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仁秀时期渤海国的中兴
大仁秀是大祚荣的弟弟大野勃的第四世孙、大嵩璘的堂兄弟。尽管大仁秀是旁系王族的子弟，但其治国才能丝毫不逊于大钦茂，其武功也远胜于大武艺。
文王死后20多年中政局的严重动荡和秩序的极度混乱，不仅削弱了渤海政权的统治基础，导致了王国的中衰，也大大削弱了其对所属诸部的控制，因而出现了离心的趋势。与此同时，南邻新罗倒像是出现了复兴的兆头，竟有条件出动大量甲兵助唐平叛，或多或少地打破了南北对峙中的实力平衡。这一切既影响着渤海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也对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面临如此复杂险恶的国内外形势，当务之急就是稳定局面，恢复秩序。大仁秀深知，要想保住王位，首先必须借助于唐朝的支持，于是以“知国务”的身份，遣使朝唐“告哀”并请求封册，也就是“元和十三年（818）三月，渤海国遣使李继尝等二十六人来朝”[3]。同年五月十八日，唐朝决定“以知国务大仁秀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都督，渤海国王”。
大仁秀即位后，努力调整并缓和了因王位之争而导致的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还做到“礼仪立身”[4]，“俗传礼乐，门袭衣冠……其仪不忒，执德有恒”[5]，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治理国家，并完善了以三省六部和品阶勋爵制度为基础的各项封建统治制度。他还采取了若干有利于稳定的措施，诸如重新确立嫡长子继承的制度，恢复王族内部的宗法关系，调整王廷内部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积极提拔和大胆使用贤良干才，从而调动起统治集团中多数人的积极因素。结果在较短的时间里，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扭转了此前中衰的局面，并使国力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增强。
在稳定渤海国政局的基础上，大仁秀果断进击，“南定新罗，北略诸部”[6]。
渤海与新罗的关系曾长期不睦。此前，八九世纪之交，渤海与南邻间的紧张形势虽由于新罗使者的到来而相对缓和，但原有的敌对情绪并未消除，潜伏的矛盾和危机照样存在。又由于新罗的长期动荡不定，虽在此前一度出现复兴的兆头，但不久就又发生了内乱，“州郡大饥，盗贼蜂起”，许多人不得不跑到唐朝境内的浙东一带“求食”，严重削弱了新罗政权。这也就给大仁秀的“南进”提供了机会。所谓的“南定新罗”之役，实际上发生于元和末年，即819年至820年初。尽管其具体情况失载，但以新罗的失败而告终当无疑义。渤海国打败了新罗，迫使其不得不“筑
江长城三百里”[7]（
江即今朝鲜之大同江），处于守势。
“南定新罗”之后，大仁秀又开始“北略诸部”。据《新唐书·渤海传》载：“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此处所说的“海北诸部”，究竟指的是哪些部落呢？文中的“海”，应为今中俄交界地带的兴凯湖。兴凯湖西南距上京龙泉府城数百公里，其周围地区特别是北面的三江平原一带为历史上靺鞨诸部落及其先民分布之地，从地理方位上看大体上在“海”之“北”。“海北诸部”的具体所指，自然就是南黑水靺鞨诸部，也即《新唐书·北狄传》所提到的拂涅、虞娄、越喜、铁利诸部。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西抵室韦，南北袤二千里，东西千里，基本上都在渤海国以北及东北方面，地域十分辽阔。以前，这些部落或部落群虽曾不同程度地被大武艺和大钦茂父子陆续征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但是，经过大仁秀的“北略”和“讨伐”之后，这些部落或部落群皆“不复与王会矣”[8]，即已完全失去了直接贡属唐朝的资格而为渤海政权所“役属”。当然，这些部落或部落群所分布的地域也就成为渤海的“境宇”。征服了黑水靺鞨，令其臣属于渤海国，最终实现了大武艺时期梦寐以求而未能实现的战略目标。
大仁秀在位期间，渤海国的疆域已空前扩大，其范围大致南以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之龙兴江）为界与新罗接壤，北与黑水靺鞨相邻，西迄契丹，东至今日本海，已达“地方五千里”。在“开大境宇”[9]的同时，大仁秀又加强了对新占领地区的管控。此前，这些地方尽管也曾被渤海所征服或兼并，但大体上仍分别由所在之部或部落的大小“酋”“帅”以部落组织体制的形式进行管辖，当然也就不同程度地具有离心倾向而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为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大仁秀决定在这些地方普遍设置府、州、县，即以行政机构取代原来的部落组织体制，这就是所谓的“开置郡邑”[10]，确定名称，从而健全了京、府、州、县制度。后来，大仁秀又进一步地全面调整和划一了地方统治机构，于是有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及一百三十多个县的建制，最终形成了“海东盛国”的空前规模。
大仁秀尤其重视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当他准备遣使入唐谢恩之际，正值押领渤海的边州长官——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与朝廷关系急剧恶化之时，双方刀兵相见，朝唐之路受阻。直到李师道之乱平定及薛平被任命为淄青平卢节度使即新渤海押藩使后，朝唐路复通，大仁秀才于元和十四年（819）冬遣使朝献，于翌年闰正月到达唐朝，具体使命一是对唐廷的册封表示谢恩，并献上贡物和礼品以维持同朝廷间的情谊；二是“述职”，即奏报即位一年多来所取得的政绩。刚刚即位不久的穆宗皇帝显然感到满意，因下旨“加大仁秀金紫光禄大夫、简较（检校——笔者注）司空”[11]。其后大仁秀又多次遣使朝贡。到唐敬宗宝历年间（825—826），大仁秀仍然“比岁修贡”。太和元年（827）四月，文宗在麟德殿接见渤海使者11人，对他们“宴赐有差”[12]。总之，大仁秀对于入唐朝贡非常重视，其在位期间“元和中，凡十六朝献，长庆四，宝历凡再”[13]，朝唐总共达22次之多，真正做到了“祗命奉章，礼无违者”[14]。
大仁秀另一重要政绩，就是扩大了对外的交流，这主要表现在对日关系方面。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秋冬之交，首派李承英等出使日本。唐穆宗长庆元年（821）秋冬之交，又派出以政堂省左允王文矩为首的使团聘日。长庆三年（823）十一月，派出高贞泰率领的101人使团第三次访日。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十二月，派出政堂省信部少卿高承祖率103人组成的使团第四次访日。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冬，再派王文矩率百余人第五次出访日本。在上述5次出访过程中，大仁秀同此前诸王一样坚持了渤、日对等的原则，没有也不可能称藩或事大于日本，也不肯接受日方12年一聘的约束，因而双方常因国书体例不合或聘期未满一纪（12年）而产生矛盾。即便如此，频繁的访日活动，即使渤海扩大了同日本间的文化交流，也从中获得了许多经济上的实惠。
由于大仁秀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十分有效，所以他在位期间，渤海国不但由中衰转为中兴，而且还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