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者的精神

关于学者的精神，被尊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在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对此有精当的表述。他写道：“先生之著作，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地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精神。

独立之精神，就是凡事都要进行独立思考，自己做主，而不盲从他人，随人俯仰；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怕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就是为了坚持真理，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个“志”正是独立的精神。独立的精神是创造性之本。孔子正是凭着独立的精神，开创了被称为“孔孟之道”的思想体系，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被公认为万世师表，甚至成为帝王之师。“至圣先师”之名岂是徒然得到的？一个学者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就不能指望他在学术上能有什么创新和创造。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表现突出且备受尊重的时代，同时也是在学术上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动人景象的时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众所公认的。

说到学者的独立的精神，人们自然会想到马寅初。马寅初是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的典范。1953年我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得到这样的数据：全国现有人口6亿，每年增长1200万，年增长率为20‰。马寅初是经济学家，这次普查的结果引起了他极大的注意。在这之后，他多次深入浙江、江苏等地对人口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历时五年，他得出一个看法，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生产的发展、资金的积累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国家的发展。他认为，为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控制人口。他还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一些具体办法。他把自己的看法写成文章，提交给1957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该文还以“新人口论”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且有独到的见解，是于国计民生有重大利益的大文章、好文章。该文最初曾得到国家最高领导的认可。但是，风云突变，不久开展了反右派的运动，马寅初的人口论被无端指为配合右派向党进攻而遭到批判。嗣后几年，对马寅初的批判不断升温、升级，他的新人口论被指斥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国版。面对大批判的狂潮，马寅初毫不示弱，毫不退缩。他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声明，严正表示：“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有一位身居高位而一向爱护他、保护他的朋友，劝他作一个检讨，以便顺利过关。他谢绝了这位朋友的好意，说了如下一番话：“人口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如果像现在这样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发展下去，它必将给我们的国家和党带来很大的困难，造成完全被动的局面。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我已经研究并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有责任说出来，并坚持到底。为此，我不怕孤立，不怕批评，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考虑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论。”[4]这就是有独立精神的学者！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去追求真理，一旦发现了真理，他就无所畏惧，坚持到底。这样的学者，不仅有独创的学术观点，还有铮铮铁骨和大无畏的气概。

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密不可分。自由的思想是独立精神生长的温床。诚如大学者梁启超所言：“自由者精神发生之原力也。”[5]因此，自由的思想备受思想家和科学家们的推崇。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自由和科学》一文中指出，自由是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他写道：“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6]他还指出，自由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内心的自由就是陈寅恪所说的自由的思想。关于外在的自由，爱因斯坦如是说：“我所理解的自由是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这种自由首先应当由法律来保障。单靠法律保障还不够，还要做到“在全体人民中必须有一种宽容的精神”。[7]这应叫做舆论保障吧。外在自由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容许学者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有犯错误的自由。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说得好：“由于最初人们不可能知道一个新的学说是否正确，因此，在提出新的真理的自由中必然包含着相等的犯错误的自由。”[8]通向真理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试错，最后才找到了真理。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正是这个意思。不容许犯错误，实际上就堵死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当权者和公众舆论应当抱有宽容的态度，营造出宽松的环境，来善待那些不懈地追求真理的学者们。

关于内心的自由，爱因斯坦指出：“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9]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地谈一谈不受权威束缚的问题，因为在做学问的路途中不可避免地会同权威相遇。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权威呢？英国皇家学会无疑是科学权威荟萃之地，且听它对这个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吧。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徽上镌刻着这样一句箴言：“不要迷信权威，人云亦云。”我以为这个箴言堪为我们对待权威的原则。具体地说，我们对待权威应注意三点：第一，要尊重权威。权威乃是科学进步的一个里程碑，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尊重权威，就是尊重历史，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尊重权威，就是尊重一切为科学进步、为人类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不尊重权威，是狂妄无知的表现。爱因斯坦在科学上超越了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但是，他仍然给予牛顿崇高的评价，他写道：“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的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10]爱因斯坦为我们树立了尊重权威的榜样。第二，要平视权威。权威是人，而不是神。所以，我们同权威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智力上或许有所差异，但是绝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三畏束缚思想，不足为训。盲目地迷信权威，就会压扁自己的思维能力，压缩自己的聪明才智。王安石针对孔子的三畏提出了“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不足是鼓励解放思想的箴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援引过如下一个警句：“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11]这话多么铿锵有力、多么长人志气！我们是信奉辩证法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我们要尊重权威，但是不要拜倒在权威脚下，而要平视权威，要怀抱“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第三，要超越权威。要尊重权威，又要勇于超越权威，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堪称楷模。他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的学生，他勇敢地批判了老师的基本观点，从而超越了自己的老师。他有一句用来指导自己行动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权威必须被超越，这是科学发展的标志，否则科学就停滞了。因为世界总是一刻不停地在发展变化，任何权威的观点、学说只是对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现实情况的认识。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这种认识也就成了明日黄花。这种认识，哪怕是正确的认识，如不被超越，就说明科学已经落伍于现实了。权威一定可以被超越，因为任何权威都是时代的孩子，任何权威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因而他的认识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生命这两个因素的限制。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像，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像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13]。因此，权威并没有穷尽真理，他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得好：“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14]权威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所以，为了发现新的真理，超越权威乃是必要之举、必经之途，这也是历史赋予后人的神圣权利和义务。

上述两个方面的自由，即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对于创造性的学者的产生和学术的创新、进步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内心的自由虽然取决于学者本身，但是，倘使没有外在的自由，内心的自由就难以得到实现。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是一位哲学家，但是他说“我不敢说自己是哲学家”。为什么呢？且听他细说缘由吧。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志于做一名哲学家，而且是做一名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为此，他在1947年选择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49年后，当时有个普遍的看法，只有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以被称为哲学家，而其他人只能是“哲学工作者”，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他们的任务只是解释这些伟大人物的哲学思想。因此，汤一介说，他讲的课只是教条式地解释他所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篇章字句，没有一点创造性，也可以说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他所写的关于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文章，大多是根据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给每位哲学家戴上“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帽子，定性为进步或反动。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主要是研究中国哲学史，虽然也时常提出一些哲学问题，不过都没有成系统。他自认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哲学史家，但算不上哲学家。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哲学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哲学史家是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通过反思，他找到了他没能成为“哲学家”的原因，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因素。汤一介说：“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没有‘思想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这怎么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家？”[15]一位年届八旬的大学者如此这般的人生经验和感悟，不是非常发人深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