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地理的阈限及新的可能之地

尽管实现绝非不可能，却于笔者而言，有着诸多艰难。虽然有关加拿大华人文学的探究已有四五年的光景，现在又转向加拿大华人史，但由于地理的阈限，笔者缺乏真切的离散体验，尽管可以通过作品阅读及其想象来进行一番补救，但仍然未必能够见其全貌，以致容易陷入“不见森林，只见树木”的研究困境。

首先是资料的搜集与获取。虽然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强化了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压缩”，为诸多研究，特别是资料累积方面带来了很大的便宜，但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替代实地考察、田野调查等直观的资料搜寻与积累。特别是，加拿大华人史料长期的边缘化处境，很多时候是需要在现实故纸堆里爬梳与分辨的；即便一部分被虚拟化、数字化，但网络世界同样是有壁垒与疆界的。由此，若想写一部真正的加拿大华人史，就必须考量所掌握史料是否充分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也是自李东海以来，每个历史学家都共同关注的问题。

史料是历史写作的基石，并将为历史学家提供书写的自信与动力。黎全恩曾在《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的序言中指出：“这本书尽可能使用了在加拿大迄今为止可以找到的有关华人的原本中英文文献和可信资料，并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实地采访了早期华人的后代，为这段风雨飘摇的百年移民史留下活的见证。因着严肃的学术钩沉，在以前有关加拿大华侨历史的各类中英文著作和论文中的不少错误和谬传，乃至空白，也得到了纠正和补充。”[14]与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黎全恩的自信相较，就史料的掌握而言，笔者是有自知之明的。但对“历史的边界”问题的聚焦，特别是考虑到加拿大华人史写作的具体历史语境（比如，早期可信史料的匮乏等，后文详述），让加拿大华人文学的历史性在历史写作中得以彰显，特别是水仙花及其作品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有关“历史与文学统一”的认识论，让史料的范围跨越了传统的藩篱，进入了一个新的可能之地，即笔者特别关注的与加拿大华人史相关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学作品，而这些“新史料”，在以往的历史写作中，大都是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被遗忘与疏忽，特别是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