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清朝末年三岩的政治管制
穿过历史的烟云，三岩在劫掠的刀光剑影当中走来。1770年，“萨安（三岩）匪放夹坝，竟于驻藏大臣常住宿之地，劫掠巴塘副土司特码骡马，实属无法纪”[30]; 1779年，“三艾番劫抢达赖喇嘛茶包，并伤毙护送人等”[31]，这些都是有关三岩较早的文字记录。光绪帝即位（1875年）后，三岩地区“夹坝”事件又有滋生之势，时人说当时三岩“番民多为夹坝，行旅戒心”。影响较大的有三件，即“大石包”案、“桃核园”案、“讷钦折匣被劫”案，可谓光绪年间的三岩“三案”[32]。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兵攻之，因人强山险，未能深入，反提银400两与之，又割巴塘喜松工之地相送，名曰保路钱，饬保大道不出劫案。嗣后依然劫案迭出。[33]清政府恼羞成怒，再次用兵征讨三岩。1897年前后，川、滇、藏边务大臣赵尔丰曾三剿三岩，但都屡屡受挫。直到1910年，赵尔丰才联合德格土司攻克三岩，设三岩委员会，由此揭开了一段“王化”的历史。
本节从光绪年间的三岩“三案”谈起。
（一）光绪年间的三岩“三案”
光绪之世（1875—1908年），三岩地区“夹坝”事件[34]。影响较大的有三件，即“大石包”案、“核桃园”案和“讷钦折匣被劫”案，谓光绪年间三岩地区的“三案”[35]。
1.“大石包”案
光绪五年十一月庚午（1879年12月13日），光绪帝“赏成都副都统维庆副都统衔，为驻藏帮办大臣”，着令其由川入藏。第二年（1880年），维庆由川藏线入藏，在三岩“大石包地方”，被“三岩野番数十人”“拦路劫抢，杀毙引马人夫”，乃至“地方官带领土目查拿，仍敢施放枪炮，肆行抗拒”，所以光绪帝谕令成都将军恒训、四川总督丁宝桢、驻藏大臣色楞额、帮办大臣维庆“即饬该地方文武认真捕缉，从严惩办”,“以儆凶顽”。此案尚未水落石出，1881年，“核桃园”案又发生了。
2.“核桃园”案
核桃园距大石包20里，也属三岩之地。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巴塘教堂司铎梅玉林前往盐井，并未知会地方官照料，行抵核桃园被三岩野番杀毙，劫去骡马、箱只、茶包”。当晚，梅玉林及雇工教民向兴顺等人在核桃园蛮塘驻营，准备过夜，闻讯赶来的“蛮兵四郎洛布”反复劝诫梅玉林勿在此处留宿，但梅玉林这位法籍天主教神父不从。当天深夜，梅玉林一行被几十名劫匪打伤，劫去驮骡十三头、骑马二匹、箱两只、茶包一只以及一些其他物品。这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
3.讷钦折匣被劫案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岩人又争夺了“讷钦折匣”（装有奏折之匣）。查办此争夺事件后，恭寿上奏，消于上、中、下三岩设立土千户，归巴塘文武管辖。但是实际上清朝的力量仍未深入三岩区域。在《清实录》中，三岩地方的人被称为野番，向不归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彼此隔远，势难管辖。
这些案件表明，三岩人历有争夺偷盗的习惯，只要有机会，三岩人就会不分对象地夺取财物，即使是伤害对方也在所不惜。这种风气虽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是，由于三岩距离地方政治中心遥远，所以始终难以管制。
（二）晚清赵尔丰时期的“三岩”
三岩的意思是一个地势险要的地方，当地人说，在赵尔丰进藏之前，三岩实际从未受过任何方面管制，因而赵尔丰称之为“野番”。清季，随着边疆危机的日渐急迫，清政府决心改革藏政，经营川边，以挽救“藏危边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兼署驻藏大臣。赵尔丰迅即于巴塘展开改土归流，之后逐渐推广于康区各地。为了保障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赵尔丰指挥所率边军分驻康区各地，讨剿以土司、寺庙为首的反抗力量，以武力推动改土归流。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桀骜不驯的“三岩土番”成了赵尔丰边军的进剿目标之一。
进剿“三岩土番”的起因，据赵尔丰称是三岩土番“捆我兵弁”，残害边军。他在上报清廷时言此事起因[36]如下：
该匪竟敢大股出巢，于臣所驻三千里外，肆行抢掳，并将递送驻藏大臣公文台兵劫去痛笞，将公文撕毁，声称杀尽汉官、汉人等语。臣于德格与三岩接界隘口，派兵防守，免其出巢劫掠。什勇丁占奎出棚望哨，竟为该匪劫去，三日始归，遍体血污。据称，该什勇巡哨仍在德格界内，查看各山形势，不意岩匪伏于隘口之内，突出十余骑，将其掳去，入一深林，先缚于大树，剥脱净尽，后将两足倒缚马尾。该匪等即鞭马疾驰上山，山石嶙峋，周身皮肉尽脱。该勇抱一树根，尽力挣脱，随亦昏晕，大约该匪等见其已死，舍之而去，半夜苏醒，始得匍匐回营。
从这一史料可以看出，清政府把三岩人视为“野番”和“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是由于三岩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与外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较少，由此形成了三岩人自己的道德观、荣誉观和价值观，即三岩人的“集体意识”，这就出现了与清政府不同的看法。在清政府看来，三岩人是“野番”和“匪”，而在三岩人自己看来，则既不是“野番”也不是“匪”，而是地地道道的三岩人。对此，笔者可以想象到清政府把三岩人认为是“野番”和“匪”会让他们多么难受。
赵尔丰对三岩推行改土归流措施，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37]，在政治制度方面，废除川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经济制度上，规定所有土地皆为皇帝所有，耕种土地的百姓，从此成为政府“佃户”。当地人对赵尔丰是怎么评价的呢?
三岩在赵尔丰部队进占以前是没有人管的，三岩人自称为日格本墨龙巴，意思是没有人管的山野地方。三岩土匪经常去抢巴塘人的财物，巴塘清朝政府官吏曾利用宗巴玉巴的云朱呷马、给予头人名义、赠给钱财，使其管制三岩土匪不去抢巴塘，但效果不大。到1910年，赵尔丰为康藏边务大臣，才初次派部队进驻三岩，三岩人传说是因阿尼人去抢巴塘人的东西，据说赵尔丰在进三岩前曾打伤过三岩土匪，但无什么效果，赵尔丰和其助手到贡觉时，令贡觉、白玉、巴塘等部一齐向三岩进剿，并曾在贡觉杀其驻军逃兵哨长张台彪等一二十人，使三岩人大为受恐吓，两三路部队进到三岩杀了几个土匪，将阿尼抢军队送信人的土匪杀了，三岩土匪活动大大减少，以后即设官吏治理三岩，称三岩为三岩设治局，以设治委员主其事，重新任命头人，办民兵管地方，并经常驻百人以上部队，是平静了一段时间。民国以后，军阀内战，昌都局面维持不好，这时土匪即又活跃起来，在1917年，曾有察雅聚集一二百人报复炯古牛场的事件，拉萨进军进占昌都后，1918年由藏军蒙古教官为三岩宗本，带兵百十人进占三岩，这时对土匪严厉镇压，杀了几个土匪，又平静了一段时间。[38]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由于三岩在晚清赵尔丰时期之前是一个没有人管理的地方，所以被人称为“恶习之地”“野蛮之地”。清政府认为，赵尔丰采取强硬措施后使三岩人的“威风”有所收敛，但是，一旦措施不严，他们又“放纵”起来，赵推行的改流措施就是一个见证。实际上，由于清政府对三岩人管制较少，长期以来，三岩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族群意识”，所谓的“收敛”是三岩人发现清政府力量大于他们自己的力量时而暂时产生的恐惧心理，而“放纵”则只不过是三岩人恢复到他们的真实面貌而已。
（三）民国期间的“三岩”
中华民国成立后，昌都一带归西藏政府统辖，甘孜一带归德格土司和国民党统辖，那么，三岩被谁统辖呢?
1911年（清宣统三年）9月，历时6年半的川边（康区）改土归流在辛亥革命浪潮中草草结束。民国初期，国内政局动荡，土司复辟，形成“流”“土”混杂的局面。1913年，白玉州改称白玉县，隶属川边道，1915年，张毅因陈步三之乱失守康定，北京政府将其撤职，委边军统领刘锐恒继任川边镇守使。刘锐令分统刘赞廷驻巴安（今巴塘）。1918年，藏军占领了德格、邓柯、石渠，直攻白玉。
德格家族在康区是权势较大、辖地较宽、统治较久、影响较深的土司家族，德格土司家族世系最早始于元朝。元世祖中统一年（公元1260年），德格酋长四郎仁青以“色班”（膳食堪布）身份，随西藏萨迦法王八思巴去京城朝站、讲经，被封为千户官，颁赐了印信号纸，是为德格有土司之始。[39]朝廷在藏区推行“因其俗而柔其人”、“僧俗并用，军民通摄，土官治土民”的少数民族羁縻政策，明清时期，朝廷在藏区因袭旧制。[40]清初，为便于家族政治统治，第七代土司向巴彭错首次划分行政区划，将整个土司辖区统称为“德格色”（德格国）或“德格吉考”，又将辖区牧业区按地理位置划分为5个较大的牛场部落，将农业区划分为麦宿、扎柯、柯洛冻、更达、白垭、龚垭、玉隆、卡松渡、汪布顶（以上属今德格县）、河坡、热加、赠科、登龙（以上属今白玉县）、江达、岗拖、格色、戈勤、桑珠用（以上属今西藏江达县）共18个农业宗（每宗面积与人口相当于今县辖行政区），以分封的形式在各宗和部落委派大头人治理，大村和小村委派小头人治理。至十二代土司登巴泽仁执政期，土司辖区进一步扩大，牧区共划分为43个牛场部落，农业区加上新增划的曲德、绒松、莫扎（今江达县）、萨马、盖玉、章都、麻邛（今白玉县）共有25个农业宗。此后，德格土司辖区还有所扩张，但在新兼并的今石渠县周边牧区、白玉县昌台、甘孜县绒坝岔、新龙县阿斯羊雀等地未再增划宗和部落，只封置大、小头人控制。[41]这些材料说明小三岩不在德格土司家族统辖的范围之内。为此，笔者还作了下面的访问。
访谈人：当真则仁，男，72岁，山岩乡色麦村人[43]
我一直居住在山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这里就一直由共产党统治，除此以外，从来没有其他的政治组织对山岩进行过统治。德格土司当年的治理，只管到了盖玉乡和萨马乡，从来没有管到山岩。之所以没有管到山岩乡，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我记得小时候，从盖玉到山岩没有路可通，人们通行主要靠骑马，时间长了，成了一条马路，路面宽大约只有一米，而且路面崎岖不平。你来过我们山岩就知道，有些路段太险峻了，常常有人骑马摔伤了或者摔死了。因此，要进出山岩包括运送粮食到山岩都极为不便。但是，盖玉就不同，从盖玉到萨马、到白玉的路面都较为平整，而且路面也较宽，食物运送、管理起来也较为方便。因此，德格土司没有把山岩列为管辖的范围。我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在上世纪初，盖玉有个土司头人，名字叫麻戊翁堆，他做了两年后，让位给儿子诺松登珠，他对盖玉管得相当好，他会把他种植的圆根分给村民，大家对他评价很高，但后来他被赵尔丰赶走了。除了诺松登珠以外，其余的土司好事坏事都做，村民对他们的评价没有诺高。
访谈人：扎西多吉，男，75岁，盖玉乡德来村人
在盖玉，德格土司对我们来讲主要是把土地权确认为土司所有，我们要种植农作物必须由他们来统一按照家庭人口数量划分，土地一旦划定，就很难取得更多的土地，因为我们这里土地贫瘠，可耕地少。取得土地后，我们每年要向土司头人上交粮食、牦牛肉等，具体的数量由土司头人根据人口的多少、土地的多少、田亩的肥沃程度确定。土司头人有好也有坏，好的头人少，坏的头人多，说他好，主要是他做事情很公正，说他坏，是因为他会挑拨是非，激化相互之间的矛盾，甚至还公然抢走村民的财物。尽管如此，土司还是倚仗他的势力维护了我们当地的稳定，在土司管理期间，这里没有特别大的事件发生。但是土司只管到了盖玉，历史上从来没有管到山岩，因为山岩交通不便，想管也管不了。
结合历史文献和访谈资料可以看出，德格土司家族管制的范围主要是在山岩乡的外围（盖玉、萨马），对江东山岩管制较少。西康建省后，国民党才委托土司进行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