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代影响

戴震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与清朝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雍正、乾隆年间，经过一百多年的统治，清朝正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畸形的。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学东渐的交汇，形成了种种畸形发展，这些都在戴震的人生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 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戴震生活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时期，这一时期工农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17]“任何一种新的学说，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事实之中。”[18]戴震的很多思想，正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上的曲折反映。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但是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明战火中备受摧折。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8世纪上半叶时，社会正处于“新”与“变”的酝酿和转型时期，民族资本主义以不可遏止的发展势头加快自身的历史进程，古老文明以其独特的发展姿势逐渐汇入世界历史的前进潮流。中国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历史的巨轮飞快转动着。到了18世纪中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获得较大发展：一方面，东南沿海手工业各部门和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继续；另一方面，以1737年清政府开放矿禁为契机，全国经济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放开搞活的新气象。但是，由于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学东渐的交汇融合，种种因素导致了清朝文化的畸形发展，同时也都成为戴震学术思想的渊源之一。

戴震的家乡徽州休宁，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已经是安徽茶叶产地的中心，那里盛产茶叶、蚕丝以及竹木。戴震生活在18世纪中叶，那个时候的休宁已经出现商业繁荣的景象。各地商人，尤其是茶商纷纷来到此地，休宁成为一个著名的“山口市场”。随着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商业资本在激增。徽商中，很多人岁入巨万，更有不少家资万贯，富比王侯。由于戴震的生活长期与徽商有密切联系，所以他的思想中反映了要求发展工商业经济、反对封建专制的意识。与此同时，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却十分贫困，迫于生计，他们“不安于陇庙”，成为雇佣劳动大军的一员，纷纷涌入外地出卖劳动力，到景德镇去当烧窑工人的就不少。戴震的家乡处于一种通达的环境，由于南来北往的徽商传递信息，所以从青少年起，戴震就耳闻目睹了封建社会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以及他对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另外，戴震少年的时候就随父亲当过小商贩，所以他对一般市民阶层的要求有较深的了解，也能体会一般民众的疾苦。正如章炳麟所言“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19]。由于从小就目睹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生活，并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所以这无形中对他以人为本的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在他后期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中有所反映，即对“人性”的相关阐述。

二 政治文化的禁锢

与清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开放极不协调的是，清朝政府实行封建高压统治和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它通过提倡程朱理学的“天理”来达到“以理杀人”和大兴文字狱的方法来对人民的思想进行严密的控制，尤其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字狱”运动来残酷杀害那些具有某些新的思想意识和对统治阶级专制统治或多或少流露出不满情绪的读书人，甚至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卑鄙手段滥杀无辜、用最残忍的凌迟酷刑残害读书人来实施其“防民之口”之术。

早在康熙年间，清朝政府命理学大臣李光地等人在明胡广等人所编的《性理大全》的基础上，“撷其精华”，编成《性理精义》十二卷，作为士人必读的书。与此同时，朱熹所编的《四书集注》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其本人的地位也被越抬越高。[20]康熙以朱子的“一字一句”为真理，就把朱熹抬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谁违背了朱子之言，就被视为离经叛道，从而就会受到严厉惩罚。一直到戴震生活的年代，“以理杀人”的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统治地位被不断强化，人性及欲望受到严重的压抑。戴震的很多思想集中揭露了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反动实质，使人的情感、欲望、理性从封建主义“天理”的宰制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

清朝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控制的做法之二就是大兴“文字狱”。戴震生活的清雍正、乾隆年间的55年，是中国的思想领域弥漫着“文字狱”的刀光剑影、遇难者的头颅鲜血以及被凌迟碎剐的人肉片布满了学术殿堂的台阶的55年。而尤以乾隆皇帝布下的文网最为严密，迫害读书人的手段也最为残忍。[21]清朝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实施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有记载的文字狱就有七八十起，从康熙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著名的文字狱就有七八起。如康熙三年（1664）的明史案，康熙十五年（1676）的《南山集》案，乾隆二十年（1755）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焦禄谤帖案》，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贺世盛、笃国策案，等等，这些文案轻则罢官，重则“凌迟”“立斩”“枭示”以至于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在这种“文字狱”的恐惧环境中，文人只能转向文献订讹，名物考证，不敢触及思想禁忌，以明哲保身。正如章炳麟所言：“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22]

正是在清帝王凭借程朱理学的“天理”大兴“文字狱”的极其残酷的社会氛围中，戴震成了那个社会“叛逆的猛士”。正如鲁迅所言：“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有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入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鲜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23]对封建专制文化和程朱理学的反动的深刻了解，进一步加速了他从早年信奉程朱理学到最后批判、反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转变，从而谋求人的情感、欲望、理性从封建主义“天理”的宰制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以人为本的心理学思想表露无遗。

三 自然科学的发展

清朝之前，自然科学已有一定的发展。药物学方面，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经过三十多年潜心研究和身体力行，写成了巨作《本草纲目》，把我国药物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农学方面，科学家徐光启集天文、数学、历法、水利、农桑等多种自然科学知识于一身，他所写的《农政全书》收集了历代农业生产知识，是一部关于农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工学方面，科学家宋应星通过多年潜心研究，对各种工业从原料到制成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工序了如指掌，写成一部关于手工业生产的巨著《天工开物》；地理学方面，地理学家徐宏祖写成了一部关于地理、地质、地貌的《徐霞客游记》，为我国地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其他如天文、数学、律历、物理等方面的著作也纷纷刊出，这些都为后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西方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书籍也随之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时间而言，“西学东渐”始于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至清雍正年间全面禁止传教活动止，其间约一百四十多年，构成了“西学东渐”的第一次高潮。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605年利玛窦、徐光启等刊行《乾坤体义》《几何原本》起，在这一百四十多年中，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自然科学的著作或译著出版。[24]然而，至雍正乾隆年间，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严格的政策，在中国的传教士少之又少，其传入的科学知识甚少，几近停止。在自然科学方面，除注意研究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外，戴震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传统科学技术文献的整理。在戴震一生中，写有大量关于天文、律历、数学、力学、机械、地理、动物、植物、医学等方面的著作，由于受到西方科学知识以及古代自然科学，特别是明清自然科学的影响，加上通过自身长期自然科学的研究，戴震的思想有所飞跃，为其后续的唯物主义哲学以及心理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