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学者的人格

我国有一条古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讲的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原则，就是一生中都要把做一个有德之人放在首位，而且，要把崇尚道德贯穿到做事情（立功）、做学问（立言）之中。这条古训可以说是金科玉律，而且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重温这条古训，切记搞学术研究要恪守学术道德。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解决存在于各个学科领域中的疑难问题，理论的或实际的问题，从而推动学术的进步。为此，每个研究者都应该不畏艰难，潜心研究，写出有创见的论文，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于社会、于自己都有益处。对社会来说，是为学术大厦的建设添加了一砖一瓦；对自己来说，是个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和确证。学术研究中最主要的不道德行为是进行剽窃、抄袭和作伪以谋取私利。剽窃者和作伪者各怀不同的目的，或是评职称，或是求学位，或是沽名钓誉，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后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危害社会，戕贼自身。对于社会来说，这种行为严重地败坏了学界风气；对于个人来说，无异于窃贼、骗子，一旦被揭发出来，就会落得个身败名裂。

为了从根本上端正学术道德，杜绝种种不端行为，我很赞成梁启超的看法，那就是学者应养成“学者的人格”。什么是“学者的人格”呢？梁启超说：“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40]王国维持同样的看法，他写道：“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41]所谓“为学问而学问”亦即“视学术为目的”，讲的是对待学问的一种态度，其要义就是要以学问本身为目的，而不要把学问当成求名利、邀恩宠的手段；就是要捍卫学问的尊严与纯洁，攘除学问之外的各种因素，比如权势的干涉与名利的诱惑。学者的人格是由学术的本性所决定的。学术必须以其自身为目的，而不被当作他者的工具，才能发展、繁荣，如王国维所说：“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42]因此，以学术研究为职业、为生命的学者，就必须具有为学问而学问的人格。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都会认同“为学问而学问”的原则。法国物理学家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e,1854—1912）表示：“我希望捍卫为科学而科学的准则。”[43]

让我们来看一些“学者的人格”的榜样吧。我国春秋时期齐国的太史堪为“为学问而学问”的不祧之祖。在某种意义上说，史官也是历史学者，他为历史学记录与保存历史事实，为历史学提供最基本的材料。齐国太史有什么样的作为呢？齐国大臣崔杼谋杀了齐庄公，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怒而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照样接着写，都被杀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然照样写，崔杼不得不放过了他。还有一个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被杀了三人，就写好了内容相同的竹简要去见崔杼，得悉此事已了才算作罢。[44]齐太史兄弟四人及南史氏为了保存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这就是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的人格。我们再来说一个“为学问而学问”的楷模吧。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是一位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被教会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托勒密的地心说，无所畏惧地坚持与之对立的哥白尼的日心说，因触犯了教会而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布鲁诺宁死不屈，他豪迈地宣称：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他为坚守“为学问而学问”的原则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或许有人会问，为学问而学问是不是不管学问之有无用处呀？我以为梁启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确有见地。他说：“就纯粹的学者见地论文，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45]至于讲到学问的有用与无用，可以说凡能成为学问者，皆有其用处，有其价值。一切学问皆以探求真理为旨归。每一门学问把它的领域内的真理揭示出来了，这不就是它的用处、它的价值吗？再说，为学问而学问的原则并不是要把学问关在象牙塔里，与世隔绝。决非如此。为学问而学问的原则并不反对和排斥学问对现实社会的有用性。拿历史研究来说吧。研究历史似乎跟现实生活有距离。其实，研究历史于现实很有用。其用处就在于以史为鉴，资治当世。用《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的话说，就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就是要求尊重历史，忠实于历史，以揭示历史的真相为标的，写出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历史。这样恰恰能使历史研究这门学问更好地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同“为学问而学问”这个准则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学术上的诚实与卑鄙。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甚为关注。学术上的诚实，就是坚守自己经过研究而得到的（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观点，不因外力的影响而改变。马克思非常推崇这种态度。他认为，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就是一位具有诚实态度的学者。马克思指出，李嘉图以发展生产力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他忠实于这个原则。因此，对他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他也是欢迎的。如果说他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他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就像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46]与此相反，为了维护某个阶级或集团的私利，来建立自己的观点，或者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使之与某个阶级或集团的私利相符合，这就是学术上的卑鄙。马克思写道：“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人‘卑鄙’。”[47]在马克思看来，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是这样的卑鄙之徒。他也鼓吹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他把工人贬低到驮畜的地位。然而，同样的生产的要求，当它威胁到地主的地租、教会的什一税时，当贵族的某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时，他就不是为了生产的利益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为此目的，他不惜在科学的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就是说，他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惜伪造科学。[48]像这样的学术上的卑鄙之事，在学界并不鲜见，所以值得我们警惕。有的人在学术上并无定见，他的观点随时可以改变，紧紧随着政治之风、舆论之风转，就像风信鸡随着风向转一样，这就是学术研究上的“风派”。

学者的人格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学问要怀敬畏之心；第二，做学问要有诚实之德。学问是追求真理的事业，能不敬畏？对学问常怀敬畏之心，才会生发出把毕生的心血投入学问的志向，才会把学问本身作为目的来研究，而不是把学问仅仅当作工具和手段，去为学问之外的目的效劳，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学问而学问”。以诚实的品格来做学问，才能保持学术的良心，尊重事实，信守自己由研究得来的观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只说真心话，不说违心话。季羡林以这样的话自勉：“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我看此话亦可作为学人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