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与中国近代翻译小说的现代进程

郝岚^[1]

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旬刊，线装，每期32页左右，三四万字，连史纸石印。内容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另附各地学规、章程等。其中“域外报译”还包含“英文报译”“路透电音”“东文报译”等栏目。《时务报》是在维新人士壮志未酬的背景下创立的，从资金到人员都与政治运动有密切关系，而报纸的办刊宗旨从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创刊号上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也可见一斑：

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眢井以译天地矣。祥录各省新政，则搏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保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2]

正如报纸的名字所示，《时务报》的内容几乎都是关乎时务、新政、实学的，并无文学的一席之地。但它总共发行了69期，一共连载刊登了翻译小说5篇 ^[3]，其中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4篇，H.R.哈葛德的小说1篇。值得注意的是《时务报》上的翻译都是这两位作家与中国读者的首次谋面，而且在不久的日子里，这两位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通俗小说作家成为中国近代读者眼里最受欢迎的“大小说家”^[4]。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时务报》作为一份时政报纸，如何在翻译选本、文学独立性以及第一人称处理等方面见证了翻译文学对于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