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批判与反思

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长达20年的西方“大缓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也对在“大缓和”经济背景下形成的货币政策“新共识”理论形成了极大冲击。由于“新共识”理论无法预测和解释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宏观经济学界基于金融危机的现实特点，对“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批判性的反思，对传统的货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改进意见。

学者们普遍认为，“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模型的一大问题是抽象掉了金融摩擦（市场）和金融中介（货币），货币的作用没有真实体现（Stiglitz，2010）。这两大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存在普遍的争论。而在危机发生之后，一系列的现象表明，正是“新共识”理论框架中关于忽略金融市场和货币的作用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货币政策实施的问题（Bernanke，2009）。

Rogoff（2010）指出现代宏观经济学面临三大挑战，分别是：（1）如何将金融摩擦纳入基准模型之中；（2）如何更好地理解政策财政和债务政策对经济的影响；（3）如何开展对金融市场监管的成本效益分析。Blanchard（2010）也对“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反思，主要结论是：（1）稳定通胀不应成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2）低通胀目标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使用范围，应当调高通货膨胀目标；（3）金融中介对货币政策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重大；（4）金融监管对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有重要影响。

更为激烈的批评来自克鲁格曼，他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此前40年所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理论的根本缺陷，需要对这些理论进行彻底的修正（Krugman，2009）。Cochrane（2011）则对克鲁格曼的批评进行了反击，他认为克鲁格曼对于现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市场的有效性不等于完全市场，财政政策并非始终有效并且作用有限，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正确的，但也存在改进的余地。

也有学者对“新共识”理论框架进行了辩护，Arestis（2009）指出模型的最优化假设本身就隐含了经济中不存在信用风险，经济主体不存在失信行为，因此货币资产无特定需要。Woodford（2010）也指出，在“新共识”模型中，中央银行可以实现与最优利率水平相匹配的任意货币存量，因而名义货币存量无须在模型中表示。但是，这一假设与金融危机时经济的实际表现严重不符，这也成了很多经济学家反思和批判“新共识”经济理论的重要方面。Mishkin（2017）也认为金融危机并没有证实危机之前的货币政策理论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而是在认识程度上有所欠缺。

总的来说，2008年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宏观经济学经典理论框架并不完美，还存在很多缺陷；第二，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并不完全有效，很多时候与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第三，货币政策操作并不总能达到最终目标，还存在中间过程的技术问题。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的形成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长期的实践基础，包含主要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内维持经济稳定、抑制通货膨胀的丰富成果和厚重经验，对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到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和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