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货币政策理论及其“新共识”

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20年时间里，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这段时期被西方学者称为“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Bernanke B.，2004；Galí J.，2008）。与此同时，在理论层面，主流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理论一度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各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很多观点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共识，因此这一时期的理论进展也被西方学者总结为宏观经济学理论“新共识”（New Consensus in Macroeconomics）（Arestis，2011）。在“新共识”下，新凯恩斯主义将货币主义理论重新复活，两大流派的观点得以相互融合，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发展。因此这些共识也被称为“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 Classical Synthesis）或“新凯恩斯主义方法”（New Keynesian Approach）（Goodfriend and king，1997）。

一 “新共识”货币政策模式的实践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宏观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一直都是由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者所占据，其中对于如何逆周期调节经济波动的主要理论是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主要政策工具是以相机抉择为基本决策原理的财政政策。决策者采取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抑制经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波动，但是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效果来看，基于相机抉择原理的相关财政政策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相反却起到了加剧经济波动的负面效果。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之下，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愈演愈烈，形成了螺旋式的叠加上升趋势，各类通胀指标大幅提高。加之经济增长乏力，出现了经济下滑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即历史上著名的“滞胀”阶段。^[5]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这种情况是由货币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货币当局难以通过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来抑制通胀并恢复经济产出（Devine，2000）。

由于凯恩斯主义对于“滞胀”下的经济形势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了解释力，政策当局和民众也对凯恩斯主义理论逐渐失去了信心。学术界开始重新重视货币主义理论的作用，对于货币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政策当局在应对“滞胀”问题的过程中也较多地采用了货币主义的政策措施。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者认为，当时的通货膨胀主要就是由货币因素引起的，而中央银行有充分的能力和政策工具来抑制通胀，并促进经济恢复和增长。他们认为，超过正常额度的货币供给通常情况下会导致持续性的通货膨胀，而对持续性的恶性通货膨胀进行有效控制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对货币数量进行有效调控。由于经济市场中对货币的需求变化较为灵活，难以进行有效的预测，货币当局可以对银行准备金或者现金体系进行调整控制，把握货币发行和供给，从而有效应对通货膨胀（Barro and Gordon，1983；Svensson，1999）。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和实践，货币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逐渐被学术界和政策当局所接受，并在应对通货膨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货币主义大有取代凯恩斯主义而成为宏观经济学主流理论之势。在此期间，货币主义理论本身也得到了更加深化和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基本政策框架。比如，货币当局的独立性可以保证其承担起价格稳定的职能，这也应当是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能。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关注通货膨胀，并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还包括央行制定政策规则的透明度和可行性。也即，规则（Rules）比相机抉择更加重要（Clarida Richard，Jordi Galí，and Mark Gertler，2000）。

此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学者不得不开始接受货币主义学派在应对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实施等方面的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将其纳入到了经典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之下，并在实践中对其进行不断的检验和更新。货币主义也在与凯恩斯主义的不断融合中逐渐丰富和完善了其货币政策理论体系，形成了“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基础，表1-1列举了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事件。

表1-1 “新共识”框架形成的关键事件

续表

二 “新共识”货币政策的理论框架

根据上文所述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联储应对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和货币政策实践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框架的形成。一方面，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如动态不一致性、理性预期与货币主义基本理念相结合，指导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定位、目标设定和工具实施，有效应对了高通胀。另一方面，美联储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操作以及在抑制通货膨胀、维护价格稳定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极大地丰富了货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仅在传统的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菲利普斯曲线）、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反思和改进，也使得理性预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得到了快速发展。

由此，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动态分析框架得以形成，包括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动态IS曲线、泰勒规则等，取代了一般均衡的静态模型，成为经济分析的标准工具。再加上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研究中新的引入和发展，使得“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

在宏观理论方面，主要的共识包括：长期货币中性、预期对政策的敏感性、名义和实际粘性导致的短期内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等。Woodford（2009）将理论层面的新共识总结为五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理论应当以跨期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二是定量政策分析应该以经过计量检验的结构模型为基础；三是预期应被当作内生变量并在政策分析中考虑到政策本身对预期的影响；四是实际冲击而非名义冲击才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五是货币政策是有效的，特别是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

同时，货币政策方面的新共识在更广泛的层面得到了学者和政策当局的认同，并对各国货币政策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Bean（2007）认为货币政策“新共识”主要包括：第一，与财政政策关注长期目标不同，货币政策应当主要关注总需求管理目标；第二，货币当局的独立性对于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尤为重要；第三，中央银行不应过度关注中介目标，而应主要将通货膨胀作为最终目标重点关注；第四，与央行独立性同样重要的是货币政策可信度和预期。

Mishkin（2009）则总结出了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前货币政策指导思想的九大科学共识，分别是：（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2）维持市场物价稳定意义重大；（3）在长期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4）预期在宏观经济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传导中扮演重要角色；（5）泰勒规则对于货币稳定十分重要；（6）货币政策受到时间不一致问题的影响；（7）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能够有效提高其实施货币政策的效率；（8）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能否获得预期结果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名义锚的可信度；（9）金融摩擦在经济周期中扮演重要角色。Goodfriend（2007）指出泰勒规则以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作为政策目标，已经成为货币政策模型最普遍的方法。

Blanchard（2010）等对2008年危机之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如下总结：（1）中央银行通过单一的工具（基准利率）来实现单一的目标（抑制通货膨胀）；（2）中央银行通过维持通货膨胀系数在较为稳定的水平上，将产出缺口稳定在较小的范围之内；（3）当局制定的财政政策只能发挥有限作用，且地位大幅度下降；（4）金融监管不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5）货币政策在大缓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Arestis（2011）从新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对危机之前货币政策形成的“新共识”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模型。该模型包含了总产出、菲利普斯曲线、货币政策规则、开放条件下的汇率等方程，完整描述了“新共识”的理论基础。其核心是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价格，建立在弹性货币政策规则上的利率调整可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