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史料”及其有意味的选择

水仙花（Sui Sin Far）及其作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实际上，在加拿大华人史写作中，一直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即早期可信史料的匮乏。具体而言，即在1858年至20世纪初期的历史区间内，鲜有中文史料保存下来，而英文史料，由于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的影响，难免带有“白人”的有色目光与趣味。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在书写这一段历史时，很难找寻到充分的史料，所以推测与想象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叙事的主流风格。当历史写作离开了史料的基石，而以想象为叙事的核心时，“历史的边界”必然将涵盖文学。事实上，水仙花的作品，除了学界所熟知的小说之外，还存有不少的新闻作品，甚至是研究性作品；即便是小说写作，其想象也是倾向于写实风格，更不必说其他作品所涵盖的历史意味了。总之，在笔者看来，水仙花的作品不仅是史料，还是历史本身，而它们在历史学中的缺席，很有可能是由于学科的偏见，以致束缚了历史边界的延展。

由于水仙花及其作品的历史性存在，以此为背景，成了笔者观照“历史的边界”的起点，但寻求历史学与文学的统一，并不是要刻意掩饰、遮蔽、模糊“历史的边界”，而是要在警惕历史学与文学同一的前提下，在承认二者差异的基础上，打破学科中心主义之于历史的束缚，进而在开放的视野之中重构历史的空间。基于此，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能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就加拿大华人史的具体语境而言，我所关注的文学作品，除了处于过去之中的水仙花、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作品之外，还有基于史料而在现实语境中进行创作的历史小说，比如张翎的《金山》《睡吧，芙洛，睡吧》、陈河的《沙捞越战事》、亦舒的《纵横四海》、葛亦凡的《他乡风雨》等；基于成长记忆，透过下一代视角来回顾华人历史的家族小说，如李群英的《残月楼》（Sky Lee,Disappearing Moon Cafe）、崔维新的《玉牡丹》（Wayson Choy,The Jade Peony）、方曼俏的《龙记咖啡馆的午夜》（Judy Fong Bates,Midnight at the Dragon Cafe）、郑霭玲的《妾的女儿》（Denise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玛德莲·邓的《确然书》（Madeleine Thien,Certainty）等。除了上述具有历史小说、家族小说特征的文学作品之外，还有一批以展现大陆新移民在加拿大生活历程的，具有一定时间长度的“现实小说”（它们与一般的现实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具有较大的时间长度，基本可以涵盖整个大陆新移民的移民历程，特别是《移民梦》：叙事时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如贾葆蘅的《移民梦》、曾晓文的《移民岁月》等。

从1858年开始，迄今加拿大华人已走过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但这一段历程就历史学而言，尚不能称之为长久，加之，加拿大华人在过去的边缘处境，致使与其相关的文献记载与史料留存有一定的限度。这也就意味着，加拿大华人史的写作，较容易成为一个“历史重写本”[15]。于是，“影响的焦虑”将促使历史学家在写作过程中，更着意在有限的史料中创造新的观点，或者发现新的视角，以致相互之间的参照与比较，将成为常态。基于这种历史学作品之间互文的常态性，笔者与传统的历史学写作有所不同，除了参照与比较之外，更是将这些历史学作品视为一种“新史料”进行解读与阐释，通过挖掘与窥探蕴藏其中的作家的声音，来重构一个与以往相较有所不同的加拿大华人史写作。

这些“新史料”大致有李东海的《加拿大华侨史》，许简邦的《加拿大华侨概况》，李胜生的《加拿大的华人与华人社会》，杰姆士·莫顿（James Morton）的《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中国人》，魏安国（Edggar Wickberg）等人的《从中国到加拿大》，陈国贲的《烟与火：蒙特利尔的华人》，陈国贲、丹尼斯·郝丽主编的《挣脱枷锁：加拿大华人反对种族主义百年史》，黄昆章、吴金平的《加拿大华侨华人史》，李未醉的《加拿大华人社会内部的冲突与合作（1923—1999）》，黎全恩、丁果、贾葆蘅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David Chuenyan Lai（黎全恩）的 Chinatowns: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Peter S.Li（李胜生）的 The Chinese in Canada（2nded）,Anthony B.Chan 的 Gold Mountain等。

由于地理以及所聚焦问题的阈限，笔者很难在写作的过程中涉及所有的历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这种主动地和被动地选择，让本书具有某种局限性，甚至会造成某种遗漏和疏忽，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视野和文本空间本身的有限性，这种研究的局限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开脱，而是一种郑重的提示：提醒自己，不可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在此刻一劳永逸地给予解答；明智的选择是，要有所聚焦，同时也要有所舍弃；尽量只做自己此时此刻能做的事情。也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本大都具有某种代表性，而不是简单的显现。无论是公开出版，还是文化和语言的旅行，之所以能够选择它们，而不是另外一些，这本身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当然，认识到这一点，并不能否认疏忽与漏洞，却有可能主观地避免以偏概全的自大行为和心理，虽然还是有可能摆脱不了坐井观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