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顺治朝河务所面对的黄河
要理清清朝建政之初的河务，必须先了解顺治朝君臣所面对的黄河样貌。崇祯十五年（1642），明军与闯军在开封进行攻守战时，黄河大堤被掘开，结果黄河主流一支由汴河夺涡河入淮，一支走徐州宿迁，一支在封丘—考城一带冲破堤防向曹县、单县逼近；[11]再加上原有的徐州苏北一线，当时黄河下游大溜一分为四，其他的中小型决口形成的支流漫流则难以准确统计。黄河下游漫流于鲁豫苏皖一带，河南省城开封饱受水涝之灾。
明末乱局导致黄河沿岸“官窜夫逃，无人防守”，[12]潘季驯等建立的黄河下游防御体系全面崩溃[据顺治五年（1648）七月河南巡抚吴景道汴工告成揭帖中记录，自明季河决而汴城已在波底，全河南注直走亳州、泗州凡六七百里，尽成巨浸，前朝费十五万金犹未告成]。这种堤防残破、黄流混乱、修河人员大量流散的局面就是顺治时期治黄人员所面对的治河实际情况。当然，更为严重的情况应该还是这段时间对黄河流经地区的控制还未完全建立，官僚机构运作并不顺畅，这一点在黄河河工银筹措时成为河务执行的重要障碍（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潘威《清代前期黄河额征河银空间形态特征的初探——以乾隆五十七年的山东为例》一文）。“黄河自古难治，当国用匮诎，地荒民贫之时更为难治”[13]，顺治时期官僚机构运作不畅，一方面导致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特别是田土赋税的征收存在障碍，这导致政府很难有效调拨钱粮资源进行黄河修治。另一方面，官员上下级之间的工作纪律还不明确，潘威一文中曾举例说明当时县级官员在筹措河工用银时的“因循迁就”，地方官员对于应缴纳的河工银矢口否认。[14]对这一情况最有体会的应该是顺治元年（1644）秋上任的清朝首任河道总督——杨方兴。
杨方兴履职之后，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工作。杨方兴，本为明广宁诸生，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攻取广宁时投入后金政权，被编入汉军镶白旗。[15]杨方兴履职河道之时，清朝统治刚刚建立，人心浮动在所难免。杨方兴在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上奏，请求朝廷重新议定黄河神—金龙四大王和运河神—分水龙王的封号，彰显自身和清廷在黄河管理上的权威性。[16]顺治四年（1647）十月，杨方兴因流通口竣工再次上奏请求在新坝宽广之处建立黄河神庙。这一做法在河员中稳定了人心，使技术官僚系统能够为新朝服务。同时，金龙四大王和分水龙王体系的重新确立，可能也体现出杨方兴等河务官员对于新朝需要潘季驯所创立黄、淮、运格局才是黄河正流的认知。
顺治二年（1645），黄河在考城流通口决堤，趋曹、单威胁运河。[17]顺治三年（1646）二月二十五日，河南管河道方大猷负责开始兴办流通口堵口工程，一年后流通口工程合龙。[18]顺治四年（1647），又针对开封汴河决口，再次由方大猷负责汴河堵口工程，[19]“顺治五年七月河南巡抚吴景道汴工告成揭帖”中曾提到汴河堵口正是崇祯十五年（1642）决口后走亳州，[20]由涡河入淮，这也是崇祯末年以来黄河的主泓所经，因此，汴口工程才是黄河回归故道的真正重要工程。但是其举办时间为何会晚于流通口工程？其实这一现象的主要症结还是在于当时的财政状况，据前引罗、吴二人的奏报来看，顺治二年（1645）杨方兴、方大猷等人就对汴口进行了勘估，并提出了一份造价46900两的工程计划，因为这份预算超出了当时河工能力的承受能力所以没有被工部通过，此时，流通口工程因为规模较小而先期举办，直到顺治四年（1647）初将工程开支降为18750两余，通过山东和淮扬供给白银方才使工程得以筹办。
杨方兴履职河道总督之时，前明势力尚没有完全退出河务，《清实录》中记录了明朝开封府知府李犹龙管理河务的事件。顺治二年（1645），故明开封府知府李犹龙盘踞河岸缮修盘鉴。自称钦命河道，仍用崇祯年号。主事凌駉、所委开封府推官王梦桂，伪造关防共图不轨。和硕豫亲王多铎统率过卫辉。遣内院刑部官捕获李犹龙于军前正法。奏闻。上命并籍其家。[21]这次事件虽然很快被平息，但对于顺治元年（1644）刚刚履职的杨方兴而言，李犹龙自称钦命河道，仍使用崇祯年号，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无疑对力图建立河务新秩序的杨方兴和清政府是一个挑战。
《清史稿·河渠志》中记载，“顺治元年夏，黄河自复故道，由开封经兰、仪、商、虞，讫曹、单、砀山、丰、沛、萧、徐州、灵璧、睢宁、邳、宿迁、桃源，东径清河与淮合，历云梯关入海”。岑仲勉据此在《黄河变迁史》中认为顺治元年（1644），黄河自行流于“明清故道”[22]。而宋秀元在1983年撰文指出，从清代档案记录的情况来看，顺治二年至四年（1645—1647）进行的堵口工程是黄河归故的真正原因，顺治《河南通志》编纂时产生了“自复故道”的错误说法，进而流传于《清史稿》，并影响到《黄河变迁史》[23]（《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说法为顺治元年堵塞决口，河复故道[24]）。实际上，顺治元年黄河下游还处于分流状态，《清史稿》中记录的顺治初年黄河下游流路就是“明清故道”的总体方向，这条流路本来就没有彻底断绝，崇祯十五年（1642）开封河决之后，“明清故道”依旧是黄河入海的流路之一。而顺治三年（1646）考城流通口堵口只是封堵了黄河曹、单方向的漫流，全河主泓依然夺涡入淮，顺治五年（1648）汴口工程建成之后，从清代治河的角度来看，恢复“正确的”黄河流路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是维持汴口工程的成果。正因如此，“岁修”才在顺治五年（1648）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