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心路历程

一 早年经历

1724年1月19日，安徽休宁隆阜（今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戴震应雷而生，所以他的父亲戴弁给他取名叫“震”，寓意成就非凡，听起来倒是与《封神榜》里雷震子有着异曲同工的意味。戴氏这个家族，渊源颇深，可追溯至上古春秋时期的宋国贵族戴公，到了南宋的时候，家族支派繁衍，人丁兴旺。然而到了戴弁这一代，却已经是族系单寒，家境比较贫寒了。戴弁以贩布为生，家中只能维持温饱，而身为长子的戴震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徽商家庭。

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生十岁乃能言”[1]，在今天看来可以说属于“大器晚成”型。小时候，戴震上的是私塾，读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他博闻强识，敏而好学，“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2]。善疑好问的戴震对疑问直接深入，层层穷追，“师无以应，大奇之”[3]。戴震儿时“日数千言不肯休”的开发早期智力的语言功夫和善疑好问、非水落石出不肯罢休的思维形态，或许已经包含后来巨大成功的逻辑因子。[4]从某种角度来说，戴震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气概与他身处商人家庭那种自由的家教气氛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戴震生于一个门庭森严、科举至上的八股之家，在面对尊长时“毕恭毕敬”“如坐针毡”，那么小戴震那种新奇好问的幼芽自然就荡然无存，又何来以后一代宗师的治学严谨、探究求深。关于戴震这种深攫探究的精神，梁启超蔚然称之，“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5]。看来，远在戴震少年的时候，造就其后来非凡成就的逻辑因子就已经在他身上窥见一斑了。

大约十七岁的时候，戴震就已经立志闻道，着手探求中国文化的本源，“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语言”[6]。于是，戴震埋头于《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以及《十三经注疏》等书，致力于语言文字的研究，力求把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字义都弄清楚，常沉醉不能自已。天道酬勤，倾心研究使戴震“由是尽通前人古义”[7]，收获颇丰。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戴震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素养和造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就连当时的八股先生都难以望其项背。正是由于戴震“尽通前人古义”，所以在提出自己的重要思想“理欲观”时，才能断然指出程朱理学之所以最终得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错误结论，乃是对古文“理”字的误解。毋庸置疑，对于戴震来说，这段经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其后期的心理学思想、学术研究乃至最终思想理论的形成，都起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使戴震受用终生。

十八岁时，戴震开始跟随父亲经商，四处奔走，其间足迹遍及江西、福建、南京等地。在这过程中也间或“课学童”，可谓经商教书两不误。三年亦商亦儒的生活，让戴震视野开阔，阅历丰富，见识广远，对民间疾苦了解较多，言谈举止中自是比同龄人多出几许干练与沧桑。对于戴震来说，这段经历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此过程中，戴震在更大程度上了解到民间百姓的生存状况，对普通百姓的疾苦了解更加详细，这使得他对“人”有了更深一层次地理解，为其后期以人为本的心理学思想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二 拜师求学

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在歙县紫阳书院里，戴震结识了前来讲学的著名经学大师江永，“一见倾心”后，戴震拜其为师。江永，字慎修，婺源人，与戴震是徽州同乡，“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8]，可谓是开清代皖派经学研究之风气的重量级人物。巧的是他们的字竟然都是“慎修”，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戴震特意把自己的字“慎修”改成了“东原”。戴震拜江永为师的时候，江永已经六十三岁，但是年龄的差距并没有让彼此感到疏远，反而是共同的志趣和理想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二人欣然成为忘年交，师生二人亦师亦友，教学相长。当时与戴震一起师从江永的还有郑牧、汪肇龙、程瑶田、金榜等人，他们都是戴震的“同志密友”。正是戴震这群青少年时代的同学兼朋友，在学术上给了戴震以强烈的影响，再加上江永的指点，戴震原本颇有根底的学问完全成熟，他开始高屋建瓴地考虑贯通群经的内在逻辑，从而开始他的学术发轫期。

自二十岁结识江永先生后，戴震的学问越做越大。二十二岁到二十七岁之间，写成《筹算》一卷、《六书论》三卷、《考工记图注》、《转语》二十章、《尔雅文字考》十卷，几乎是一年写一本书，这些书本质上是光大朱熹学术精神的，思想上都与江永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在江、戴的师友交往中，江永那种“读书好深思”的治学态度深深影响了戴震。不仅如此，笔者认为，江永的那种“平等”“民主”的思想对其影响更大。这在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表露无遗。当时江永误把转注看作字义的引申，针对老师的误解，戴震以书信的方式向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江永接到书信后，对戴震大加赞赏。这种尊重学术、尊重个体的平等精神，无疑对戴震以人为本的心理学思想的确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戴震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功名却始终与他无缘。直到二十九岁那年，戴震被补为休宁县学生。原因在于清代沿用明制，即用八股科举选拔人才，而选拔之人又大多是一些浅学庸陋之人，考取功名谈何容易。但是，考取秀才又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得到社会承认的第一块敲门砖。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戴震却偏偏做了个补学生。戴震这样的大学者，竟然连一个秀才都考不上。更可笑的是，曾经有考官要名重京师的戴震自称出自他的门下，以沽名钓誉，并以此作为筹码，要胁戴震这样才有可能通过考试。由此可见，当时选拔人才的制度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当时的官场风气是“人吃人”的，从而充分体现当时官场人性的黑暗与丑陋。对于戴震这样的“狂士”来说，其内心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对于人性的理解想必会更加深刻。

戴震三十岁那年，休宁大旱。“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屑为饔飨，以其时闭户著屈原赋注。”[9]为生计所迫而落到如此地步，但却不忘自身的学术研究，可以说“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在戴震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正是一种“中华民族脊梁”的硬骨头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一直支撑着戴震去追求他的精神理想。同年夏天，在离开了紫阳书院以后，戴震年少时的好友出现并发挥了关键作用。程瑶田是戴震在二十八岁赴试落第时结交的朋友。正是由于程瑶田的极力推荐，戴震才能得到歙西大商人汪梧风的聘请，至家中课其子，即今天的家教，授课地点就在皖派经学家的活动中心——不疏园。这个不疏园是身为富商的汪梧风在自己家中专门置办的教学中心，园内藏书丰富，作为邀请五湖四海的学者前来讲学之用。曾经前来讲学的有汪中、郑希虎、黄仲，后有江永、程瑶田、汪肇龙、方希原、金榜等。一时间，不疏园内虎踞龙盘，名士云集。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戴震如鱼得水，终日全身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诗补传》《屈原赋注》等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完成的。在戴震的影响与带动下，乾嘉时期，形成了以戴震为中心，由戴震及其友人、学生、崇拜者所组成的治学方法及特色相类似的经学派别——皖派，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类似宽松、自由与平等的氛围之中，戴震才如鱼得水，在学术上取得不凡成就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美好人性的重要性。

坎坷曲折的求学经历注定了戴震心理学思想的多元化。师从江永，与江永的忘年之交，巩固了戴震以“理”为主的教育思想。然而，八股科举取士限制了人性的发展，不疏园的授课经历充分体现了自由与平等的重要性，这些都对戴震的心理学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 京州生涯

性格决定命运。由于戴震是一位狂士，所以他注定要遭到社会的迫害。三十二岁那年，为躲避休宁戴氏大家族中的豪强地主勾结地方官府对他的迫害，戴震迫不得已逃往京城。避仇入京这件事成为戴震一生学术生涯乃至仕途生涯的转折点。

当时的北京是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权力中心，那里推崇的是道德教化，向人们宣传的是“正人心以端风俗”，教育百姓的是“存天理，灭人欲”，人性受到严重的压抑。此时的戴震由于只身仓皇逃入北京，除随身携带的几本著作之外，连行李衣物都没有准备齐全，“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食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10]，一时间处境窘迫，狼狈至极。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戴震与钱大昕的结交使事情得以峰回路转，同时戴震也得以绝处逢生。当时的钱大昕刚考中进士并特改翰林院庶吉士，就住在北京的寓横街。有一天，戴震带着自己的书稿前去拜会，两人谈了整整一天，钱大昕在极度赏识下竟赞叹戴震为“天下奇才也”[11]。此后，钱大昕便联合友人为戴震广为宣传。钱大昕有意的大力提携很快就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戴震崭露头角，名动京师，“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12]。名门之士争相与戴震交往，就连当朝著名文人学士纪昀、朱筠、王鸣盛、翁方纲等都纷纷降低自己的身份，前去拜访这位寒酸的落难穷才，无不赞赏其才华。戴震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但却自尊自爱，平等论学。他身上所折射出来的谦逊、质朴的品质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深思高举、强识锋辩的态度，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也正是京城名门之士乐于和戴震交往，并且折节求教的根本原因。在戴震最落魄的时候，这些名门之士不仅没有嫌弃、排挤他，而是纷纷前去与之交往，折节求教，使得“无不知有东原先生”。正是他们这种“敬才”“爱才”“求同存异”的气度，与当时京城弥漫的“存天理，灭人欲”，对人性的极度压抑形成鲜明对比，让戴震充分感受到人性自由的重要性。

三十三岁那年，戴震作为一名家庭教师，寄居在纪昀家中。戴震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在京城期间，由于经过前期的积累蕴蓄，戴震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都已渐趋成熟，于是戴震前期的第二次著作高潮终于到来。《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两篇和《周髀北极·玑四游集》等数篇旅京产物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与纪昀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戴震早年的一部传世名作《考工记图》完成了初稿。纪昀看完后极为欣赏，除为其出资刊刻外，还亲自为该书作序。纪昀在序中说：“戴君语余曰……今再遇子奇之，是书可不憾矣。”[13]通过这篇序言可以看出，以纪昀当时的地位和声望，用浩然褒扬的笔意向天下人介绍戴震，为戴震仗义执言，这不仅是对戴震的极大肯定，更是在无形中为“小人物”戴震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毫无疑问，对于纪昀，戴震满怀敬意、感激涕零。这也在无形中影响了戴震的为人哲学——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此时的戴震正是意气风发，满腔憧憬与抱负。他以才学名动京师，那么参加科举考试并高中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结果却又一次事与愿违。至于名落孙山的原因，在传统的观念看来，戴震是一位狂士，由于看不透“残酷”的现实，让他没有适应当时的“中国国情”。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并不单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而中国传统社会又是一个充斥着各种“人情关系网”的社会。要想抛开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网”，依靠自身的真才实学来成就一番事业，其难度犹如登天。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考官“欲令出门下”，以沽名钓誉，可戴震偏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结果可想而知。才高八斗的戴震无奈地败在官场的人情关系网上，可悲可叹。世态炎凉，虽然周围杂草丛生，但是戴震执意要做那白芷，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秋闱落第子，天涯断肠人”的命运。最为讽刺的是，考官不录取戴震的理由竟然是“不知避忌”，这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却是个绝妙的讽刺，时刻提醒着戴震身处一个怎样的社会。这是一个长者以“理”责幼、尊者以“理”责卑、贵者以“理”责贱，纵然无理也有理，而幼者、卑者、贱者纵然有理也无处可诉的社会。这种所谓的“天理”，压制人的一切欲望，限制人的一切自由，将人变成“行尸走肉”。因此，乡试落第又是意料之中的事。这次惨痛的打击，让戴震失望至极。同时，残酷的现实也让他充分认识到程朱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危害性，这些都为戴震建立自身的人性论提供了一定的内在动力。

三十五岁那年，心灰意冷的戴震离开北京，南下至被誉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扬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富庶地区的扬州，自古繁华，至明清时代已经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里华灯照宴，车水马龙，名士云集，新兴的文化气息一片盎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扬州有一位热心于文化事业的人，那就是淮盐都转运使卢见曾。由于他热心提倡文化事业，爱才好客，所以全国各地的名人贤士云集于此。正是经卢见曾的介绍，戴震与已经六十岁的一代巨擘惠栋相识。与惠栋的相见，是戴震人生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戴震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的转折点。虽然惠、戴不同，吴学与皖学相异，但是惠栋那尊崇汉学、鄙视宋学的学术思想还是引起了戴震的深刻反思。自此，他开始重视吴派的治学思路和学术成就，因而扩大了他的学术视野，甚至最终促使他走上新的学术道路。所有这些都与卢见曾爱才好客、热衷于文化事业有关。试想，如果卢见曾信奉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唯尊者以“理”责卑，唯贵者以“理”责贱，那么戴震后期也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想必卢见曾的这种“宽以待人”的人生态度会对戴震的人生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

避仇入京、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以及北闱乡试落榜让戴震充分意识到社会的黑暗以及人性的丑陋，而与纪昀等一批有志之士的结识，又让他意识到人人平等的重要性，这些促使戴震在教育思想上由认同“理学”到反对“理学”，并且进一步强化其以“人”为主体的心理学研究。

四 晚年辉煌

戴震晚年足以彪炳史册、辉映千古的业绩，既不在于他因校对《水经注》和《九章算术》而受到皇帝的褒奖，也不在于他历经千辛万苦校对了多少古籍、写了多少提要，而在于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完成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它是戴震晚年全部思想精华的沉淀与升华。在这本著作中，戴震直斥宋儒“以理杀人”和“今人以理杀人”，深刻揭露出当时统治阶级对人性以及欲望的压制，表明了自身对人性的理解。

在四十岁到四十三岁之间，戴震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正是由于坎坷的生活道路，使得戴震对清朝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程朱理学的反动主义以及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他从早年信奉程朱理学到中晚年批判程朱理学以及由唯心主义理一元论到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转变进程，并进一步深化其以人为本的心理学思想。

从四十六岁至五十岁的五年间，戴震主要从事于方志的编撰。五年间，他两度往返于晋燕之间、太行道上，修订了三种方志，并参加了三次会试，但一次都没有考中。究其原因，八股取士的选拔制度对戴震这样的大学者来说，确实不太适合。看来这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以及吃皇粮的饭碗对于戴震来说注定无缘。官场的尔虞我诈以及阿谀奉承只能让戴震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性的黑暗与丑陋。对于科举，此时的戴震已经将其作为一种解决衣食之忧的中介，岁月无情的磨炼早已让其打消了追名逐利的强烈欲望。此时的戴震正致力于通过自身的学术研究来改变程朱理学祸害中国数百年的悲惨状况，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奠定一定的学术思想基础，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戴震晚年生活孜孜不倦、奋斗不息的精神目标。

五十岁那年，在经历了科举惨败经历之后，戴震返回金华书院担任主讲，同时忙于《水经注》的校对工作。同年，在纪昀以及裘曰修的大力推荐下，戴震进入四库馆担任纂修官一职。据说乾隆皇帝早就听说过戴震的大名，“故以举人特召，旷典也”。就这样，戴震由一个举人被破格录用，全家迁往北京，与当年的进京避难倒是大不相同。尽管统治阶级主观上是想通过修订《四库全书》来彻底清除中国文化与专制统治不相一致的思想意识，但是作为学者的戴震，却把参与修书当作一件发掘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来认真完成。五十二岁那年，《水经注》终于校对完成，戴震倾尽历年心血将这部巨作“补缺漏，删妄增，正臆改”，使之成为能够让人看得懂且最具有实用价值的地理书。同年，戴震还校出另一部著作《九章算术》。次年，由于上述之事，戴震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虽然“赐同进士出身”这一头衔是类似“为如夫人洗脚”的角色，但就其一生而言，这也算是对戴震仕途上屡次落第的一点安慰。

五十四岁那年，由于长期繁重的校订工作，戴震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虽然患有足疾，但戴震仍然孜孜不倦地校书、著书，彪炳史册、辉映千古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是在这一年完成的。在这本书里，戴震直斥宋儒“以理杀人”和“今人以理杀人”，结果直接触动了清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神经，由此引发的后果可想而知。一时间，好友斥责，同人攻击，朝野施压。作为戴震好友的纪昀，拿起《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攘臂扔之”，骂道：“是诽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15]面对诸多压力，戴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即便如此，戴震仍坚定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确认真理就在自己一边。正如他给段玉裁的信中所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16]由此可以看出，戴震所具有的高贵人格以及为探求真理而不惜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宛如一束穿透封建统治层层枷锁的新生曙光，令人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正是戴震独特的思想风骨与品格风貌才让他不愧为“一代思想先驱”的称号。

由于庸医误用药物，年仅五十五岁的戴震猝然病逝。随后，戴震的夫人与儿子一同扶柩南归，葬于家乡休宁。值得一提的是，戴震去世后，京城名士在挽联中这样写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由此可见，戴震及其学说在京城的影响之大以及人们对他的推崇程度之高。但无论如何，一代大师就这样匆匆陨落，他用鲜明犀利的观点和坚韧不屈的人格为他的短暂生涯画上了令人惋惜之外的圆满句号。

从京城名门之士乐于和戴震交往，甚至折节求教，到好友斥责，同人攻击甚至朝野施压，戴震充分感受到世态的炎凉以及人性的变化无常。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人”以及“人性”的论述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在戴震诸多著作的字里行间。而这些思想也必将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