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1.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是帮助人们了解和解释世界的分析系统、分析模型和研究线索。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果不能找到一个起统帅作用的分析框架，那么无论选择多少经验事实、选用多少理论工具，都很容易成为一片散沙。所以，搭建科学的分析框架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要求。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城市基层党建体制改革”，涉及的研究问题有：单位制党建的历史形成、基本特征、整合功效和区域化党建的缘起背景、发展历程、经验模式、体制选择，所需采用的理论工具有单位制理论、社会整合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合法性理论、民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生态学理论等，涉及的时间跨度为近现代以来直至当下。为此，开展本研究首先必须搭建一个跨越时空、融合多种理论、解释改造并重的具有包容性的分析框架。
根据研究需要，本书采用“环境—主体—过程”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主要建立在现代政党生态学理论、政党嵌入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基础上。现代政党生态学认为，无论哪种政党体制模式都是特定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形塑的生态环境影响以及生命主体选择性和回应性的产物。在这里，如果说政党组织是生命系统，那么国家—社会则构成政党组织的环境系统，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良性互动形成政治生态系统。正如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一样，作为生命系统的政党组织要想生存和发展下去，也必须主动回应生态环境的深刻变革。城市基层党建体制选择就是党对环境变革回应性的结果。根据政党嵌入理论，政党是国家与社会（市场）的中介和桥梁、政党既嵌入国家又嵌入社会，城市基层党建体制选择必须及时回应国家—社会（市场）的变革需要。根据结构功能理论基本观点，不同的基层党建体制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政党整合功能，基层党建体制选择必须及时回应政党功能整合需要。三种理论工具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对城市基层党建体制改革做出解释、解构和建构，构筑成“环境—主体—过程”分析框架。概括地说，该分析框架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社会秩序建构的理性行动者，然而党对政治社会秩序建构离不开具体环境，党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进行城市基层体制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不仅会带来党组织嵌入国家、社会方略的改变，而且形塑着城市基层党建体制的结构特征和整合功能，并体现在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转换的全过程。
2.理论假设
研究假设是根据科学理论和经验事实对所研究问题做出的推测性论断和尝试性解答。假设对于指导科学研究和建构科学理论具有重要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框架，我们拟提出两个基本假设：
（1）行动者与回应性假设
我们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具有自主性、独立性、能动性，内在包括党中央、地方党组织、基层党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的组织行动者。中国共产党是一种以追求掌控国家政权和稳固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为建构政治社会秩序和增进政治合法性，党中央会引领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采取各种行动策略，使得整个行动过程体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城市基层党建体制从单位制到区域化的转换，就是党中央能动性选择的结果。同时，作为行动者的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党对城市基层党建体制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对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的敏感捕捉和积极回应。换言之，不同的政治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基层党建体制。中华民族处于“总体性危机”，国家—社会重建背景下，产生的是单位制党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社会的深刻转型，单位制党建需要替代性选择，区域化党建应运而生。
（2）嵌入性与过程性假设
从规范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是国家与社会（市场）的中介，“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外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102]。可见，政党既嵌入国家又嵌入社会，政党既具有政治性向度又具有社会性向度，政党的这一特性使得“政党与国家、社会”关系始终成为城市基层党建体制建构的核心问题，既体现在静态的城市基层党建体制的结构和功能，也体现在动态的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变迁的全过程。
我们正是根据这两个研究假设来进行实践经验总结和开展理论分析的。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研究内容
本书以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体制改革为主线，将区域化党建视为执政党领导国家—社会的方略转变和回应型政党建设的战略行动，紧紧围绕“为什么要构建区域化党建体制、构建什么样的区域化党建体制、怎样构建区域化党建体制”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将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体制改革置于执政环境转换背景下，从组织功能、组织网络、权力关系和运行机制四个维度分析单位党建体制和区域化党建体制，从基层政党内部整合、基层行政整合、基层社会整合和虚拟空间整合四个方面研究城市基层党组织整合功能发挥问题，进而揭示回应型政党建设的基本逻辑。具体而言，本书着重研究了以下六个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
（1）单位制党建的理论阐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基层党建经历了从传统单位制党建到城市区域化党建的体制转型。其中，单位制党建是区域化党建的历史前提，区域化党建是单位制党建的替代选择。深度理解城市基层党建的演进规律，首先必须深入揭示单位制党建的生成动因、基本特征和运行功效，同时对单位制党建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给以客观分析。
站在现代国家—社会重构的宏大历史高度审视单位制党建的生成逻辑，单位制党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为积极应对近代以来全球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中华民族面临的“总体性危机”，在基层党组织内部整合基础上，依托行政权力对政治国家和基层社会进行排他性整合，试图重建国家和重建社会的制度选择，是党登台执政背景下历史经验路径依赖和苏联模式扩散效应的产物。
由于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单位制党建模式的构建表现出显著的规划性、外在性和强制性。从政党与政府、社会关系视角看，单位制党建设计和制度运行的成功要诀是“政党嵌入单位”和“行政吸纳社会”。“政党嵌入单位”，就是以“单位”为依托构建党组织体系、以单位党组织为“整合中心”建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行政吸纳社会”，就是政党吸纳政府进而依托行政吸纳社会。前者使单位制党建在结构上具有科层性和分割性，在职能上具有复合性和同构性；后者使单位制党建在权力资源上具有集中性和垄断性，在运行机制上具有单一性和行政性。
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为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状况提供了坚实的宏观政治前提，那么单位制党建的产生则为新中国实现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提供了有效的微观制度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定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党积极采用单位制党建，对基层政治社会进行排他性整合，进而形成了具有高控性但缺乏活力度的压力型政治秩序。客观地评价，单位制党建是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破解近代以来“总体性危机”和重建国家—社会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现代国家的成长和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发挥了巨大功能，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当下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工作创新的“路径依赖”。
（2）区域化党建的缘起背景
中华民族历经百年民族民主革命和近三十年社会主义探索，实现了主权独立、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和社会的再组织化，基本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改革开放前所形塑的国家—社会与现代国家—公民社会所内蕴的普适性特征相比较具有一定差异，“全能主义”[103]国家和“总体性社会”[104]迫切需要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单位体制的逐步解体，中国城市基层党建面临着时空的根本转换和生态环境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国家面临着深刻转型，具体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分散化、国家职能的社会化和国家治理的基层化。另一方面，社会也面临着深刻转型，具体表现为社会系统的碎片化、社会互动的虚拟化和社会问题的基层化。
党中央主导的国家—社会双重转型使得执政党、国家、社会逐步成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也使得党的基层组织与变革社会环境之间的契合性、党的基层组织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党在现实空间的政治社会整合与虚拟空间的政治社会整合的一致性遭遇巨大挑战。政党内部整合面临基层党组织分割化和党员自我认同困境，基层社会整合面临着基层党组织悬浮化和党员社会认同危机，基层行政整合面临着基层行政组织分割和部门合作行动困境，虚拟空间面临着政治社会整合挑战和信息资源分割困境。这意味着，传统的单纯依赖行政权力、依靠单位组织进行国家—社会建设的单位制党建模式日趋式微，中国城市基层党建必须回应新的生态环境变化，积极进行适应性变革。为回应生态环境的新变化，满足时代形势的新要求，实现政党生命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动态平衡，中国城市基层党建亟待探寻新的选择。
（3）区域化党建的发展历程
面对国家—社会的双重深刻转型和基层政党多维整合困境，全国各地积极探索传统单位党建的替代选择，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的城市基层党建改革浪潮。从城市基层党建制度创新与政党政治空间拓展角度看，我国区域化党建先后经历了1990年至1999年的萌芽期、2000年至2009年的发展期和2010年至今的深化期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每个阶段分别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三个阶段前后相继演绎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党对区域化党建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逐渐清晰。
区域化党建探索的起点是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施行。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探索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吐出新蕾”，源于国家—社会转型带来的政党整合困境的初显。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萌芽主要表现为“基层社区党建”的起步和“两新组织”党建的启动。这一时期的区域化党建实践探索具有回应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探索的零碎性和浅层性特点，尚处于“才露尖尖角”的萌芽状态。
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探索进入了迅猛发展的良好态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方面因素：党中央主导下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社区建设行动，区域性的社区党建向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扩展；全国社区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的组建，搭建了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研究平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提供了理论指南。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探索之所以在21世纪前10年“茁壮成长”，源于国家—社会深入转型带来的政党整合困境的突显。区域化党建发展表现在三方面：基层社区党建的区域化、两新组织党建的区域化和城市基层党建的网络化。与区域化党建的萌芽期相比较，区域化党建发展期的实践探索具两个特性：回应的主动性和建构性、探索的渐进性和多元性。21世纪前10年的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处于“百花争艳”的蓬勃态势。
2010年，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进入了深入发展的良善局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中组部举行专项推进会，区域化党建分“四个方阵”全方位推进；中办国办首发居委会建设政策，为深化区域化党建明确了路径。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探索之所以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深入推进”，源于国家—社会深刻转型背景下党探寻破解政党整合困境的能动。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探索从发展走向深化，既体现在实体空间的党建区域化的全面推进，也表现为虚拟空间的党建网络化的深入发展。与区域化党建的萌芽期和发展期相比较，区域化党建深化期的实践探索具有如下两个特征：回应的规划性和前瞻性、探索的全面性和融合性。这一时期，在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下，区域化党建分“四个方阵”向全国推进作，出现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交融的“智慧党建”、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交融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态势，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进入“深化互融”的新阶段。
（4）区域化党建的经验模式
区域化党建探索的历时性研究，试图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和全国的空间维度，绘织出区域化党建实践的整体“画面”，使学术界和实践界对我国区域化党建实践有一个相对宏观的把握。但是，区域化党建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面”的勾勒，难免显得粗糙，因而必须适当选择典型的经验模式从微观的“点”上加以细致素描，“点面结合”方是研讨的上策。从改革探索的主要切入点和政治空间拓展的突破口来看，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经验模式大体可分为基于传统空间的街居延展模式（简称传统空间延展模式）、基于行政空间的改革倒逼模式（简称体制改革倒逼模式）以及基于市场空间的增量拓展模式（简称增量空间拓展模式）三种。
区域化党建的传统空间延展模式，是指以传统的单位—街居空间为基础，以新生的经济—社会（虚拟网络）空间为延伸，重组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体制，整合传统单位、社区组织、两新组织资源，构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双重覆盖、内外整合”的城市基层党建制度安排和运行模式。作为我国区域化党建的典型实践结晶，以上海为代表的传统空间延展模式也是党试图破解基层政党整合困境的产物。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在全国最早启动了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体制改革探索。与全国区域化党建实践探索进程一样，上海也先后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深化期三个阶段。该模式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特征是：构建区域化党组织网络，拓展基层政治空间；定位区域化党组织职能，转变功能发挥方式；完善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理顺基层权力关系；创新区域化党建运行机制，提高内外整合效能。本模式着眼于宏观层面国家—社会双重转型和微观层面单位体制解体所滋生的传统基层管理（党建）体制问题，的确很大程度上破解了政党整合的四重困境，但在区域化党组织网络建构与政治空间拓展、区域化党组织功能定位与功能发挥、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完善与权力关系理顺、区域化党建运行机制与政党整合效能等方面存在一定限度。
区域化党建的体制改革倒逼模式，是指以基层治理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政府退出的行政空间为基础，以新生的社会（市场）空间为补充，进行基层党组织政治社会整合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模式。作为我国区域化党建的典型经验类型，以武汉市江汉区为代表的体制改革倒逼模式是党试图破解基层政党整合困境的尝试。为破解城市基层党建的多维困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市江汉区就聚焦基层行政空间，进行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契合新体制的基层党建模式。区域化党建的体制改革倒逼模式大体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深化期等三个探索阶段。从政党与政府、社会关系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变革必然带来基层组织体系、结构功能、权力关系和运行机制的变化，也必然带来基层政治空间的重组，倒逼城市基层党建体制改革。江汉区区域化党建探索具有“倒逼性”，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再造城市基层组织体系，创新区域化党组织网络；划分城市基层组织职能，定位区域化党组织职责；创新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理顺基层权力关系；创新区域化党建运行机制，提高政党整合效能。以武汉市江汉区为代表的区域化党建的体制改革倒逼模式着眼于政府职能社区化“浪潮”所显露的“资源配置困境”“合作行动困境”“居民自治困境”，在相当程度上破解了基层政党整合的多重困境。但该模式在城市基层党组织网络建构与政治空间覆盖、区域化党组织功能界分与功能发挥、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建构与权力关系理顺、区域化党建运行机制与政党整合效能等方面也存在一定限度。
（5）区域化党建的体制选择
稳固党的基层政权和构建和谐社会，亟须继续深化城市基层党建体制改革；理顺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体制，亟须科学设定区域化党建的目标模式。探讨区域化党建的目标模式，既要立足并回应社会转型复合化、治理困境复合化的现实环境，又要借鉴从复合式行政到复合式治理的相关学理资源。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区域化党建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即以“一体五联”为内涵特征的“复合式党建”。所谓“一体”，就是“构建党领导的复合共同体”，这是复合式党建体制的目标定位；所谓“五联”，就是“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联通、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联体、政党体系与党外体系连接、垂直领导与民主嵌入联结、科层机制与社会机制联动”，这是复合式党建体制的内涵特征。
复合式党建的目标定位是构建党领导的复合共同体。复合式党建在肯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即复合主体的条件下，要强调党的主导作用；在发挥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功能时，要强调党的掌舵角色。复合共同体是基层政党共同体、基层行政共同体、基层社会共同体和虚拟空间共同体的“四位一体”，其中基层政党共同体是核心、基层行政共同体是基础、基层社会共同体是根本、虚拟空间共同体是关键。
复合式党建的行动空间具有复合性。复合式党建概念中的“复合”，本身就内含着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复合化。区域化党建复合空间的联通包括多元现实空间之间的联通、多元虚拟空间之间的联通以及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的联通。
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合理定位是城市基层党建体制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无论是从应然角度还是从实然角度看，基层党组织既具有政治性向度又具有社会性向度，基层党组织既具有政治功能又具有社会功能，基层党组织功能具有复合性。所以，在复合式党建的体制架构和实际运行中必须把握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复合性。综合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理论模型、政治学的政治与行政分开思想、行政学的“掌舵与划桨”分开理论以及管理学的企业再造理论，我们尝试将城市基层公共事务划分为三大类八小类。
城市基层公共事务的重新划分和厘定，必然带来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组织体系的重大变革和再造，包括基层党组织体系的内部变革、基层党组织结构与基层行政组织体系、基层社会网络的关系调整，进而形成“政党体系与党外体系”有机；连接的复合式组织体系。其中，城市基层党组织内部体系再造要求成立实体性的三级区域党建理事会、重新设计街道党委；党组织体系与行政体系连接需采取垂直嵌入方式和水平嵌入方式；党组织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有机连接可采取直接的政党扩展方式和间接的政党增值方式。
复合式的组织功能定位、复合式的组织体系架构，必然要求复合式的权力关系。我们必须以党的根本大法为指导理顺党组织体系内部权力关系，建立“垂直领导与民主嵌入”相联结的复合式、矩阵式关系网络。党组织外部权力关系，包括党组织与基层政府、党组织与基层社会两个维度。复合式党建体制在基层党政关系形塑上，存在两种类型：垂直领导和横向嵌入。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横向嵌入会形成多元互嵌网络，至少有三种类型：党组织与新经济社会组织的互嵌网络；党组织与社区组织的互嵌网络；以社区（党员）服务中心为平台的互嵌网络。
复合式的组织功能定位、复合式的组织体系架构、复合式的权力关系特征，必然要求复合式的运行机制，这就是“科层机制与社会机制联动”。在基层公共事务中，科层机制的运作空间是基层政治性事务和基层行政性事务。复合式党建的社会机制，其运作空间既涉及党内也涉及党外。党内的社会机制也可称作党内民主机制。复合式党建的模式选择要求在区域化党建的多个层面采用党内民主机制。在党外的基层公共事务中，复合式党建社会机制的运作空间是基层公共服务和基层社区自治。
复合式党建在党建目标定位、党建行动空间、党组织功能定位、党组织体系架构、党组织内外权力关系、党建运行机制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包容性。有别于传统的“排他性”的单位制党建模式，复合式党建是一种包容性整合方式，包容性整合的结果是“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秩序”的内聚型秩序的生成。
（6）回应型政党建设的基本逻辑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城市基层党建体制改革行动背后隐藏的党建逻辑。我们认为，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的城市基层党建体制转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对环境变革的积极性回应，是党进行“回应型政党”建设的战略行动。进而，我们提出了“回应型政党”的基本内涵和“回应型政党”建设的基本逻辑。所谓“回应型政党”，就是以构建政治社会良序为目标，以解决政治社会整合问题为责任，具有有效回应国家—社会转型所需回应力的政党模式。回应型政党在目标定位、空间选择、组织功能、权力关系和机制选择上都具有复合式特征。回应型政党建设必须提高党对外部环境的敏锐感知和机会捕捉能力、对内外环境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能力、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制度保障能力等。
2.研究方法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论为指导，主要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究、跨学科研究、系统分析等具体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对“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1）文献研究方法
所谓文献分析方法，就是对各种文献进行整合，收集国内外关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我们收集的资料包括单位制党建、社区党建、楼组党建、楼宇党建、两新组织党建、区域化党建、商圈党建、智慧党建、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等方面的制度文本和经验材料，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社会生态学、政治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和理论资源，单位制度、社会治理、政党整合、制度变迁、党内民主、共同体构建等方面的学术论著和学术观点。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中国知网、卓越网、当当网、党建网、读秀中文学术搜索网和各部委各城市政府网站。
（2）实证研究方法
实证分析是获取理性认识的重要工具。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本质上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实践活动。对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的缘起背景、发展历程、经验模式等具体问题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有利于揭示城市基层党建体制建设存在的根本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此，我们采用了问卷法、访问法、观察法、基础数据统计法等实证研究技术，设计并发放了“城市社区共建状况调查（社区组织负责人）问卷”“城市社区共建状况调查（辖区单位负责人）问卷”“执政党公信力状况调查问卷”等。“第一手资料”既有来自2005—2008年读博期间参与武汉江汉区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实验获得的数据，也有2010—2013年做博士后期间参与湖南三市执政党公信力调查研究获得的数据，还有2014年在湖南郴州发放“城市社区共建状况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
（3）比较研究方法
古罗马著名学者塔西陀曾说：“要想认识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比较是认识世界的基础，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进行对比，探寻拟比对象或事物相似性、共同性或差异性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方法在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书采取比较研究方法对单位制党建模式与区域化党建模式进行了求异比较，对区域化党建的各种经验模式进行了求同比较，对单位制党建与区域化党建的产生背景进行了纵向比较。
（4）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是同类事物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或单位，采用案例研究是本课题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实践经验丰富，本子课题难以对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所有区域化党建经验都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区域化党建的实践发展步调不一，大中小城市区域化党建发展快慢不一，并非所有区域化党建的经验都对当前党的建设具有参考价值；此外，典型案例研究由于它所具备的“解剖麻雀”的特点，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从事一些内容更为丰富、经验更为具体、得失分析也更为细致的研究。本课题在区域化党建经验总结和对策思考中，注重运用典型案例研究。
（5）跨学科研究方法
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不仅涉及党组织内部建设，而且涉及政党与环境的互动，又涉及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也涉及基层党建制度的变迁，此外还涉及国家构建、行政改革、社区自治、虚拟社会等议题，研究对象具有复杂性。如果仅依靠单一学科理论资源展开研究，那么是很难将问题分析透彻的。为此，我们除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外，还注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介入，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强化学科融合和交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6）系统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方法是指把拟研究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对系统要素进行综合性分析，探寻课题解决的可行方案的研究方法。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采用系统分析方法。政党组织是生命系统，国家—社会构成政党组织的环境系统，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良性互动形成政党生态系统，这需要系统思维；城市基层党建体制包括组织功能、组织网络、权力关系、运行机制四个系统要素，皆不可偏废；政党整合功能包括基层政党内部整合、基层行政整合、基层社会整合和虚拟空间整合，不能畸轻畸重。本书采用了系统分析方法，搭建了“环境—主体—过程”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单位制党建和区域化党建的体制特点及其整合功能。
[1] 卢爱国、陈洪江：《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整合功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 “回应型政党”这一概念是笔者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回应型政府”“回应性政治”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本书结语对其进行了论证分析。
[3] 卢爱国、黄海波：《近年来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研究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3期。
[4] 威廉·富特·怀特在其长达108页的专著附录、于建嵘在其长达162页专著附录中皆真实地素描了其研究历程和研究方法，这种学术传统对后继者的田野研究具有重大启迪意义和历史价值。参见[美]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5] 2000年9月，笔者考入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成为硕士生导师关冬梅副教授的开门弟子，在她的推荐下开展了学术人生中的第一次实证研究。遗憾的是，当笔者完成该项研究时，也是关老师调走之时。在此，真诚感谢她为笔者打开了学术研究大门。
[6] 笔者接触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纯属偶然。2005年9月，笔者有幸进入华中师范大学科社所攻读博士学位，在已故恩师李会滨教授推荐下，2005年9月19日加入了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团队，从而开始介入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7] “再分配体制”是波兰尼、塞勒尼，Kornai等学者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特征而提出的分析概念，并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再分配体制集中体现为“单位制”的组织形态。
[8] 学术界有关“江汉模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伟东：《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尹维真：《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敬尧：《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雪萍：《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9] 2000—2006年，武汉市区政府部门通过财政购买公益岗位，向社区下派各类社区工作者（俗称社区专干），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专干、劳动保障工作专干、计划生育工作专干、流动人口协管员、城市管理协管员、安保队员、自行车巡逻员和网格化监督员八类，号称“八大员”。“八大员”是江汉区政府对政府购岗的社区工作者的统称，在实际运行中并不仅仅存在八类人员。例如，2007年，信访工作专干、残疾人协理员、医保协理员也进入社区，至2007年年底，财政购岗的社区专干达到2594人，平均每个社区有23人。
[10] 学术界有关“江汉模式”新轮改革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伟东、卢爱国、孔娜娜、谢正富：《中国和谐社区：江汉模式》，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卢爱国：《使社区和谐起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伟东、孔娜娜、卢爱国：《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衔接的社区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2期；陈伟东、张大维：《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制环境与流程再造》，《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等等。
[11] 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陈伟东教授（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张大维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导师）、熊光祥硕士（现为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务员）、李霞硕士（现为黄石市委组织部公务员）、姚华平博士（现为武汉轻工大学副教授）和笔者。
[12] 中共江汉区委组织部编：《江汉区区域化党建工作指南》，中共江汉区委组织部，2010年4月，第34页。
[13] 2006年11月21日，江汉区政府常务副区长袁继刚、副区长殷玉梅主持召开“九大员整合调研会”，笔者和张大维博士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参与了会议，袁区长对社区工作效能作出了此判断。“九大员”除前文提到的“八大员”外，还包括门前三包员。
[14] 关于江汉区基层治理体制综合改革的调研过程和改革方案设计情况详见陈伟东、卢爱国、孔娜娜、谢正富：《中国和谐社区：江汉模式》，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6—10页；卢爱国：《使社区和谐起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30页。
[15] 在参与改革实验基础上展开学术研究是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的优良传统。“江汉模式”新轮改革从2006年展开调查伊始直至2010年9月改革经验现场会召开，期间中心研究人员产生了不少阶段性成果，其中代表性的有：卢爱国：《政府职能社区化的问题与选择》，《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2期；卢爱国：《社区公共事务：分类与治理机制》，《城市问题》2009年第6期；陈伟东、孔娜娜：《社区分类管理：城乡比较与城乡统筹》，《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陈伟东、张大维：《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制环境与流程再造》，《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陈伟东：《城市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规范化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等等。
[16] 2008年6月，当“江汉模式”新轮改革方兴未艾时，笔者完成了博士研究生学业，回归家乡工作，期间以兼职研究人员身份参与和关注此项改革。
[17] 周海滨：《习近平李源潮肯定唐家墩党建经验》，2010年6月26日，参见网址http：//news.sohu.com/20100626/n273089164.shtml。
[18] 2010年5月13日，在江汉区政府办公楼19楼会议室，举行了“江汉区区域化党建和社区体制改革”重大课题立项及组织实施工作会议，会议由区委书记张平主持，参与会议的成员主要有：武汉市市委组织部副处长梅新斌、江汉区区委副书记余世平、江汉区委组织部部长许华、副部长彭厚鹏、江汉区政府副区长熊战勋、江汉区民政局局长戴蔚、唐家墩街道工委书记蔡正刚、唐家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宝红以及武汉市社科院、武汉市委党校和华师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部分专家学者。会上，张平书记传达了中央和民政部精神。资料来源：《2010年5月13日“江汉区区域化党建和社区体制改革”会议记录》，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2010年5月13日。
[19] 《2010年5月13日“江汉区区域化党建和社区体制改革”会议记录》，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2010年5月13日。
[20] 课题研究工作领导协调小组组长为江汉区区委书记张平，成员有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强、区委副书记余世平、区委组织部部长许华、副区长殷玉梅；课题总负责人为江汉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彭厚鹏、民政局局长戴蔚和武汉市委组织部副处长梅新斌，课题组主要成员有武汉市社科院副处长董实忠、市委组织部组织处组织员刑奇、市委党校博士杜斌伟、华中师范大学陈伟东教授、区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金捷、组织科组织员谢明轩、区民政局副调研员王瑛、唐家墩街道工委书记蔡正刚、副书记王勇、组织科科长陈劲力、副科长张晶、唐家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宝红、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袁建华、副校长陈滨宇、研究室主任曹阳。
[21] “十大社会阶层”是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22] 湖南师范大学执政党公信力调研课题组成员除博士后导师吴家庆教授和笔者外，主要有：祝明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李永杰（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许波（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陈慧（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曹芬（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程悌（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城市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地域分布上，岳阳、郴州分别是湘北地区和湘南地区代表性城市，而长沙是湖南省府所在地；在经济发展上，长沙、岳阳、郴州2009年人均GDP分别为56620元、20274元、17336元，经济发展具有差异性，基本代表中部地区经济发达型和经济发展一般型两种类型的地区，社会调查地点具有代表性。二是在调查的可介入性上，研究者在湖南长沙、岳阳、郴州拥有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这有利于确保调查研究的顺利开展以及问卷调查的效度与信度。在样本选择上，总体是一个阶层归宿多样化的庞大群体，采取概率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显然操作难度太大，因而本研究主要根据调查的可介入性情况采取非概率抽样方法。问卷调查根据每个社会阶层40份、每个城市400份标准，共发放调查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93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7.8%。
[23] 卢爱国：《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问题管窥、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4] Pippa Norris，Critical Citizens：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7.
[25] 青年自组织，是指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行运作和自主治理的青年社会组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青年自组织发展迅猛，成为党建团建的重要领域。
[26] 林尚立：《领导与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政治学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
[27] 本部分已于2016年5月被《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刊载，特此表示感谢。参见卢爱国、黄海波《近年来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研究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3期。
[28] 无论是1996年上海提出并在全国扩散的“社区党建”，还是2009年中组部倡导并推广的“区域化党建”，都是区域党建的不同实践形式；只不过，前者主要着眼于社区居委会辖区的党建，后者着眼于街区、城区、园区、开发区等多重地理空间的党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于不同语境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区域党建”有不同提法，如“区域化党建”“区域化大党建”“区域性党建”“社区党建区域化”等，但内涵相近。
[29] 林尚立：《社区党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3月号。
[30] 陈怡：《加强新时期社区党建，构筑新的利益共同体》，载奚洁人等主编：《上海党校系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党政论坛杂志社2001年版，第171—180页。
[31] 龚少清、刘兵勇：《社会转型时期的社区党建》，《重庆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32] 唐文玉：《以区域化党建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5期。
[33] 时煌军：《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社区党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5页。
[34] 陈奕君：《商圈党建：区域化党建在城市的探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
[35]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554页。
[36] 马西恒等：《城市社区党建：内涵与体系》，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页。
[37] 谢方意：《从单位制党建向区域化党建的转变》，《理论视野》2011年第7期。
[38] 唐文玉：《区域化党建与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机整合》，《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39] 梁妍慧：《以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管理创新》，《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11期。
[40] 林尚立：《社区党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3月号。
[41] 马西恒：《社区发展中的执政党建设：时代意蕴与推进路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7期。
[42] 郑长忠：《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政党逻辑：理论、问题与对策》，《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43] 吕青：《以党建带社建，增进社区团结》，《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44] 梁妍慧：《区域化党建是党的建设的新课题》，《理论学刊》2010年第10期。
[45] 唐文玉：《区域化党建与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机整合》，《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46] 徐勇、陈伟东：《社区工作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版，第33页。
[47] 熊茜：《合作主义视野下我国城市社区党建研究——以武汉市江汉区唐蔡社区为例》，《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年第2期；时煌军：《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社区党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页。
[48] 王安顺：《以构建区域性大党建格局为着力点，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工作》，《党政论坛》2006年第3期。
[49] 蔡伟：《区域化党建模式探析》，《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50] 参见王建社《区域化社区党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宁波通讯》2009年第7期；刘致丞：《区域党建：基层党建模式探究》，《党政论坛》2010年第12期。
[51] Akio Takahara and Robert Benewick，“Party Work in the Urban Communities”，Brodsgaard，K.E.and Y. Zheng，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London：Routledge，2006，pp.157-172.
[52] 刘冀瑗：《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解决社区党建工作的首要问题》，《长白学刊》2004年第3期。
[53] 武小刚：《论新时期社区党的建设的若干政治意义》，《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54] 陈家喜、黄卫平：《把组织嵌入社会：对深圳市南山区社区党建的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年第6期。
[55] 梁妍慧：《区域化党建是党的建设的新课题》，《理论学刊》2010年第10期。
[56] 谢方意：《区域化党建：内生逻辑、功效与路径》，《探索》2011年第4期。
[57] 杜彬伟：《区域化党建及其功能定位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58] 陈怡：《加强新时期社区党建，构筑新的利益共同体》，载奚洁人等主编《上海党校系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党政论坛杂志社2001年版，第171—180页。
[59] 张旭光：《居民自治与社区党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60] 袁峰、徐学通：《社区生活的组织重建与执政党的基层社会整合》，载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年，第238—242页。
[61] 金德万等：《以社区基层党内和谐促进社区和谐的成功实践》，《学习与实践》 2007年第 8期。
[62] 林尚立等：《社区党建与群众工作》，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75页。
[63] 社区党建课题组：《首都城市社区党建状况调研报告》，《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64] 刘冀瑗：《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解决社区党建工作的首要问题》，《长白学刊》2004年第3期。
[65] 本书所指的“两新组织”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简称。
[66] 参见顾建键《党建新领域的开拓与执政能力的提升》，《理论探讨》2005年第2期；杨和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重心下移的必要性及方法探析》，《求实》2005年第5期。
[67] 参见满媛媛《区域化党建：社区党建紧迫而现实的命题》，《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4月号；中共宁波市委党校课题组：《城市社区党建：问题与对策》，《理论探索》2011年第5期；李明堂：《提高社区党建科学化水平探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年第32期。
[68] 刘冀瑗：《单位党建和社区党建互动初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69] 郑长忠：《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政党逻辑：理论、问题与对策》，《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70]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校课题组：《关于“着眼适应社会管理要求进一步完善区域化党建格局”的调研报告》，《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3月号。
[71] 刘致丞：《区域党建：基层党建模式探究》，《党政论坛》2010年12月号。
[72] 陈超：《新命题：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党建工作》，《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8月号。
[73] 李友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区党建创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74] 顾骏：《社区党建有待加强的三个方面的意识》，《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7月号。
[75] 郑长忠：《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政党逻辑：理论、问题与对策》，《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76] 梁妍慧：《区域化党建是党的建设的新课题》，《理论学刊》2010年第10期。
[77] 陈奕君：《商圈党建：区域化党建在城市的探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
[78] 李朝阳、任亮：《创新社区党建，实现执政行为与人民利益间的“夹角”最小化》，《探索》2007年第3期。
[79]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员会：《区域性大党建格局与基层党组织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创新》，《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7年2月号。
[80] 参见李友梅《静静的改革：上海浦东嘉兴大厦楼宇党建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世谊：《“新苏南模式”与“两新”组织党建运行机制——以江苏昆山市为实例》，《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郑长忠：《社区共同体建设的政党逻辑：理论、问题与对策》，《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谢方意：《从单位制党建向区域化党建的转变》，《理论视野》2011年第7期。
[81] 顾骏：《党的基本组织设置的布局和趋势》，《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82] 林尚立：《社区党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3月号；林尚立：《从基层组织中开掘党建资源》，《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7期。
[83] 参见孔娜娜、张大维《嵌入式党建：社区党建的经验模式与路径选择》，《理论与改革》2008年第2期；胡序杭：《融入社会：社区党建工作的创新》，《长白学刊》2011年2期；刘安：《社区党建的组织机制创新》，《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谢方意：《党建社会化：基层党建格局的演进与创新》，《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6期；等等。
[84] 刘冀瑗：《单位党建和社区党建互动初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85] 参见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员会《区域性大党建格局与基层党组织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创新》，《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7年2月号；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员会：《加强区域化大党建，推进平安世博建设》，《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1年4月号。
[86] 中组部组织二局调研组：《唐家墩街道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的调查》，《党建研究》2010年第7期。
[87] 梁妍慧：《以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管理创新》，《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11期。
[88] 蔡伟：《区域化党建模式探析：基于台州市路桥区的实证研究》，《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89] 杨涛：《基层社会区域化党建的治理转型运作探索：以南京市华侨路街道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90] 彭贵刚：《京、沪、渝“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机构对比研究》，《探索》2008年第3期。
[91] 吴家庆、严卿：《国内学术界执政党公信力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
[92]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6页。
[93] 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94]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95] 孙立平：《社会结构转型：中近期的趋势与问题》，《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96] [法]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页。
[97] 梁妍慧：《区域化党建是党的建设的新课题》，《理论学刊》2010年第10期。
[98] 唐文玉：《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区域化党建的生成逻辑与理论内涵》，《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9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5页。
[100] 徐勇：《为规划性的社会变迁导向——评〈居委会与社区治理〉》，《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
[101] 吴家庆、严卿：《国内学术界执政党公信力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
[102]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103] “全能主义”（totalism）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政治学家邹谠先生提出的，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223页。
[104] 参见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