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大革命分期研究的成果

1．有关大革命的上下限的划分：

我国史学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上下限的研究和划分经历从整齐划一到百花齐放的局面。最初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上限的界定是1789年7月14日巴黎起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王养冲、刘祚昌、吴于廑、齐世荣、刘宗绪等。目前，我国的众多世界近代史教材都是采用这样的划分。除此以外，还有两种不同的划分；“国民议会成立”说，即1789年6月17日法国资产阶级成立的国民议会开始夺取政权应视为大革命的上限。如林贤报等的《略谈法国大革命分期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另外一种是“三级会议召开”说。如廖士虎在《关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间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1789年5月三级会议的召开应视为大革命的开始，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从开始夺取政权到取得政权是一个过程，而资产阶级在三级会议召开时就开始了夺取政权的斗争。

关于大革命下限的划分同样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划分：（1）“热月政变”说认为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是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如刘祚昌《世界近代史若干问题》（《山东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这是早期一些学者的看法。（2）“雾月政变”说，即1799年11月9日的雾月政变是大革命结束的标志。这一部分的著作有：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泽乾的《法国文明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等。（3）“拿破仑帝国建立”说，即认为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帝国的建立作为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如麻光炳的《论拿破仑帝国的历史地位》（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4）“拿破仑退位”说，即以1814年至1815年两次退位时期为法国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如王养冲的《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的若干问题》（《历史学》1979年第4期）和《法国大革命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林贤报等的《略谈法国大革命分期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版）。（5）“七月革命”说，即将1830年七月革命作为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如康德民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结束标志的再探讨》（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作者认为，革命是夺取政权并建立本阶级的稳固的政治统治，而七月革命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建立本阶级对全社会的政治统治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2]

2．关于大革命的分期

由于对法国大革命的上下限的不同划分，从而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期就必然有不同的划分。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种划分：（1）三阶段说。这主要是早期的学者的划分方法，即君主立宪时期、共和政体时期和雅各宾民主专政时期，如王荣堂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2）五阶段说。如张泽乾的《法国文明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认为历时十年的法国大革命可划分为君主立宪派统治时期、吉伦特派时期、雅各宾派时期、热月党人时期和督政府时期。[3]（3）六阶段说。如王养冲的《法国大革命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一书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分期“应该以封建王权的削弱和毁灭、新的政治体制的出现和演变作为标志”[4]据此把大革命依次划分的六个时期：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督政府、执政府、拿破仑帝国。这一分期反映了大革命过程的复杂多变性。目前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大多数学者所接受。（4）三时期说。如马生祥的《法国大革命的分期划段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12期）一文就将法国大革命划分为革命沿上升路线发展时期（1789.7.14—1794.7.27）、巩固革命的资产阶级胜利成果时期（1794.7.27—1820.6.20）和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重新革命时期（1820.6.20—1830.7.29）。