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创新
本书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构建了临空经济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效应体系。
从文献述评中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临空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两者的研究整体上尚处于分离状态。虽然对临空经济在区域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但现有研究多是集中于探讨机场或航空运输对临空经济区自身或所依附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中国更高层次的区域发展追求，其内涵远不止区域经济增长这一个方面；同时，临空经济的影响也远非机场或航空运输所能涵盖，且现有研究由于在基础理论运用、模型构建、方法使用和数据采集等方面的差异，常出现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研究结论。本书明确提出临空经济是一个包含多种要素的完整的经济系统，并全面分析了临空经济的历史演进、偏好、内涵特征，探讨了新时代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要求，然后将两者有机结合，构建了临空经济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效应体系。既是从临空经济的实践出发研究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也是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研究临空经济问题，丰富了有关临空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学术思想，推动了临空经济理论体系、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实现了研究视角与理论体系的创新。
第二，提出了临空经济市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重构效应概念，并进行了系统论证。
在文献述评中已经明确提出，现有研究多是从宏观视角探讨临空经济的增长效应，这必将导致对临空经济效应评判的片面化。本书基于临空经济实践和理论分析，把市场、空间、结构纳入临空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体系，解构出临空经济三大类、六小类效应，创新性地提出了临空经济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重构效应等概念，并分别将其解构为市场扩大效应与市场一体化效应、离散型空间溢出效应与连续型空间溢出效应、空间重构效应与产业及技术重构效应六小类效应，对其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论证，有效地拓宽了临空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分析框架。
第三，丰富完善了临空经济效应的实证检验方法。
现有定量研究临空经济效应的文献多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或投入产出模型来考察局部某个区域临空经济发展对本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类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显然难以满足临空经济网络性、外部性、空间溢出性等多元化特征要求。本书基于中国临空经济发展实践，从全中国层面考察临空经济各种效应，采集了中国35个主要临空经济区及其所依附空港城市的相关数据，并针对临空经济不同效应，引进、构建了差异性的数理模型来分别进行检验，得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研究结论。对于临空经济市场效应，通过引入克鲁格曼指数、经济距离等，改进市场引力模型来进行验证；对于临空经济重构效应，利用超制图学技术可视化呈现了临空经济网络对中国空间版图的重构效应，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检验了临空经济产业重构效应。特别是对于临空经济空间溢出效应，构建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并基于区域间的航空联系对模型中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创新性改进，分别检验剥离出来的临空经济离散型、连续型空间溢出效应，有效克服了以往计量模型忽视空间溢出效应、低估临空经济影响的缺陷，以期能够对临空经济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空间溢出效应作出全面科学的评价。整体而言，本书在临空经济定量实证分析上进行了多项创新尝试，为研究临空经济效应、进行相关政策机制设计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第四，明晰了临空经济各种效应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
临空经济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效应的发挥是通过各种影响机理来实现的，唯有明晰这些影响机理才能够为其效应产生、发挥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正如文献述评中分析，现有文献要么是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就某项与机场、航空运输等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进行判断，要么仅是从宏观角度探究机场或航空运输对某单个区域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益，而未分析临空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类效应的影响机理，即把临空经济效应的发挥过程视为“内部黑箱”，这必将造成临空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效应的相关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针对这一不足，本书综合运用区域发展理论、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空间经济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从“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分析”等多个维度构建了临空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相对完善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临空经济各种效应的影响路径、作用机制，以期打开其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这一过程的“内部黑箱”，为全面深入地评价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临空经济效应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1]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主席考察北京新机场时强调“北京新机场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源”。
[2]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魏礼群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9年会上的讲话。
[3]2012年12月28日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4]2017年5月14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8]2017年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讲话。
[9]2012年7月20日时任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就《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讲话。
[10]其中2006—2008年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对总周转量及其增长率进行了估算。
[11]资料来源于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2018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13]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做出上述表述。
[15]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16]参见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17]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资料来源于2017年2月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发布的《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发改基础 〔2017〕 29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