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海东盛国”时代的开启和延续
渤海国在历史上被誉称为“海东盛国”。遍查浩如烟海的大量史册，在古老神州历史上先后涌现的诸多周边政权中，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能像渤海国这样，获得过如此高的赞美。当然，渤海国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够获得这样的赞誉的。那么，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进入“海东盛国”时期的呢？这一局面又延续了多长时间呢？因有关文献的记载不尽相同，这里有必要做一番考辨。
前述的朝鲜史书《三国遗事》曾载：“渤海，本粟末靺鞨，至其酋祚荣立国。自号震旦，先天中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开元七年祚荣死，谥为高王。世子袭立，明皇赐典册袭王，私改年号，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即实际上认为从武王大武艺之世便已进入了“海东盛国”时代。但这绝无可能，因为武王之世虽“开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呈现出兴盛的状态，但国家刚刚建立，基础还不够巩固，实力毕竟有限。
《东国通鉴·兴德王》则谓：“（兴德王）五年，渤海王仁秀卒。仁秀，祚荣弟野勃四世孙也，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唐诏加检校司空。自祚荣以来数遣诸生诣京师大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即认为到宣王时期已是“海东盛国”时期。但这也不太可能，因为，当时虽“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进一步扩展了疆域并使其国获得“中兴”，但毕竟刚刚结束了此前的混乱局面，而且多次用兵也过多地消耗了国力，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负面作用。
我国史书《辽史·地理志二》称：“十有二世至彝震，潜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即认为到大彝震时期（830—857）已成为海东盛国。以情理言之，此说接近实际。因为确如前文所述，当时在宣王“中兴”的基础上，大彝震努力重振朝纲，革故维新，发展经济和文化，确使渤海王国跨上了新的台阶。大彝震以世孙的身份继祖父嗣立，改元咸和，并以权知渤海国务的身份遣使入唐告哀和请求册立。大彝震即位后，进一步完善了渤海国的军事机构，建置了包括三省、六部、十二司及诸台、寺、监、院、局、署在内的全套行政建制。在地方则形成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及上百个县的京府州县制度。他还一再遣使臣入侍朝贡，派留学生赴唐都长安“习识古今制度”[15]，与唐朝更加亲睦和好。在频繁朝唐的同时，渤海也和邻近的幽州节度使衙进行聘问。
大彝震在位年间，渤海社会呈现出相对繁荣昌盛的局面，经济确实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海内外贸易方面表现得相当突出。当时渤海地区的各种物产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运销内地，而内地的产品也以不同形式流入海东地区。山东的登州（今蓬莱）成为渤海与中原内地进行官方交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大量土特产品经过海上运到这里，进行集散。另外，渤海客商或内地商贾也在这里将内地的各种产品装运上船，扬帆运往渤海国境内销售。登州城内设有“渤海馆”，专门接待渤海的往来贡使、商旅和各色人等；在登州外港的青山浦则不时有“渤海交关船同泊彼浦”[16]，都反映了渤海商队的规模和等待交关市易的盛况。除一般的土特产品外，渤海输往内地的还有马匹和熟铜等。其中名马在登州、青州等地的交易“岁岁不绝”。而《册府元龟·互市》中关于开成元年（836）六月有“淄青节度使奏……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的记载，这是渤海熟铜出口到山东半岛一带并受到欢迎的明证，是知当时渤海的炼铜业已有相当发展，自给有余并外运销售，标志着其生产水平较前一时代有了发展和提高。随着社会积累的不断增加和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当时出现了“拟建宫阙”[17]的盛大举动，并集中地体现在上京宫殿和城池的扩建方面。据考证，当时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和布局，对原来的上京旧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扩修、建筑，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则是将第一次为都时和中京西古城、东京八连城大小接近的原城址完全变成了王室所在的宫城，同时在宫城周围又修筑了王城和附属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安排居民区里坊的郭城”[18]，结果使上京龙泉府忽汗城的规模更加宏伟壮观，成为当时东北亚地区屈指可数的通都大邑。但即便如此，大彝震时期也仅仅是开始迎来“海东盛国”的局面罢了，并没有发展到渤海的全盛阶段。
《新唐书·渤海传》载：“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锡立。咸通时三朝献。初，其王数遣诸王子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玉海》卷153《朝贡类》也称：“咸通三（朝献）。初，其王数遣诸子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遂为海东盛国”，都说的是“咸通”（唐懿宗李漼的第二个年号，860—873）年间，渤海“遂为海东盛国”，时值渤海大虔晃之世（857—871）和大玄锡在位初期（871—873）。也就是说，到大虔晃之世和大玄锡在位初期，渤海进入了“海东盛国”的发展阶段。由于这两部史书成书时间较早，距离渤海存在时期较近，故其记载相对可靠；又鉴于从大虔晃时期起到玄锡之世初期，国内外的环境相对安定而获得了长时间的和平发展，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繁荣富强的局面，使当时的渤海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并在与周邻接触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自信，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也确实提供了这方面的重要线索。一是咸通十三年（872），渤海人乌炤度在唐京宾贡及第，而且名次排到了新罗人李同之前，虽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渤海的文化水平已经赶上或超过了新罗，但情况显已发生了有利于渤海的变化无疑。这使新罗人感到震撼，乃至视为国家的奇耻大辱。反之，渤海人的反应虽然不像新罗人那样敏感和强烈，却也开始在心理上居于优势。唯其如此，当天祐三年（906），渤海国相乌炤度朝唐之际，才会因为其子乌光赞与新罗人崔彦撝同科宾贡及第而名次在彦撝之后，“表请”于唐廷曰：“臣昔年入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今臣子光赞宜升彦撝之上。”尽管唐廷以彦撝“才优、学赡”为名而“不许”[19]，即拒绝了他的要求，但却表明当时某些渤海上层人士确实感觉到渤海在文化方面已不再低于新罗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二是发生于乾宁四年（897）七月的“争长”事件，即贺正的渤海王子大封裔上书唐廷，“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即要求将渤海在朝会中的位次排到新罗之前。尽管由于昭宗本人的亲自裁定：“国名先后，昔不以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20]，从而使渤海人的请求落空，但却进一步表明在双方的长期对抗中，渤海的国力确有可能超出新罗之上，或至少在渤海人和唐廷看来已出现了渤海强而新罗弱的趋势。三是渤海人在同日本人的接触中也大体上发生了类似的情况，9世纪以前，日本人在同渤海的交聘中明显具有“大国意识”（或称“中华意识”）而视渤海为其朝贡国；反之，渤海方面虽一直在坚持对等外交的原则，但出于捞取实惠的考量，有时也不得不在政治方面做出些妥协和让步。但到9世纪以后，情况似乎发生变化。首先，体现在“诗宴”外交中，如有学者所指出：“若以时代顺序追溯与诗文联欢有关的史料，就可以看出9世纪前半叶双方给人的感觉是对等的，但是到9世纪后半叶，却让人产生日本一方逐渐被渤海使压倒的印象。最好的实例就是日本元庆六年（882）为来日的渤海大使裴颋举行的诗文联欢会……由此可以看出裴颋作为诗人所占据的优越地位”，即“在那种场合，渤海文人容易占上风，而日本文人却不得不甘拜下风”[21]。其次，在这过程中，渤海人的大国意识显然也在增长，这从日渤交往末期日本人大江朝纲与渤海使裴璆的一段交往中可以得到反映。据日本古籍《江谈抄》卷6《长句事》收录的大江朝纲所作《夏夜于鸿胪馆饯北客序》中“前途程远，驰思于雁山之暮云；后会期遥，霑缨于鸿胪之晓泪”四句后注云：“此句[让]渤海之人[按指裴璆]流泪叩胸。后经数年，问此朝人曰：‘大江朝纲至三公位乎？’答云未也。渤海人云：知日本国非用贤才之国云云。”有学者据此认为：“从这一席话可以看出两种意识。其一，通过渤海人表示了对朝纲文才的称赞，而在日本，渤海人的评价是具有权威性的。换言之，在日本人看来，渤海人在文化方面居于优越地位。其二，从渤海人的话里还可以看出，他们把本国视为‘任用贤才之国’，而把日本看作是不能任用贤才的落后国家”；故“可以看出，9世纪后半叶，渤海渐趋‘中华’化，而日本却渐趋‘夷狄’化，二者成为明显的对照。鉴于这种情况，持有中国式价值观的渤海统治阶层，如若不以‘中华’自居，不把日本视为‘夷狄’，那是难以想象的。开头引用裴璆的插曲正是为这一推测提供的宝贵证据。渤海每次都选派值得大书特书的擅长汉诗文的才子聘日，亦是这一推测的又一证据。”不仅如此，对这种“文化”水平方面的差异，当时“双方都有所察觉，于是诗文联欢过程中也夹杂着政治因素，出现了‘文化’上领先者的‘中华意识’以及试图与之相抗衡的意识之间的差别与对立。正因为如此，宴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高潮迭起，正如本稿所述，裴颋与菅原道真、裴璆与大江朝纲等人的结交与相互赞许——这应归因于渤海使一方承认他们具有与其他日本人相异的才能——而被值得大书特书。这就是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华丽的宫廷外交’，这是与从前的状况有所区别的”[22]。当时的渤海人对新罗、日本尚且如此，对其他邻人想必大体保持了同样的心态，无疑是其社会进入全盛时期的重要反映和标志之一。
综上所述，自大仁秀起（818—830），经过第十一代王大彝震（大仁秀嫡孙，830—857，年号咸和）和第十二代王大虔晃（大彝震之弟，857—871），至第十三代王大玄锡（871—893）止，渤海国的强盛国势持续了七十余年，尤其是在大虔晃之世和大玄锡在位初期，渤海国内长时间保持相对稳定，与唐朝继续保持亲睦和好，同日本进一步友好往来，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也随之大大增强，可以说是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繁荣富强的新局面，真正进入了“海东盛国”的发展阶段，被誉为“海东盛国”也是符合史实的。
[1] [日]菅原道真：《类聚国史》卷193，延历十五年四月戊子条，国史大系本。
[2]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65《封册三》，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352页。
[3]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80《通好》，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515页。
[4] [日]菅原道真：《类聚国史》卷194，国史大系本。
[5] [日]菅原道真：《类聚国史》卷194，国史大系本。
[6]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57—458页。
[7] [高丽]金富轼撰，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十》，宪德王十八年秋七月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标点本，第144页。
[8]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79页。
[9]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1页。
[10]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58页。
[11]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3页。
[12]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65《封册三》，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65页。
[13]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1页。
[14] （唐）白居易撰：《白氏长庆集》卷35《中书制诰五》，四部丛刊本。
[15]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2页。
[16]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17]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56页。
[18] 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402页。
[19] [朝]郑麟趾撰：《高丽史》卷92《崔彦撝传》，日本图书刊行会1909年出版，第3册，第57页。
[20] [高丽]崔致远：《孤云集》卷1《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转引自石井正敏《日本渤海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2001年版，第169页。
[21] [日]古畑彻：《渤海的文化使节侧面再探——渤海后期的中华意识、对日意识》，李东源译，载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高句丽、渤海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2001年版，第199—200页；译自《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6，1955年1月。
[22] [日]古畑彻：《渤海的文化使节侧面再探——渤海后期的中华意识、对日意识》，李东源译，载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高句丽、渤海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2001年版，第199—200页；译自《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6，195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