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总体性”的三重维度[1]
赵文[2]
摘要：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总体性”的概念力图“复兴”在现实中遇到诸多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美学、文学批评领域建设“总体性”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尽管作为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此概念之下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努力，但结果却使马克思主义“总体性”隐然不彰。“总体性”是建设作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核心概念，它作为潜体系不仅存在于“巴黎手稿”之中，也以严谨的历史科学的基础形态存在于探索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成熟期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文本之中。“总体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呈现出“人的理想存在”、“历史科学方法论”和文化社会的“世界历史进程”概念的三重维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历史科学；意识形态
众所周知，“总体性”概念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既是这个被贴上“西马”标签的理论流派观察、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又是其理论的集中概括。人们也经常引用“西马”第一代代表人物柯尔施的这一说法，即“总体性范畴，总体对于局部的遍及一切的优越性，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而又才华焕发地把它变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实质”[3]，以证明“总体性”概念是“西马”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的一个理论关键。但如果考察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总体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理论出发点，而且它也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的观点是，“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内部有着独立形态，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美学、文学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构成性作用。就我们这里重点探讨的美学、文艺学问题而言，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概念，是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之间质的区别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是以某种“潜体系”方式存在着的。还在柏林攻读法律期间，他就给父亲写下了这样的话：
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4]
不可否认，这里面包含着明显的黑格尔主义影响，但同时它也足以说明马克思在踏上思考的起点之时是怎样重视整体性思维和总体性的。这种思想会一再地出现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并使他的全部著作呈现出无法反驳的统一性。
一 作为伦理理想的“总体性”
马克思思想的力量在于，它在具有严格科学性的同时，也具有强烈的道义感。尤其是后者使得马克思的思想从其诞生以来，不仅能以科学的力量说服人，而且能以伦理和道德的力量征服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从道义上的服膺开始，进入对马克思科学理论的探索之中。甚至在反马克思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看来，马克思思想的伦理理想的作用也是无法否定的：“如果说这种[传统的]‘基督教’从我们地球的较好的部分的表面消失了，那么，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马克思所带来的道德改革……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的伦理的严谨和它对行动而不是纯粹词句的强调，或许就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矫正理念。这点解释了它的巨大的道德影响。”[5]卡尔·波普在这里只说对了一半。马克思固然在青年时期就坚持人的生存的伦理完美主义，甚至在选择职业时也贯彻了这种伦理完美主义[6]，但更重要的是，这种伦理完美主义毋宁说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导”。在研究科学共产主义可能性的过程中这一“范导”完成了以“善”引“真”的理论功能，使得马克思把“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归还给人自己”[7]确立为自己的理论地平线，最终使马克思本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到《资本论》[8]的全部理论发现就其指明的历史实践方向而言构成了真善美的伦理统一体，就其对资本主义秘密的揭露而言构成了对现代社会的道德批判。
从根本上说，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对自身本性的充分占有就是马克思的伦理理想。
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
在扬弃了私有制的条件下，未来的人的社会是双重和谐，即总体和谐的社会，自然界不仅作为人的劳动对象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成为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而且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完美地实现了和谐的统一，实现了个体为社会而存在的同时社会本身也为个体而存在的统一。特殊的“善”和普遍的“善”相统一是一个历史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人的生存必然地由“善”而“美”。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存条件的美化和人自身生产与再生产的美化也成为必然。在那样一种社会条件下，劳动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本身，成了个体确证自身本质潜能的有意识的活动，并因而成了人类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活动。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分配和占有这一占主导地位的关系，而将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人不仅仅只为了实用目的去建造，而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0]。其结果是，人的劳动本身构成了一个社会历史中介，在其中“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11]。毋宁说，劳动恢复了其“交往”（Kommunikation）的本义，劳动就是交往本身。在这种交往中介之中，个体不仅生产着他自己和别人，不仅在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同时也为别人而存在，更为“本己”的是，个体和自己的关系也实现了总体性的和谐。个体因为与社会恢复了一种“人的关系”，而使自身的一切机能，“视觉、听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彻底获得解放，使自身的社会行为变成真正的享受；个体因为与社会恢复了一种“人的关系”，而使个体在他的每一个活动中都能提升并充分感受他的“感性的丰富性”，从而在实践把握对象过程中体验到自身作为审美主体所获得的愉悦；个体因为与社会恢复了一种“人的关系”，他能在每一次交往中确证“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的和谐关系从而感受到自身作为伦理主体的价值。[12]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怀着理论热情指明理想性社会个体和世界、和社会以及和自己的和谐关系时，明确地使用了“总体性”（Totalität，totality，或译“总体”）这个概念。他说在这样一种人占有自身本质的社会中：
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13]
“在扬弃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自由发展”这种“总体性”概念，并不是“青年马克思”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的表达。相反，在后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马克思越在科学的基础上探明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越清晰地洞见“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控制的秘密，马克思则越强调这种具有现实性的伦理理想，并在后来一系列成熟理论作品中对这一伦理理想一再重申。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劳动分工时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1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历史地科学地分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不是社会主义，而且首先指出真正社会主义所努力的目标恰恰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充满激情的宣言书，马克思必须用激越的词语宣告他的科学发现的话，那么《资本论》及其准备性材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马克思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理想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不难在这些科学文献中，在马克思晚年的著作中发现下面这些描述人的“总体性”的表述：“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16]、“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的条件下“个性得到自由发展”[17]、“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18]、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个人的全面发展”等等[19]。
马克思对人的总体性的强调，对人与社会之间的感性和谐的强调绝不是资产阶级“爱的呓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到《哥达纲领批判》的马克思是一贯的，总体性的实现即“自我异化的扬弃”，“同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20]，作为空前社会化大工业结果的无产阶级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阶级，它在扬弃自身的同时，实现的将是整个人类的总体性。马克思因为科学而雄辩、因为雄辩而有力的伦理“总体性”思想正是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价值论内容。
二 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总体性”
马克思进入科学研究之后，作为“伦理”、“美学价值论”的总体性便成了背景，而科学把握的总体性则成为核心。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境中，科学意味着“历史科学”[21]，在研究历史科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说明，他“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22]。“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构成了一个科学把握的对象总体，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予以概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总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3]
这个概括是比较精炼的总结。在此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对应黑格尔把社会描绘成“大厦”的比喻，借用这个“建筑”的比喻说明市民社会（即生产的社会交往形式）乃是“大厦基础”[24]。既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谈到过：“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5]艺术、道德等意识形态形式是在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可以说，这个结论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提法更接近理论真理，在这里，物质生产不仅仅决定着“国家观念和法”，而且也决定着宗教、道德、科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他们进一步阐述了生产作为历史的基础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因而也对观念、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式等不同层次——具有决定作用，生产借助其物化的表现形式即产品生产着“人对人的社会关系”[26]。对此，列宁评价说：“这段话极富有代表性，因为它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的基本思想的，——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的。”[2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清晰地阐明了他的“基础/上层建筑”总体结构理论。在这里，他们严格地使用“市民社会”一词来定义特定经济时代的物质关系总和，即特定时代的经济基础。[28]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明确使用了“上层建筑”这个概念来指称与“市民社会”、“经济基础”相对的社会意识形式各层面。他们说，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9]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上层建筑根源于市民社会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因而经济基础不仅在客观上决定着上层建筑，而且对科学把握来说，经济基础也是解释、解剖特定经济时期的社会形态的关键。他们提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0]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个“公式”太著名了，但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者所强调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一切特定社会形式中，特定物质生产关系是支配其他一切生产和关系的“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31]，它使其他一切色彩都隐没于其中，使它们的特点发生总体变化。“那些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物质生活”不仅决定着法和国家观念这些离生产关系比较近的上层建筑，而且也制约着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相对“遥远”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诸形式，一句话，物质生产关系也决定着全部“精神生产”的一般特征，精神生产必然（尽管程度不同）反映着它的时代物质生产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32]。如果说，法律、国家观念这些上层建筑形式“硬性”地反映着分配制度、生产关系的话，那么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层面则通过其形式“软性”地反映着由特定物质生产决定的“时代精神”，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再也没有比在艺术和文学的历史中表现得更明显的了。”[33]
另一方面，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个公式中，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式各层面之间又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整体关系，形成了“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34]。马克思指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一文深刻地揭示了“上层建筑”各层面的整体交互作用对历史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在文中马克思指出，尽管“真正的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但在上层建筑舞台上却是丰富多彩的，除了活动着各种政党、军队和法律外，还有各种观念和心理，包括旧的回忆，个人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以及“先辈们的传统”，所有这一切意识形式相互纠缠着、作用着，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作为历史客观条件的一部分左右着他们创造历史时代的走向和结果。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35]
这种“召唤亡灵”的意识形态行动既可以用来实现当代任务，比如17世纪、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包括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学）说着罗马式的豪言壮语，借以调动起改变世界的激情，但也可以借以延续生产力桎梏的继续存在，比如路易·波拿巴导演的历史“笑剧”（想想巴尔扎克笔下的“古物陈列室”就足够了）。
在这种具有系统论意义的“认识模型”中，经济因素“决定性”，最终应被理解为理论意义上“第一性的”，它与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式等“第二性的”因素共同起作用，或通过这类“第二性的”因素为自己开辟道路[36]。每一个上层建筑层面都由于它在这个整体之中所具有的受整体制约又对整体产生影响的位置而获得其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总体性的对象对科学认识提出了总体性的要求，科学的思维必须在理论上呈现“具体的总体”[37]，并对时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可以看出，也正是这一批判的科学总体性要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科学的前提，只有在对每个时代的生产一般条件、精神生产条件和精神生产各门类之间关系构成的总体的充分研究基础上，才能解答该时代文学生产及其具体文学产品的特征。
三 作为“世界历史”的“总体性”
有的学者质疑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体性学说，认为这不是“科学”的一般方法，而只是一个“比喻”，而且“这个比喻不完全恰当，因为它给我们一个静止的概念，而它要表现的却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现象”，因而“不能表示出两者的‘相互作用’”，“实在弊多利少”[38]。但是，是这样吗？看看马克思是怎样说的就很清楚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9]
提出这样质疑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公式的基本概念的“生产”也是一个“总体”。“生产”是历史科学考察的“一个抽象”，是由“具体劳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组成的一般总体过程，因而生产总是“生产的总体”[40]。生产的现实形式总是由“具体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各环节组成的再生产，推进着这些环节无休止的运动和相互影响：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1]
在历史辩证法中，“生产”生产着不断扩大的需要，并因而生产着不断扩大的社会关系，人的意识也随之得到了丰富和提升。生产力发展、分工的发展产生的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使得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社会分工成为可能，只有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产生分工，精神生产、意识活动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42]。主体精神能力因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是一方面，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主体精神生产的对象也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获得其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在历史发展的早期，人类对自己力量的意识还只是以异己的形式表现为各种“神祇”，并以“神”为主要的精神生产主题；封建生产关系使得精神生产的分工交往形式获得发展，艺术也部分地与宗教分离，落入世俗阶层的掌握，艺术的主题不仅仅局限于讴歌神祇，而且也反映相对封闭的社会中的贵族生活；但只有到了世界历史形成的时候，也就是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随着精神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和精神生产者独立程度的提高，才实现了精神生产表现手法和表现主题的多样化：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3]
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就是生产范围拓展自己的疆界的过程，也是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程度扩大的过程。交往作为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最初只是自然的物质交往，其领域仅限于狭隘的共同体，精神交往也因从属于特定的（宗教的、特定阶级专属的）消费目的而仅限于狭隘的范围之内。因此，在人类历史“史前史”的早期，精神生产产品的交往程度远远不如一般物质生产交往程度高，总是造成上层建筑变革缓慢的结果，这一点也能部分地说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平衡的现象。近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世界市场得以确立；资本主义万物商品化的过程使得精神交往程度空前提高，各个社会阶层的消费需求因而可以直接指导并刺激精神生产。以往“束缚”精神生产的传统社会依附关系都“烟消云散”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44]；只有一种依附关系强加于精神生产之上，即对市场的依附：“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45]，一切都被商品交换和扩大了并不断扩大着的消费所指导。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挖掉精神生产素来具有的“神圣性”基础的同时，使普遍的精神生产在追逐利润过程中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超越性的追求；当精神生产成为“工业”，便有成为最无耻的资本主义“工业宦官”手中工具的危险，“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46]，事实上，这种危险已经被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文学、艺术生产的内部“分化”所证明。
但是，正如劳动力的彻底无产阶级化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世界历史阶段的条件一样，精神生产的商品化也是精神生产力发展到世界历史阶段的条件。“世界历史”的进程，细化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工，获得了独立身份的精神生产者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因万物商品化而不断变动的世界：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7]
马克思在这里频繁使用“一切”这个词，所要说明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性特征。这是一种不断产生矛盾的历史总体性。资本主义工业表面上消解了一切等级、让新形成的关系很快发生变动，但通过这种运动把旧有阶级中“整个整个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因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稳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工业表面上让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是这一过程却能让身处于无时无刻变动的世界历史中的、斗争着的人们“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让他们学会“唯物主义地”、“现实主义地”看的方式，不仅让无产阶级看到资本统治的事实，而且让他们看到应该“怎么办”。所以说，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准备的不仅是物质条件，还有“意识形态”条件。
总之，世界历史是人类史前史向真正的人类历史转变的开端。私有制条件下各自独立甚至“敌对”地高度发展的人的各种能力将会在转变（革命）之后达到“总体和谐”，“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8]：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49]
纵观马克思对总体性思想的表述，我们能发现“伦理总体性”、“科学方法论总体性”和“世界历史总体性”又构成了一个表述的“总体”。“伦理总体性”指向对人的理想存在状态的关怀，表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义立场，是马克思理论架构的理想性维度的标志；“历史科学的方法的总体性”指向社会各个实践层面的统一关系，表明了马克思的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维度标志；而“世界历史总体性”则指向了总体性的科学把握的历史客观趋势，最终也是实现“伦理总体性”的客观基础。用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来表述，“伦理总体性”和“认识总体性”就像是经纬线，交织在一起构织出了一幅完整的“世界历史总体性”的蓝图。
综合上述，从现有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来看，“总体性”（das Totalität，totality）有时也是“统一性”（die Einheit，unity）和“整体性”（die Ganzheit，wholenss）的另一种表达，但是这种表达的转换中也包含着意涵的转换；马克思的总体思想不仅仅涉及人类学的本体性理想，涉及历史主义的世界观，也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科学方法论本身。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总体性”概念是一个多义的理论空间，但必须意识到的是，对这种理论空间中所包含的任意一个意涵的特殊强调都会破坏马克思本人“总体性”思想本身的“总体性”——这也是我们从唯物主义基础思考美学历史存在论基础问题、一般精神生产和特殊文学、文艺生产理论时应予以特别注意的问题。
[1] 本文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总第36卷）。
[2] 赵文，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批评理论与哲学认识论关系。
[3] [美]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
[5] K.R.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II，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p.189.
[6]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8] 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分期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问题，也是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关键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阿尔都塞学派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属于马克思转变之前的“青年期”作品，是德国古典哲学人道主义思想的余绪；这种看法尽管有一定的真理性，但是没有看到《巴黎手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作用的“术语”已经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了。我们认为，《巴黎手稿》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美学观确立期的最初标志，其中提出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在以后的探索中将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一系列“成熟”作品予以解答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分期问题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12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126、15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就马克思文本文献而言，这段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雏形语境下最早的关于“总体性”的表达。原文如下（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Leipzig：Reclam jun.，1988.p.96.）：Der Mensch - so sehrer daher ein besondresIndividuum ist，und grade seine Besonderheit macht ihn zu einem Individuum und zum wirklichen individuellenGemeinwesen - ebensosehr ist er die Totalität，die ideale Totalität，das subjektive Dasein der gedachten und empfundnen Gesellschaft für sich，wie er auch in der Wirklichkeit sowohl als Anschauung und wirklicher Genuβ des gesellschaftlichen Daseins wie als eine Totalität menschlicher Lebensäuβerung da ist.英文对应“Totalität”的翻译是“totality”，本段英译如下（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trans.Martin Milligan，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88）Man，much as he may therefore be aparticularindividual（and it is precisely his particularity which makes him an individual，and a real individualsocial being），is just as much the totality —the ideal totality—the subejctive existence of thought and experienced society present for itself；just as he exists also in the real world as the awareness and the real enjoyment of social existence，and as a totality of human life-activity.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21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21]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3页。后来恩格斯在论及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完成的这个“颠倒”时曾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27]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28]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源于18世纪英国和法国，后来被黑格尔借用。从最初这个词的使用情况来看，其含义有二：一是资产阶级社会，二是经济基础。马克思对这两重含义作了区分。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基础却是一个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永恒范畴。马克思说：“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重申了，占支配地位的物质生产关系决定精神生产关系的这一论断——“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33]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36]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38]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0—401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中文编者注：“‘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5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