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魏邺城霸府

东汉王朝在经历了黄巾起义的致命打击后，地方军阀势力乘虚而入，历史进入群雄角逐的三国时代。三国鼎立时期的曹魏政权定都洛阳，但魏文帝曹丕同时因“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旧迹，邺为王业之本基”，因此下诏将这四个城市作为陪都，号为“五都”，正式开启了我国都城制度史上多都制时期。

（一）曹操占据邺城

随着汉末军阀割据的展开，曹操登上了历史舞台。建安九年二月，曹操采用水攻、地道等多种手段，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最终攻下邺城。邺城的夺得，对曹操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邺城不仅是冀州的首府，户口殷实，同时也是袁氏集团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老巢。曹操攻取邺城后，丧失根据地的袁氏迅速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可以说，邺城的夺得，为曹操最终统一北方，走向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邺城的占据，使曹操有机会在许都之外建立另一政治中心，实施自己的霸府统治。在曹操征战生涯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固然使曹操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优势，但正如袁绍的谋士郭图所言，“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1]，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难处理。建安二年，曹操出征张绣，朝见汉献帝，不甘于做傀儡的献帝愤然对曹操宣言：“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2]而恰在此时，献帝恢复了三公领兵相见，令虎贲执刀挟之的旧制，曹操朝见献帝经历了这一恐怖的制度，出来后汗流浃背。这项措施，不仅严重损害了曹操的威严，同时对其生命也造成了威胁，最终致使曹操从此不复朝见。但与汉献帝同处许都，始终不朝见皇帝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而邺城的攻克，无疑给曹操另辟一地，建立自己掌控的政治中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自此，曹操开始有意识地大规模修筑邺城，提高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而将汉献帝孤零零地甩在了小小的许县。

（二）邺城霸府与汉魏嬗代

由曹操创建的霸府统治是魏晋南北朝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之后遂成为魏晋南北朝历代权臣进行王朝嬗代的模式。曹操之后的司马氏父子以此为蓝本，成功实现了魏晋嬗代；东魏北齐的高欢父子、西魏北周的宇文氏父子同样也是依靠霸府实现了改朝换代，与曹操霸府可谓如出一辙。

建安十八年五月，曹操被册封为魏公，便正式在邺城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其封藩建国的具体事宜，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与汉天子的距离越来越近，因而其汉魏嬗代的目的也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建安十八年曹操受封魏公还是“拟于天子”“同制京师”的话，那么建安二十一年进爵魏王以后，曹操的所谓籍田、治兵到冠冕、仪仗已经是同制于天子了。此时的曹操，已经坐在了权力的巅峰位置，其所差的只是将空有名号的献帝一脚踢开而已，翦伯赞先生评价曹操“把皇袍当衬衣穿”真是一语中的。邺城从曹操的司空霸府、丞相霸府，一直到魏公国、魏王国所在地，最终在曹操死后由其子曹丕顺利实现了汉魏嬗代。可以说，邺城在曹魏汉魏嬗代的过程中除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外，其主要作用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邺城霸府为汉魏嬗代做了机构和制度上的准备。

“任智力以御天下”是曹操从东汉末年参与军阀割据初期就一直奉行的原则，从建安元年挟天子以令诸侯、建立霸府统治开始，曹操周围就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尤其是魏国建立后，曹操霸府的规模不断膨胀，其官僚机构的设置越来越完善，比之献帝东汉朝廷的机构，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官员在曹操霸府中任职，为曹操的霸业出谋划策，当曹操霸府需要时，甚至直接由汉庭官员转换为邺城霸府官员。正是由于这些官员的推动，在曹操去世仅仅六个月之后，其子曹丕便顺利实现了汉魏嬗代，而他们也直接由原曹操魏国官员改头换面，成为新朝的开国元勋，正如淮南成德人刘晔所言，这些官员，“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3]。

其次，邺城霸府为汉魏顺利嬗代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建安年间，朝廷动荡，汉献帝虽然寄人篱下，但是两汉以来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仍对人们有很深的影响。随着曹操霸府集权的进一步发展，其宣扬恢复东汉皇室的假象被揭露得一览无余，因而一些心存汉室的人，纷纷起来反抗曹操。被曹操先后诛杀的孔融、崔琰之流，都属此列，甚至连曹操甚为器重、被视为“吾之子房”的荀彧，在曹操封公进爵的关键时刻也唱起反调。与孔融、荀彧的言语讥讽、好言相劝不同，另一些心存汉室的官僚直接用武装暴动试图阻止曹操代汉称帝的步伐。从建安五年的董承之乱，再到建安二十三年的许都兵变以及建安二十四年发生在邺都的魏讽谋反案，尽管此时曹操已经逐渐架空了东汉朝廷，但在曹操政权内部仍存在大量的反曹因素。甚至连曹操本人，也是深受名教思想影响。在先后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曹操已经是位极人臣，甚至拟于天子了，但还是没有废汉自立，最终止步于唾手可得的天子之位，而自我安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究其主要原因，宋朝的司马光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4]

曹操最终停止了皇朝嬗代的脚步，其原因很多，史家多有论述，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司马光所说的“畏名义而自抑”。也就是说，曹操尽管在军阀混战中能够驰骋疆场、纵横捭阖，但在皇朝嬗代的问题上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时机尚不成熟之时，曹操绝不会轻易代汉称帝，以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不可否认，曹操早已心存嬗代之念，为了实现其代汉称帝的野心，曹操曾采取了多种对策，试图摧毁东汉以来的名节，转变士风。在建安早期，曹操提出了“尚刑名”的主张，随着代汉步伐的逐渐加快，曹操受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而其要转变士风，摧毁名节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因而分别在建安十五年、建安十九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先后三次颁布了著名的“求才三令”。诚然，此三令在招揽人才方面的确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曹操“求才三令”的颁布，直接指向的就是两汉以来长期形成的选举不实、崇尚名节之风气。卫广来认为“求才三令”中举陈平、苏秦等反复之臣为典型，“目的是解除部属舍汉归魏名节顾虑”^[5]，这是非常有见识的。但同时，笔者认为，曹操的“求才三令”，并不仅仅只是对自己属下的一种鼓励，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两汉以来长期形成的崇尚名节社会风气的一种抵制和打击。曹操用“尚刑名”来对抗名士的“尚名节”，到之后颁布的“求才三令”，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征召一些反传统的“不仁不孝”之徒，其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东汉以来愈演愈烈的“尚名节”的社会风气，为汉魏嬗代扫清舆论障碍。

正是由于曹操长期以来对这种崇尚名节风气的打击，到建安晚期，认为东汉皇室气数已尽、力劝曹操行汉魏嬗代的呼声已经是风起云涌了。曹操大将夏侯惇就进言：“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6]甚至连曹操的老对手孙权都“称说天命”，可见，两汉以来崇尚名节的风气经过曹操不遗余力的打击，对世人的影响已经有很大改变。到曹操死后曹丕行汉魏嬗代时，所遭受的阻力已经是微乎其微了，曹氏汉魏嬗代已经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之事了。

最后，邺城霸府保证了曹丕顺利实施汉魏嬗代。

曹丕顺利实施汉魏嬗代，不仅与其父曹操在邺城打下的坚实基础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在曹丕具体实施汉魏嬗代的过程中，邺城霸府在其中也是居功至伟的。

从建安九年曹操攻破邺城起，曹丕就结束了之前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从此长期居住在邺城。此后曹操离开邺城南征北战之时，多次留曹丕驻守邺城大本营。因而在曹丕周围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为其出谋划策，而曹丕的实力也正是在这一段长居邺城的时间逐渐发展起来的。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崩于洛阳，是时，曹丕身在邺城，在群僚的辅佐之下，执掌禁军，在曹操遗体运回邺城之前，已经迫不及待地继魏王位，掌握了一切军政大权。之后曹丕嗣位丞相、魏王，在邺城紧锣密鼓地开始其汉魏嬗代的准备工作。从史书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曹丕的所作所为，一如其父作风。经过在邺城半年多组织上、舆论上的充分准备，使之形成一种众望在魏的浩大声势，最终从容地实施了迁移汉鼎、改朝换代的大业。

综上，在汉魏嬗代的过程中，无论是曹操时期还是曹丕时期，邺城霸府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邺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不仅为曹氏汉魏嬗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邺城霸府大量的人才为汉魏嬗代做了人才储备和职官架构。而曹操在邺城期间先后三次颁布的求才令，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两汉以来崇尚名节的风气，为汉魏嬗代扫清了舆论上的障碍。正是这些准备，使得在曹丕即位后，仅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实现了革故鼎新、汉魏嬗代的重大举动，邺城霸府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