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外力对于重大事件的进程，可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效用。这一现象，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特别明显。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联共（布）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作为外力的共产国际、联共（布），其与中国革命的互动关系，自然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兴起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此前，因国际环境和其他因素的限制，国内的研究几乎空白。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虽然起步较早，但因各自立场不同，观点大不一致，前者强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错误，后者则突出其中的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学术禁区的打破、相关资料的编辑出版，相关研究步入繁荣阶段，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和高质量论文先后问世。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当数量的档案资料随即首次解密。其中，最使中国学术界感兴趣的便是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编辑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互动关系的档案文献。其中，关于中国大革命的绝密档案有473份，几乎全部属于首次公布。编者指出：“这些文献资料对科研工作已经关闭了几十年，这次开放为汉学家使用新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可能性。”过去长期以来，这一批绝密级的文件被封锁着，就算是俄罗斯学者，也只窥其斑而不见全豹。
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种种决议、决定作用于中国革命，不外三种方式：一是“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二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三是通过这些顾问、代表影响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从而得到贯彻。在这其中，代表、顾问自然就成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之间的桥梁，代表、顾问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往往成为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风向标。大革命时期，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主要有四人：马林、维经斯基、加伦、鲍罗廷。本书选取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为研究对象，力图透过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的行为，分析外力作用下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走向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一度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学术界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雅各布斯著《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台湾学者蒋永敬著《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中国大陆学者丁言模著《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秋实著《解密档案中的鲍罗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曾成贵著《弄潮：鲍罗廷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蒋永敬对鲍罗廷大加鞭挞，其笔下的鲍罗廷简直就是一个玩弄权术、不讲信用的阴谋家，《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中第一个大标题就是“鲍罗廷劫持武汉政权的经过”。所以，有学者指出：“蒋永敬在台湾出版的他的著作《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将鲍罗廷讲得一无是处。”[1]不过，该书运用了台湾存有的有关中国国民党的大量资料，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还需要说明的是，该书集中阐述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对于1923年鲍罗廷来华至迁都武汉之前的情况，该书没有涉及。虽为西方学者，丹尼尔·雅各布斯在其所著《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一书中，则没有上述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当时西方记者将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描绘成一个疯狂的世界，将鲍罗廷视为“危害中国的罪魁祸首”，丹尼尔·雅各布斯认为这是一个“凭空捏造”的“谎言”，而鲍罗廷“蒙受了不白之冤”（该书作者序和正文第242页）。该书一共十八章，其中前八章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与中国革命无关，写的是鲍罗廷来华之前的种种经历。丁言模所著《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非常重视过程和细节的叙述，其中有关鲍罗廷随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行程和鲍罗廷回国路途的描写最为明显。“该书资料翔实，立论公允，视角新颖，文字优美。”在当时档案资料没有解密的情况下，该书“系统地记述和评论了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可称为一本填补空白的力作”[2]。张秋实著《解密档案中的鲍罗廷》中“详细披露了鲍罗廷克服种种鲜为人知的困难，推动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以及助推中国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的复杂过程，并对鲍罗廷在中国的传奇经历和重要作用作了深刻阐述”。“该书从章节上设置了细密框架，向读者呈现出鲍罗廷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政治人生，体现了作者构思的精心妙意。随着文字的深入展开，珍贵图片配合安排，也有相辅相成之效。”[3]曾成贵所著《弄潮：鲍罗廷在中国》，是作者几十年心血的结晶。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作者就多方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开始了对鲍罗廷的研究。“该书以中国大革命舞台为背景，运用历史考证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刻分析了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作者“秉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坚持论从史出，通过对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的思想、行动的深度分析，向人们更清楚、更真实地揭示展现了大革命之花从含苞、怒放到衰败的复杂面貌”[4]。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原名迈克尔·格鲁曾伯格，又称格鲁金伯尔格、迈克尔·马尔克维奇·格拉森堡、格鲁津贝尔格、格鲁森堡、戈鲁津别尔克、迈克尔·鲍罗廷、布兰特温等。曾经在鲍罗廷直接领导下、在中国工作了一年多时间的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这样写道：“鲍罗廷是老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仪表堂堂，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对他肃然起敬。他平静、专注而饶有兴味地看着对谈者，下垂的胡子下流露出笑意。革命前俄国工人就留这种胡子。他脸上直爽而真挚的表情颇引人好感。他举止自信、矜持。当时，鲍罗廷已年过四旬，但看起来显得年轻。他身材很高，穿着制服上衣和散腿裤子。他的嗓音低沉、浓重，和他高大而微胖的身躯很相称。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步履轻松、有力，上身略向后仰。他乌黑但已开始脱落的头发分了一条偏缝。”[5]
1884年7月9日，鲍罗廷出生于俄国西部维切布斯克省亚诺维奇的一个犹太后裔家庭。幼年时移居拉脱维亚，后进当地俄语学校学习。很小即当内河船工，在河流中放圆木。1900年，参加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从事推翻沙皇的活动。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和创办《火星报》期间，同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发生了联系，并批评这一组织的狭隘眼界。鲍罗廷听从了列宁等社会革命党人的召唤，于1903年毅然脱离原在的犹太人组织，投身于列宁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中，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为列宁的追随者，属于布尔什维克党派，从此开始了地下革命者的艰辛生涯。鲍罗廷很快赢得了列宁的好感，并且十分被看重。当时鲍罗廷用基里尔的化名主要在里加活动。
1904年，鲍罗廷被派往瑞士从事党的工作。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在圣彼得堡冬宫广场向示威工人开枪，打死打伤数百人，酿成“黑色星期日”。鲍罗廷带着作为列宁代理人的委托状和给里加党组织的指示，于1月底离开瑞士，回到里加。在反对沙皇“十月宣言”的斗争中，鲍罗廷成为里加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里加工作的半年时间里，鲍罗廷使过去弱小的革命组织迅速壮大。因此，在1905年底，鲍罗廷代表里加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出席在芬兰塔魔尔福斯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并被列宁指定为会议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当时，他们都是地方党组织的代表。
1906年，鲍罗廷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沙皇秘密警察逮捕；法庭审判释放后，于1907年移居美国波士顿。在波士顿，鲍罗廷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在夜校开展革命活动，并创办刊物《美国工人》。1908年，鲍罗廷来到芝加哥，为俄侨组织了一所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政治学校——“进步预备学校”，同时参加了美国社会党，担任“帮助俄国政治犯协会”的财务主任职务。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鲍罗廷于1918年7月从美国回到俄国，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列宁很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他，并作了长谈。这次会面便产生了列宁的《致美国工人的信》，鲍罗廷被委托为信使。此信开头写道：“同志们：有一个参加过1905年革命、后来在你们国家住过多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向我建议，我的这封信由他带给你们。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美国革命无产者正是在目前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新最强的、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全世界各民族间的大屠杀的帝国主义。”[6]信中的这个布尔什维克就是鲍罗廷。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说：“这是千钧重托。鲍罗廷在美国是知名人物，有人已怀疑他的背景。为谨慎起见，鲍罗廷不得不假道欧洲，把信交给另一个在美国居住多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一艘美国远洋轮船上当司炉的п·и·斯廖托夫（特拉文），再由此人把信件按地址转达。以约翰·里德为首的美国同志广泛使用了这封信。”[7]
1919年3月，鲍罗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各国的实现而斗争。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要通过地下工作者去完成这项使命，鲍罗廷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会后，鲍罗廷被共产国际派到美洲，化名布兰特温，成为共产国际派往美洲国家的第一个使者。1919年夏初，鲍罗廷到达墨西哥。在这里，他遇见了日后在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发生意见分歧并与之激烈争论的罗易，并引导罗易推动墨西哥社会党转变为共产党。
1920年，鲍罗廷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会后，经柏林返回莫斯科，继续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并把列宁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翻译成了英文。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描述说：“鲍罗廷为人十分谦逊，从未过分渲染过他曾和列宁共事。只是有一次，米哈依尔想帮助我推敲汉语的译法，才谈了他是如何根据列宁指示翻译了一部列宁著作的。如果不错的话，就是那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我着手翻译列宁的小册子时”，鲍罗廷说，“很想一字不易地翻译列宁的原著。当然，如果逐字硬译，我是弄不出任何名堂的。译出的英文显得晦涩难懂。我很苦恼，虽然又下了一番功夫，还是没有起色。列宁几次问我的工作进展怎样，最后大为惊讶：‘怎么回事，基里尔同志？你是通晓英文的呀，怎么拖延这么久？’我向列宁说明自己的难处。列宁笑了。他说：‘这大可不必，您这是徒劳。您想用什么词，就用什么词，只要原义清楚，别人明白就行了。’”[8]
1921年1月，鲍罗廷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柏林的特使。1922年2月21日至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体会议召开，鲍罗廷为英国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共产国际》杂志英文的编辑工作。之后，他化名乔治·布朗，作为密使被派往英国。是年3月，由哈里·波利特、帕姆·杜德、哈里·英克平组成的委员会，在鲍罗廷的指导下，承担改组英国共产党的任务。10月，改组计划在巴特西召开的党代会上通过，这一计划为一个仅有3000名党员的党规定了一套极其复杂的组织机构。经过改组，英国共产党的机构由原来的各自独立的松散的联盟式结构变成一个集中的、有纪律的共产党。在英国工作期间，鲍罗廷还调查了英国工人罢工问题，并公开发表《大背叛的历史》一文。其一系列活动引起英国当局的注意，在8月的时候，鲍罗廷在格拉斯哥被捕，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刑满释放后，被遣出境，返回莫斯科。
接下来，鲍罗廷面临着一项重大使命——前往中国，出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是斯大林的建议。斯大林在1923年7月31日电话征询了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1）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星期四与加拉罕同志一起赴任。（2）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3）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4）责成鲍罗廷同志定期向莫斯科送交工作报告（尽可能每月一次）。”[9]
当被中央委员会召见，被告知此项任命时，鲍罗廷显得非常吃惊，认为这“完全出乎意料”。后来在国民党二大的开幕式上，鲍罗廷提及此事。他说，在来到广东之前，“我不知道我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将要做什么工作，所以我到这里来，并不是我本来的志愿，但我终于来了。终于来的缘故，第一个原因是你们的领袖和我们的领袖间有一种谅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的一种义务”。四年以后，鲍罗廷离开中国大革命，回到莫斯科后，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说，当时“对中国的事情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至少不比其他国家事情的兴趣大”，“没有关于中国的任何像样点儿的书籍”[10]。
不过，鉴于鲍罗廷多次在国外如瑞士、美国、英国工作的经验，鉴于他以往表现出的独立自主处理问题的能力，鉴于他一口流利的英语以便与孙中山直接对话，等等，选择鲍罗廷就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宋美龄这样评价鲍罗廷：“他是一个很适合向那些外派或返回世界各地不同岗位上同志演讲、解说阐明、指导及传播政策、战术和策略的老手……是一位惯于在秘密集会压力下工作的人。”[11]就这样，鲍罗廷踏上了赴华的路途。
鲍罗廷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驻中国，担任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顾问，对中国共产党亦负有重要的指导责任。鲍罗廷通过对孙中山个人施加影响，利用出席各种各样的宴会、招待会、欢迎会的机会宣传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性，积极发挥共产党的作用等对国民党改组施加积极影响；随后鲍罗廷协助黄埔建军，协调中苏谈判，应对国共合作中纠纷，协助处理商团事件、国民党右派“廖案”省港大罢工，支持孙中山北上，帮助筹组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等等。可以说，中国大革命时期，处处有鲍罗廷的影子。鲍罗廷曾经作为“革命分子”，在美国、英国、瑞士、芬兰等国家活动过，然而，在1951年鲍罗廷去世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追忆文章，大部分内容只是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可以想见其人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密切程度。孙中山在1924年2月16日致契切林的信中说：鲍罗廷“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12]。就连苏联人也承认：“孙中山非常尊重鲍罗廷。合作共事和私人友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常说聘请鲍罗廷来，是为了向具有丰富的党的工作经验的俄国革命者学习，希望所有的国民党党员都要以他为榜样。”[13]在另一个重要人物蒋介石那里，鲍罗廷也一度很受重视。1926年3月24日，布勃诺夫使团成员之一的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ев，Н·В·）给加拉罕的信中说：鲍罗廷“在蒋介石那里确实享有非同寻常的威望”。1926年7月26日，蒋介石与留守后方的将领谈话时告诫说，今后在政治问题上，应该向两个人请教，一是张静江，一个便是鲍罗廷。蒋介石夸耀鲍罗廷说：“自总统（即孙中山，引者注）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14]可见，研究中国大革命的历史，鲍罗廷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人物。
围绕本书的研究主题，本人断断续续作过一些研究，也发表过一些小文章。在此基础上，本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力求使历史描述接近真实；在史料运用上，力求做到翔实；在整体布局上，力求做到突出重点、涉及其余。力图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分析：鲍罗廷在国民党改组中尤其是在促成新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一大决议内容中的作用、国家联络委员会中的处境、支持孙中山北上的周折、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的争论、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收回汉口英租界中的努力、武汉政府北伐与东征的戏剧性转变等。
[1] 元邦建：《鲍罗廷在广东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
[2] 王德京：《〈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评介》，《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 曾成贵：《读懂鲍罗廷往事复清新——读张秋实〈解密档案中的鲍罗廷〉》，《学习时报》2014年6月9日。
[4] 周利生：《潜心研究还原历史——评曾成贵著〈弄潮：鲍罗廷在中国〉》，《文汇报》2015年2月9日。
[5] [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118页。
[6] 《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7页。
[7] [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约翰·里德（JohnReed，1887—1920），美国工人领袖，美共党员。
[8] [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120页。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266页。
[1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463页；[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11] 宋美玲：《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4页。
[12] [苏]M.C.贾比才等：《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张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13] [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