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隶变
在秦系文字由籀文发展到小篆的同时，简便实用的手写体草篆也在日常书写中被广泛使用。“草篆”即草率而急速书写的篆书，有省简结构、并连笔画的特点。它的出现与使用，加快了隶变的过程。所谓“隶变”，是指篆书在转变到隶书的过程中，书写者通过快写、拆变、省略、假借、合并部首等方式，改变和简化原有的结构和用笔方式，变曲为直，变繁为简，变长为扁，且在变化中逐渐形成规律并被普遍运用。
发生在战国时期的隶变过程，正是中国文字由古文字系统向今文字系统的演变过程。战国后期出现的《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简牍中，可以清晰地找寻到秦篆隶变的轨迹。1980年四川省出土的秦地《青川木牍》，牍上三行墨书的书写时间定在战国后期秦武王二年（前309），被视为目前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此牍篆书中圆曲的笔画已经少见，体势趋扁，但无明显波磔。作为大篆快写趋向隶书的过渡期作品，还夹杂着许多篆体字，显示了与其隶变母体——同时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青川木牍》在章法上纵有行，横无格，字距大、行距小，是竹简书写章法形式的发展。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战国至秦古城遗址发掘出土了36000余枚保存完好的木质简牍，书风与《青川木牍》接近。从书体角度而言，这些简牍简率的用笔意识和参差不齐的天然美感，与西周时期金文所具有的严整、匀衡、对称、凝重大相径庭，展现了与金文系统完全不同的书法语言和审美样式。1986年发掘出土的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与《青川木牍》相比显得粗重草率，但笔意大致相同，反映了秦篆向隶书转变时期的特征。1975年发掘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成书于战国后期至秦统一初期，其隶书从秦篆体胎中脱出，形体中尽管保存大量的母体痕迹，留有篆书中锋圆笔的笔法，但与《青川木牍》相比，隶化的特征进一步加强，破坏和肢解着秦篆的书写方式，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较石刻文字更直接地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部分简上有明显的连笔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在秦系文字进行隶变的同时，其他各国文字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春秋晚期至战国中后期各系文字都处于变革状态，总体上来说是对大篆系统的官用文字进行着隶变，从晋地的《侯马盟书》、《温县盟书》、楚地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等作品中萌发了早期隶书的胚芽。在楚帛书中，已显示了快速的书写动作和圆弧形的笔势运动，这种有规律的笔势正是隶变的典型特征之一。此外，战国中期的楚简如《长沙仰天湖楚简》、《湖北郭店楚简》、《信阳长台关楚简》、《包山楚简》等，其文字较盟书上的用笔更加自由放松，因简条狭长，形成了左右撑足而字距较大的特殊章法，虽字形仍呈长方，但用笔明显地表现出横势。这种在竹简上书写章法到汉代竹简亦未改变，后来汉碑上书写的章法即由此演变而来，楚简上明显的快节奏书写和连笔意识都体现了草篆的特征，与楚帛书上的文字相呼应。
《青川木牍》，战国时期，公元前4世纪，墨迹，正面3行121字，背面4行33字，木牍长46厘米，宽2.5厘米，厚0.4厘米，四川省博物馆藏
《里耶秦简》，战国时期，长约23厘米，宽1.4-5厘米，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秦系文字在秦统一六国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战国秦篆中的“正体”转变为小篆，另一方面，俗体文字使用的频繁，促使书写速度的加快和笔画的简约化，即所谓的“奏事繁多，篆字难成”[10]，因而初有古隶，以趋约易，发生“隶变”后，衍生出隶书，可见小篆和古隶是由战国秦篆同时派生而出。
从甲骨文到金文是沿着刀刻、凿铸道路发展的，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朱墨书迹中清楚地看到“隶变”的过程，并显示了毛笔在中国书法史上广泛应用的开始。毛笔的书写速度大大加快，而且表现力更为丰富，特别是其笔法技巧，构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核心因素。书家的独立书写中，个人性情与精神指向在书迹中得到充分体现。以毛笔进行书写的书迹与带有工艺性质的甲骨文、金文、石刻书迹有着鲜明的不同，也是后世所说“书卷气”与“金石气”的分野。
[1]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载《考古》1972年第3期。
[2] 许慎《说文解字·叙》，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5页。
[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页。
[4] 《庄子·胠箧第十》，见《诸子集成》三，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1页。
[5] 许慎 《说文解字·叙》，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4页。
[6] 南原是秦国故都之地，西临汧水，南面渭河。唐宪宗时，石鼓存放在凤翔孔庙。北宋凤翔知府司马池（司马光之父）又将石鼓移置凤翔府学，但其中一鼓已经遗失。宋皇祐四年（1052），向传师在民间访得遗失之鼓（可惜该鼓已经被民人凿成米臼），重新凑齐十鼓。宋大观年间（1107-1110）又将石鼓从凤翔迁到汴京，先置辟雍，后入宫中稽古阁，徽宗宝爱之，命人用金填入字口，以绝摹拓之患。金兵破汴京后，将石鼓掠走，运往燕京（今北京）。此后，元代又将石鼓安放在国学大成殿门内，分左右两壁排开，此后明清两代，石鼓存放地一直未变。
[7] 唐兰《石鼓年代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
[8]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艺林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5页。
[9] 许慎《说文解字·叙》，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5页。
[10] 卫恒：《四体书势》，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