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统一典范

一、秦代的小篆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并颁布一系列政令，其中之一是“车同轨、书同文”。因战国时期的各国语言不同，文字各异，秦丞相李斯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得到秦始皇的采纳，秦始皇令李斯等人对文字进行整理，使之统一和规范，小篆成为秦的官方书体。

小篆在战国后期即已成熟。早在春秋后期的《秦公大墓石磬铭文》和战国的《秦封宗邑瓦书》中已有小篆的基本面貌，而战国秦《杜虎符》和战国秦《新虎符》的字体已十分接近统一后的小篆。秦朝统一六国文字以小篆为基础，经过丞相李斯等人的规范、整理后在秦代流行。

秦代小篆笔画圆转流畅，较大篆整齐，主要用于官方文书、纪功刻石和印章中，促进了文字的传播和地域间的交流。从泰山、琅琊、峄山、会稽等处所立秦始皇东巡时的纪功刻石以及秦诏铭文、权、量、陶文、瓦文中可知，秦篆在当时已广泛传播。小篆在秦统一后的规范，扼制了各地文字异形的现象，促进了汉字的发展。同时，随着秦篆的统一，并成为唯一的官体文字，发展中的民间古隶隶变对象也趋于专一，为隶书的发展成熟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泰山刻石》，秦代，公元前219年，篆书，北宋拓本，存165字，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石四面刻，凡22行，满行12字，刻石现存山东泰安岱庙

《琅邪台刻石》，秦代，公元前219年，篆书，纸本墨拓，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石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今存13行86字，刻石原在山东诸城，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应当指出，秦朝时在小篆通行的大格局下，其他书体并未完全废绝。东汉许慎说：“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1]许慎所说的“秦书八体”并非严格的书体概念。“刻符”是指铸刻或书写于符节上的书体，是标准的小篆；“摹印”是将小篆加以变化调节，用于印章，随印赋形；“署书”用于门榜、封简题字；“殳书”是刻在礼仪兵器上的铭文。这些都是秦文书体在不同场合、情况下的运用。而“虫书”更是以虫、鸟、云纹等花纹在笔画上进行美化装饰的篆书；“大篆”为战国时代秦篆的遗存，在秦代已不再是主要的通行书体。“小篆”是标准的官样书体；“隶书”为民间俗体，秦代已十分通行，它虽不是官样书体，但却代表了书体发展的趋势，有着特殊的意义。

秦代书家中，最重要的有李斯、程邈、赵高、胡毋敬。李斯，生年不详，卒于秦二世二年（前208），楚国上蔡人。秦统一后，建议实行郡县制，后官至丞相。秦始皇二十六年，罢六国不与秦文相合的文字，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均采用新改定的小篆颁行天下。史载李斯工篆，多次随同始皇出巡，多有纪功刻石，虽无署名，但李斯能工篆法，诸刻出于其手是可能的。唐代李阳冰标榜祖述李斯小篆法，这种写篆风气在元明清得到推重，故历史上称之为“二李之法”。程邈，字元岑，下杜（一说下邽）人。初为衙吏，因得罪始皇，被关于狱中十年。程邈在狱中省改大篆，使秦文篆书重新规范划一，奏之始皇，获赦并出任御史，负责清理文字。王愔《文字志》列其名于李斯后，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程邈“善大篆”。赵高，卒于秦二世三年（前207），赵国人。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亦称其“善大篆”，张怀瓘《书断》称其“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书”。秦始皇“书同文字”时，作小篆《爰历篇》，与李斯、胡毋敬所作小篆并行天下。胡毋敬，初为栎阳狱吏，后官太史令，张怀瓘《书断》列其书为“妙品”，称其“博识古今文字，亦与程邈、李斯省改大篆，著《博学篇》七章，覃思旧章，博采众训”[2]。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曾有四次东巡，途中为颂其显德而昭明天下，在多处刻石，如《琅邪台刻石》所写：“群臣相与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这些纪功刻石，均以标准而规范的小篆写成，大小划一，粗细一致，充分体现了秦王朝威严、博大的气象。《史记》著录的秦代刻石文献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3]现存的秦代《泰山刻石》和《琅邪台刻石》相传为秦丞相李斯所书。这些石刻，结体匀称，字形呈长方，上下取纵势，偏旁部首基本固定，笔法圆转宛通，中锋用笔，藏头护尾，结体匀称，笔画委婉而刚劲，富于端庄美和肃穆气，虽笔笔独立，然观其整体，相互依附；在章法上有行有列，森严有度，并由其纵势产生了行间大字距小的布白特点。以李斯为代表的秦东巡石刻小篆书法，影响十分深远，后世庄重场合的碑额、墓盖等，均受这种书风影响。秦代石刻开辟了铭刻文字的新纪元，与战国时期的《石鼓文》为一脉，它的大量出现为汉代碑刻文字作了铺垫。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一度量衡，向全国颁发一篇诏书。铭辞为：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欠疑者，皆明壹之。

秦二世时，又加刻一道诏书。铭辞为：

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壹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胜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传世的始皇诏辞单独出现在权量上面的作品较多。这篇诏书由政府核验，后由工匠受命制作在量器上，或将铭文铸凿于权量之侧，或以印模制作于陶量之侧，人们称其为秦诏权量铭文。又制成有铭文的一薄片“诏版”，镶嵌于权量上，被称为秦诏版。秦诏权量铭文和秦诏版的刻写非出自一人之手，一部分和当时通行的小篆书写较接近，如《始皇诏二十斤铜权》上的篆书，刻工精美，字形上较为整饬工整，如“皇”、“兼”、“壹”等字，和秦纪功刻石《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等上面的小篆相类。但大多数秦诏版和权量铭文表现得自由而率意。多数纵有行、横无格，字形大小不一，错落有致。有的出于民间工匠之手，或缺笔少画或随意简化，显然受到当时民间俗体秦隶的影响。

从传世可靠的秦权量和诏版文字的风格来看，可分圆婉和方劲两路。如《始皇诏十六斤铜权》、《始皇诏五斤铜权》、《秦始皇诏量》等体势开阔，笔画圆劲婉通；而《始皇诏铜方升》、《两诏铜椭量》则突出了“契刻”的刀味，笔画方劲健挺。秦诏铭文中除规范工整一路的小篆风格外，简率不规则者代表了秦代小篆书法中自由奔放一路的风格，与整饬的东巡刻石风格形成对比。由于多数秦诏铭文属于后者，为凿刻而成，多呈方势，短促的节奏和瘦硬峭峻的笔画形成其特有的风格，与传统金文圆转流动的笔势不同。这种特色，对汉代金文风格产生很大影响。

《秦始皇诏量》，秦代，通长24.5厘米，高5.5厘米，口长15.6厘米，口宽9.5厘米，青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秦代的金文作品，还包括虎符、泉币、印章铭文和散见于秦代的各种兵器、铜车等上面的文字。如《阳陵虎符》、《大騩铜权铭》等书体为工整的小篆，谨严浑厚，与《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大小虽异而体势相同。秦代圜钱上的“半两”二字，风格较近秦诏铭文。秦代的印章，摒弃了战国时期印章使用同期金文的主流，开始使用摹印篆，与战国金文中使用的环状线条和斜向运动线条有异，摹印篆严整中寓舒展，趣味迥异于大篆。秦印铭文把小篆的典雅、峻秀通过镌刻表现了出来，尤显秦金文的特色。

《大騩铜权铭》，秦代，铜器铭文，纸本墨拓，102字，南京博物院藏

秦代的陶文，主要包括陶器上的印陶文字与刻划文字、砖瓦上的戳印文字、凿刻文字等。秦代陶器上的打印戳记和刻划文字，多出于下层官吏或制陶工匠之手，如山东邹县出土的《始皇诏陶量》圆润工稳，仍保留有浓厚的笔意。1977年陕西凤翔县出土的《隐成吕氏陶缶》，其铭文刻有陶缶的容量、所有者姓名等，其书体为小篆，在刻划中形成方折，与秦权量诏版刻辞风格相似。秦刑徒墓志为陶瓦，形制、材料、文辞均简陋，字在篆隶之间，为简率的刻划，从中可见隶变过程中的简化途径和下层大众对小篆的掌握程度。又如山东邹城邾国故城出土的秦代陶文主要为诏文，刻在陶质量器上，有刻划和钤印两种。刻划陶文笔画劲健、挺拔，钤印陶文字迹清晰，笔画匀称，字体为典型的秦代小篆。如“立号为皇”布白严谨，章法统一；“诏丞相状绾法”笔画圆润，有烂漫之趣。　“治”、“贤”等字为刻划小篆，点画苍茫，字形上开启汉篆。

《始皇诏陶量》，秦代，公元前3世纪末，高8.5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13.5厘米，山东邹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近几十年，考古学家又在秦都咸阳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及秦墓葬中发现大量秦代陶文，包括秦砖、瓦、陶器、陶俑等。其中戳印铭文书多为篆书，刻划铭文多为草篆、草隶，这些墓志、陶、砖、瓦上的文字，刻写十分草率随意，真实地反映了秦代通行手写书体的面貌。

秦诏版和秦代的权量、虎符、泉币、　印章和其他铜器上的文字，大都使用标准小篆，它们和秦代陶文一起，体现了秦代通行文字的主要面目。这一时期的文字，字形变化丰富，有浓郁的金石趣味，多为后代书法篆刻家所师法，齐白石自称“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