分之一；有中国元素体现；投资最少的一方不能少于15%。倘若以中国元素作为判断中国故事的标准，在中国文化中浩如烟海的中国元素，并不是每一种元素都能准确表征中国文化的特质。

基于文化人类学角度而言，中国故事的内涵十分丰富。吴宗杰研究了《史记》中文化书写方式，并由此提出对于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建议，文中曾经提到：讲述“中国故事”不是中国观点的罗列，而是中国文化生活细节的具体展示。[4]胡黎红认为：中国人对自我的言说表达是“中国故事”，站在中国立场上，从中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出发、以中国经验诠释他人的故事同样应被视为“中国故事”的一部分。[5]

中国故事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故事，而不是别国故事，这个表述本身就要求我们的“中国故事”应该置身于全球视野或者比较视野之中。“中国故事”既是中国人看世界的故事，也包括世界看中国的故事。[6]这类表述丰富了中国故事的内涵，也更明确了中国故事除了土生土长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之外，用中国视角以及中国价值阐释的故事也应该属于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的功能、意义是学者关注的内容，但是对中国故事文化符号的整体系统的梳理很少涉及。王一川将中国故事定义为：总是对中国人生活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及其过程的回忆、观察或想象的符号化概括。[7]换句话说，中国故事可以直接编码出中国人生活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社会、自我等）的挑战而发起应战的符号化结晶。中国故事可以是纪实性的，也可以是虚构的，甚至还可以是同时拥有纪实性与虚构性，相交融的。

中国文化符号系统只有不断提高对外交流能力和实力，不断扩充新时代内涵，根据时代需求扬弃或者说选择中国故事中部分内容，才能适应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和交融，增强国家影响力。同时不同文化虽然对某些价值观或理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它们的诉求仍有共同之处。在选取文化系统中的中国故事文化符号时，应该考虑选择具有共享性文化价值观的为主导，即通过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为世界文化。[8]

（二）中国故事的根基：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其中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要讲好自己的“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阐述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是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9]吴宗杰认为：“中国故事必然是讲述中国文化的，文化是渗透一切社会生活的经纬。”[10]而方毅华提出：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也就是要传承和传播中国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一种对自我的认同。[11]

中国故事的本质是中国文化的叙事。在讲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需求以及要求。并不是每个故事都能准确、简明地解释中国特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文化逐渐积累的资产可以是一种文物，可以是一种思想，也可以是一种叙事手法，还可以是形象、传统习俗，或者是一种价值象征。作为中国故事的基本元素，这些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是中国故事生命力的基础。

主流媒体对外传播所体现的宽容与承认，并非仅仅是用来被动满足国外对中国的想象。相反，通过展示大国文化自信，“中国故事”充分展现了人、事、思想以及精神的融合。通过优秀的“中国故事”来彰显中国文化积淀和思想厚度。以上论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文化的深层，包括集体经验，共同的情感和文化精神以及价值观等，作为区分故事属性的标准。这种东西存在于深层文化中，就像文化基因一样，追求和把握的是故事的深度和完整性。综上可以将中国故事理解为符合时代主流价值观的讲述中国核心内涵的故事。

二 中国故事符号的表征分类

“中国故事必然是讲述中国文化的，文化是渗透一切社会生活的经纬。”[12]中国故事的内涵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中国面孔、中国场景加上中国元素，未必就等于“中国故事”，离开了内在价值观的确立与表达，再多的元素堆砌也体现不出“中国故事”的质。“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13]那么对中国故事符号的表征分类，追溯到源头是对中国文化的分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这样界定文化的：“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体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14]我们可以借鉴文化的分类将中国故事符号分为四大类。

（一）价值观：“家文化”是中国故事的重要内核

故事本身就包含人类文化，故事就是对价值系统的解释，而人类文化的历史往往与叙事或故事相关。所以作为辨析故事属性的标准，应该是文化深层的东西，包括集体经验、共同情感、文化精神以及价值观等。这种内在于文化深层的东西，就好比文化的基因，追求、把握的是故事的深度与整体性。“中国故事作为中国艺术的重要创造物，理应成为中国文化心灵或精神的当然代表。”[15]中国故事的本体是中国文化的叙事，讲述的过程要准确凝练，阐释出中国特色。文化资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累积起来的。它们可以是文物古迹，是儒道思想，也可以是叙事的技巧，或是事物的意象、传统的习俗，它们都代表着中国文化或者其中一类价值符号。作为中国故事构成的基本要素，这些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的内容才是中国故事呈现生命力和活力的基础。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置于新时期的社会背景之下，并赋予其时代精神，在此过程中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新中国故事，这就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1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时代产生的价值观，但是，其本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观，这与资本主义倡导的价值观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

我国的价值体系中有两个基本的“血液”来源：“农业型”文化和“伦理道德型”文化。“人们按照文化观念和一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对文化进行分类，划分为农业文化、工商文化和游牧文化等。”[17]以农业为主的地理特征导致了中华传统文化烙印下深刻的农业文化的影子。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重农抑商”是历朝历代都推行的重要政策，时至今日农业依旧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土地占有面积也成为个人社会地位及财富的重要衡量标准。“人生不可无田，有田方有福，盖‘福’从田”[18]的说法也成为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源头。即使在今天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社会，房子依旧是财富的硬指标。同时在“农业社会”也要求人们保持沉稳，稳定安宁，祭祀祈祷时都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最后，由于农耕的规律，也创造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类基本实践观。这也为中国人爱好和平，反战乱，安分守己，自给自足、自得其乐、自我满足等精神境界奠定了基础。

道德型文化在今天看就是“家”文化，来源于人与人最基本、最原始，自然形成的这种血缘或血亲关系。在之后社会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伦理道德制度”，这是血缘关系或血亲关系日益加深的直接表现。伦理道德也成了我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镌刻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中。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学思想成为传统伦理的主导，“仁”和“孝”等核心价值就占据了主流价值观的半壁江山。“到了明末清初时期，思想家们开始探索人的物质欲望问题，对于千百年来受封建礼教禁锢头脑的人们，无疑有重要的启蒙意义。”[19]汉字中的“家”有一百多种不同的写法，“家”无论是从起源、文字意义还是文化意义的延伸，都凝聚了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甚至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习俗、精神思维以及建筑形制等各个方面。

张岱年在《中国文化概论》中认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李宗桂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中，将中国文化精神归纳为：天人合一、人文精神、经世致用和中和特征；邵汉明的《中国文化精神》则将人文精神、和谐意识、实践品格、宽容思维视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何晓明在《中国精神论纲》中提到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综合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辩证执中的矛盾观、通变适中的发展观、刚健有为的实践观和尊亲尚德的社会观。

而中国哲学文化的基本精神既要能够体现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实质，又要区别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表达形式，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本质及其发展动力机制。[20]可以归纳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和合致中，中和中庸；阴阳之道，物极必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以人为本，敬天贵民等特征。事实上中国哲学文化以及中国故事的价值观位于符号系统的较高层级，但是其本身也是文化符号系统中的要素，同时价值观精神也是更小的文化符号的集合。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探索并完善发展起来的新时代文化，是最能够典型表现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代表。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和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特别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发展方向以及道路均日益明朗。例如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文明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建设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吸取国外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文明”。价值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扩充之中，每一次的更新都是中国文化符号系统的更新。

（二）制度：礼与法的结合孕育现代法治信仰

制度是“一种人类在其中发生相互交往的框架”[21]。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能够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习惯，被用来引导行为规范。同时制度也是社会博弈的游戏规则，为社会交互提供一个确定的结构。“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向往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必须注意到本邦实现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的政体。”[22]这也指出了要在现实基础上建构政治制度，以及建构适合国情的政体。那么它以什么的名义制造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力，实现国家对文化活动的操纵力呢？意识形态好比一张桌子，在这个桌面上其实正在进行着一场确立地位的比拼，即通过创造新的内涵来争取更多利益与话语权。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价值取向是要建立王道政统，其核心思想就是“修齐治平”，即中国的政治文化在于执政者自身素质的提升。从西方政治制度理论视角来看制度，其内涵实则是更加宽广的。“行为规范、准则、惯例等都被看作是制度，还有一些属于思想的内容如信念、符号、认知模式等”[23]，也都被赋予制度的内涵。《现代汉语词典》对“制度”一词的释义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规则和准则。在第一层意思的生发下，第二层则是依据历史环境形成的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即制度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学者大多数均认为制度是行为规范的规则。因为制度规训人们，同时又被人们选择和决定。中国现代政治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把全民共促发展、共享繁荣、共治国家的小康社会作为制度改革和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如此一来，制定制度时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是通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福。在经历过革命以及建设的成败磨砺之后，中国共产党表现出非凡的使命感，甚至是惊人的能力与智慧。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领导和有效实践，“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价值合法性、制度有效性以及事实合法性之间的动态协调和内在统一”[24]，这将确保系统仍能保持高效率的改革开放，不仅不动摇，而且得到更全面和完善的整合。

“在每个国家中都应当根据当地的情况和居民的特点，这两者所产生的关系而加以调整；每一个民族都应当根据这种关系制定一个特殊的制度体系。”[25]这就是说每个民族以及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建立自己的制度与体系。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以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本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汇集了各种中国元素，具有极强的中国个性，而这同时也是中国故事的政治框架。

我国古代律法讲究礼法兼治、天人合一、重义轻利，而这在精神层面上也是为了追求道德教化、秩序和谐以及维护君主统治。但是，中国古代律法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力，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如今中国制度和法律的现代化已经孕育出了现代法治信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不得不提的是，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并理解，每个制度都各有利弊。“任何一套制度都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是长期不变的、永存永续的，都有其存在和发挥的作用的时空限度。”[26]法治与制度不断更新完善，必将成为中国故事文化符号中的“硬文化”，也能为文化符号系统的更新做出贡献。

（三）物质：一级符号唤起经济身份认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历经九十多年的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将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建设成为如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使得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了城市改造，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成了消费主义的国际大都市，同时兼具文化中心的地位。承载了城市记忆的建筑，成了新的文化象征与代表。例如，北京前门大街、四合院、上海城隍庙、石库门、广州关西老街以及天津五大道洋楼等，还有很多被现代工业艺术选中用以呈现传统意象的地方，如重庆的洪崖洞就是动画影片《千与千寻》的取景地，再如《大鱼海棠》中海与天的连接处，其原型就是福建土楼。征用城市内的传统空间，形成更被认可的价值观。例如，在建筑中，也反映了各个民族深层次的思想意识结构，反映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特征。《黄帝宅经·序》中这样说道：“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无能悟斯道也。”可以看出古人眼中的建筑物，不仅是连接阴阳的生活场所，还同时承担着维持“礼”序的责任。因此中式传统建筑常见飞檐画栋、敷金镂银。这些沉稳繁复的建筑表达的是“权力”“权威”“皇权”“天人合一”等政治哲学信息[27]。所以，在不同地域的文化符号系统中，符号的呈现方式会有不同，这是因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差异会直接体现在符号表征上。

同时中国的科技也在迅猛发展，中国的科技成就也成了中国对外介绍自己的一张名片。我国的高铁科技已经处于世界前沿，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显著扩大，获得了全世界的好评。同样中医养生理念的流行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复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巩固了中国农业科技的地位，一系列科技成果也带来了经济飞速发展。科学和技术领域也是一个大型系统，包括数学和天文学体系、地球科学、农业科学与技术以及水利工程。医药、各种制造工艺（如冶铁、制瓷、造纸、纺织等）、建筑、交通运输等各类科技及其科技著作、科技思想、科技成果都被纳入中国科技故事符号系统，科技成果也是十分显著的中国故事符号元素。

（四）生活：无形力量助推文化符号传播

中国故事是对中国人生活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及其过程的回忆、观察或想象进行符号化的概括。它可以直接呈现中国人生活的价值系统。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面对来自方方面面（自然、社会、自我等）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将价值观融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是生活的符号化结晶。中国故事可以是纪实性的，也可以是虚构性的，还可以是纪实性与虚构性相交融的。作为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叙事或叙事行为的结果，故事是人类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过程的记录形式。中国故事正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存、多民族共生的记录形式和过程。这种表达方式主要是神话、传说、音乐、舞蹈、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绘画等不同类型的艺术。

民俗生活是流传在特定民众群体中的生活，其看不见的规矩与模式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民众的行为，并产生出了大量的中国故事符号。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俗文化也因此更加丰富，纷繁复杂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描绘了中国人千姿百态的生活图景，同时也传达出国人对生活独特的理解与追求。正是由于民俗活动的“接地气”，使得活跃在民间的传播行为也往往给人以真实亲切感，在跨文化传播中民间组织的传播被认为可信度更高，这也是因为民俗文化或生活类传播大部分与体验结合，多感官、高层级的传播也往往更具说服力。

总体来说，生活方面除了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还有现当代社会生活中各种中国特色现象。“传统中国”的文化符号，是连接现当代中国和前现代中国精神价值的黏合剂，无论是孔子，还是这位“大成至圣先师”及其弟子所著的《论语》，甚至是夜幕之下大妈跳的广场舞，都被看作是“中国元素”。文化旅游作为地方经济增长点，也显示了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再次被作为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软实力以及差异性的多元标识。文化因为其独特性，成了能够鉴别其民族国家特殊性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