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四个维度

一 国家文化影响力的生成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准确，战略上策划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就大有希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仅仅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高度重视并提出了发展路径。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环。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了解当前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状况，分析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制约因素，才能找到实现任务目标的有效对策。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强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到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文化自信”，并且首次用“三个更”形容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充分说明文化自信在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提出三个自信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强国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大思路，主要包括培育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等。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稳固“根基”的大思路，主要包括“一条道路”“一项改革”“四个自信”“四种形象”“树立四观”：“一条道路”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项改革”就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四个自信”，就是“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四种形象”，就是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树立四观”，就是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形成了当代我国文化强国的宏观战略构想，这也是本课题构成的基本前提与研究方向。

我国在对外交流中对文化的关注度提高，尤其是有目标、有方向、有规划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近些年的事。文化交流由原来的主要引进来，转变为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攀升，中国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走出去”政策的基本思路和框架，2005年和2006年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与政策。2010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要求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文化部制定了《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2011—2015年总体规划》。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将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手段。中共十八大报告重申：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发展中华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中国的发展进步与新世纪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使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扩大。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近年来，中国通过广泛传播独特的文化来提高吸引力和影响力，使中国软实力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大，国际话语权不强。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没有受到相应的礼遇，相反负面声音不断，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困扰。这主要是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

首先，在目前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资本主义文化是主流文化，西方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并积极向世界拓展，增强控制权。中西方文化和传统差异明显。如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价值的理念；中华文化却推崇“和合”思想，重视求同、中庸、仁义、和谐等整体性诉求，强调个人对整体的义务、责任与担当。欧洲民族主义认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中华民族融合，多元一体。中国人的传统政治理念中个人德行重于法律制度；西方重法治。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一方面把中国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制度和体制，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其实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价值，而是专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推行的是一种文化霸权、思想征服。这反映了文化在本质上是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传统意识形态观中，在西方的语境里，“共产主义”是恐怖、专制、集权的代名词。由于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媒体至今仍惯用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他们往往从一些政治性文化问题入手，频频发起攻势。”人权、宗教、环境等问题一直是某些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的砝码。

其次，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百年来的探索进行总结，提出了“洋为中用”的理念，但由于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没有真正实践的机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对外文化交流，主动融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现代观念和文化成果。中国再次大规模学习西方文化，一方面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养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西方的话语垄断下，中国经典被遮蔽，中华文化被忽视。不少人在学习西方时，迷信“西学”，对中华民族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渐渐生疏，不关照中国的现实。中国当代通行的文化理论大多从西方“拿来”，照搬西方的话语框架和研究方法，缺乏本民族的东西，缺乏文化理论创造的心态，由于生吞活剥，缺乏自主创新，流行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解读中国，理不直气不壮，找不到文化自信；更有甚者，一些人“挟洋自重”，将西方的价值观视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治世良方”而大肆渲染。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又一定程度上存在简单化、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结果“一是至今尚未更深入有效地利用西方现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展开我们的文化价值解释；二是我们所说的一套文化价值大都仍不被西方接受”[2]。

最后，国内现有的文化建设不够。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如在发展中也同样出现了普遍重视技术经济而忽略人文精神的现象，生活中神圣的东西被消解。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物质享受欲的泛滥，又进一步衍生出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如大众层面的道德滑坡、诚信危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这些不良现象影响国家形象。文化传播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认同，好的作品应当给人以信仰的力量，目前的中国文化还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